来源：《亚洲周刊》2015年2月 

  文/邱立本

　　如果说春运是现代中国的史诗，那是因为它歌颂农民工越来越长的影子，也不断呼唤一个更有智能的制度革新与未来。

　　农民工的影子越来越长——它已经是春运人流的七成，也就是近二十九亿人次。在万马奔腾的回乡人流中，他们是主力，但也往往是被边缘化的一群，因为他们可能搭不上价格昂贵的高铁回家，也不见得会使用最新的计算机订票软件；他们坐着最辛苦、最漫长、也最危险的交通工具——从超载的公路巴士，到要超越高山与冰封斜坡的摩托车队。他们的影子映照在神州大地上，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背影。

　　他们其实就是那些在中国繁华都市高耸入云、华丽大厦的背影。如果没有他们辛勤的劳动，中国这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不可能如此高速。估计数达二亿五千万的农民工，在城市做最低廉、最龌龊、最没有城市人愿意做的工作。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完整，离乡背井，挥别了父母和儿女。他们的八千万“留守儿童”成为心里的最痛，错过了和子女共同成长的时机，也错过了生命中的珍贵时刻。

　　他们的子女如果到了城市，也和父母一样成为“二等公民”，因为他们都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更不要说没有好的住房。他们吃下“非户籍居民”的草，却要挤出城市建设的奶，喂饱了那些让中国骄傲的GDP。

　　春运其实就是让他们越来越长的影子，映照在世界史的版图上，让海内外看到那些千山万水回家的人群中所蕴含的血泪。美国作家史坦贝克《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写出三十年代美国农民工的悲凉，赢得了文学史的掌声。但中国农民工的心声，还在中国文学史的角落等待，等待留下时代烙印的作品。

　　他们也在习近平强势改革的角落等待。这些被遗忘的群体，还要面对世袭的贫穷。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农民工已经出现。在八十年代开始进城打工的爷爷，不仅看到儿子是农民工，今天还看到孙子也是农民工。世袭的身份和生存状态，成为他们逃不了的宿命？他们每年一度艰苦的春运，也是逃不了的宿命？

　　这也呼唤北京当局的变革力度，尽快推动户籍改革，加速社保制度全民化，也推动农村城镇化，超越地域与职业的限制，也是超越阶级的歧视与畛域的歧视。

　　春运是中国变革的指标。在滚滚洪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过程中，蓦然回首，看到了中国的痛苦与希望，也看到中国的光荣与梦想。这是中国改革列车奔向春天的时刻，也是春运的影子冲破宿命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