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经济学不能游离于哲学，市场不能离开政府，商业不能没有道德。然而，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缺德，以“贪婪是好”作为信条的华尔街将这种无耻推向了极致。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坦言：“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没有道德而倚重法制的资本主义如今面临严重危机，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没有道德约束甚或无道德底线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何裨益？ 1776年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起源研究》（简称《国富论》）常常被看作是西方经济学的起源。但是，斯密在撰写《国富论》之前，他还撰写了另一部更为重要著作，即《道德情操论》（1759年）。实际上，斯密先写《道德情操论》而后撰《国富论》不是偶然的，因为经济学的前身——政治经济学脱胎于道德哲学，所以只谈《国富论》而不提《道德情操论》本身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学。而道德哲学研究的主要是社会问题。&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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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次贷危机以及紧随其后国际金融大危机，令自由市场声誉扫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坠落了。但是，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守陵人仍异常活跃，他们捧着弗里德曼的灵牌、扛着科斯的招魂幡四处游走，嘴里念念有辞“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在国有企业、农村土地“私有化”受挫后，他们又在关键的金融领域，发起了进攻，试图一举实现所谓金融市场化。 多年来，出于某种利益的绑架、或心理学上的“顽固认同”、抑或对市场机制的一知半解，经济自由主义者不恰当地赋予了自由市场很多光环，自由市场被神话了。然而，自1929年的“大萧条”到2008年的“大危机”，以及期间难以数计的经济动荡，本质上都是信奉自由主义理论、执行自由市场政策的产物。事实一再证明：市场是低效的，有时甚至是无效的，不能自我纠正，市场的存在与维系需要社会兜底、政府提供保障。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是金融全球化、资产证券化、产品衍生化、运作杠杆化等使得金融部门相对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更复杂，更容易被操纵，也更加脆弱。在金融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金融动荡常态化，危机周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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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市场并非自然生成，具有极端的人为性。综观社会发展史，市场只是一类手段，根本不是目的，不是信仰，不是意识形态。早期，市场的逻辑是交换的逻辑，市场作为经济的附属长期内嵌于社会。近代以来，市场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独立的市场成为“撒旦的磨坊”，所谓“市场化”就是任由市场调节，任由资本主导，任由磨坊碾碎一切美好。19世纪30年代后方才形成的市场经济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金本位制的崩溃而崩溃，市场经济先于计划经济失败，当今所谓市场经济都是“伪市场经济”，实际是“混合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的逻辑是国际垄断资本的逻辑，所谓“市场化改革”实际就是让后进国家放弃经济调控主权，任由跨国垄断资本在本国扩张与嚣张。中国自由主义者鼓吹所谓“市场化改革”，理论上是错误的，政策上是危险的。 前言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新的转捩点，何去何从，见仁见智。在“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的声音高分贝发出之后，有人则迅速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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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其一，政府应当充分吸取过去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 城市化（城镇化）在国际、国内都有的大量的经验与教训，在有关城市化（城镇化）方面，政府的首要任务，不是积极推进城镇化，而是应当充分总结过去城镇化的经验，反思过去城镇化的教训，以之为鉴，更好地规划发展“新型城镇化”。 早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长期研究世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刘振邦曾对城市化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农村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危险而又极不科学的提法。如果农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变成了城市，那么农村也就消失了，生态也就不平衡了。因此，“农村城市化”的提法会把农村的发展引向歧途，是和人类的发展背道而驰的。“农村城市化这个提法最初出自于50年代的西方，二战结束后，当时西方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一些国家盲目提出了‘农村城市化’这样的口号，并把它当成一种模式，企图以此来把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和城市同等的程度。在此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比如日本，大量发展中小城市，结果农业用地越来越少，生态出现了严重不平衡，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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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理由一：城镇化是“促进济增长最强大、最持久的内生动力”。 这实际“唯GDP主义”，是不健康的政绩观使然。 自2012年年底，有关“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类的声调日渐高企，《人民日报》甚或载文（如2012年11月21日）刻意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认为，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差距就是潜力。从现代化发展规律看，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 然而，这些有关城镇化之动力与潜力的论调，很快遭到学者们的广泛质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 ，中国不能片面追求城镇化率，城镇化是个二三十年以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忌讳的是一窝蜂地上投资。 把城镇化当成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实质是“GDP考核的思想在作祟”。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及认为 ，我们是把城镇化当成工具了，城镇化是应该给我们&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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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工业化在现代化中占据核心地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500年来的世界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都清晰地证明：经历完整、充分的工业化，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国家就会繁荣富强；在持续的工业化进程中落伍，如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就会衰败；工业化进程被中断，如阿根廷等拉美诸国、泰国等东南亚诸国，就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被工业化遗忘的国家，如诸多非洲国家，近乎与现代文明、繁荣富强绝缘。中国的工业化远没有完成，如今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误导下，中国开启了城镇化、信息化、金融化等这个化那个化的魔瓶，中国工业化进程面临中断危险。 西方反华势力阻止、误导中国工业化 近代以来，欧洲、西方列强为了取得“阳光下的地盘”——为工业化提供必需的资源与市场——而一直在相互争斗与厮杀；在丛林法则的指导下，战胜国对付战败国（普法战争后普鲁士之于法国，一战后法英之于德国，甲午战争后日本之于中国等）的杀手锏，就是毁掉其工业设施与工业基础；此外，强权国家对弱势敌手动辄叫嚣“炸回到石器时代”，不只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所有这些都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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