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其一，政府应当充分吸取过去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
城市化（城镇化）在国际、国内都有的大量的经验与教训，在有关城市化（城镇化）方面，政府的首要任务，不是积极推进城镇化，而是应当充分总结过去城镇化的经验，反思过去城镇化的教训，以之为鉴，更好地规划发展“新型城镇化”。
早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长期研究世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刘振邦曾对城市化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农村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危险而又极不科学的提法。如果农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变成了城市，那么农村也就消失了，生态也就不平衡了。因此，“农村城市化”的提法会把农村的发展引向歧途，是和人类的发展背道而驰的。“农村城市化这个提法最初出自于50年代的西方，二战结束后，当时西方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一些国家盲目提出了‘农村城市化’这样的口号，并把它当成一种模式，企图以此来把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和城市同等的程度。在此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比如日本，大量发展中小城市，结果农业用地越来越少，生态出现了严重不平衡，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史上所走的一段最大的弯路。法国在农村城市化的引导下，耕地每年减少1%以上，农村荒芜。这种现象迅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重视，到了70年代，就彻底否定了‘农村城市化’的提法。现在，在西方任何一份报刊杂志和经济学理论中，都不再提‘农村城市化’，而取而代之的是‘城乡一体化’。”
过去，中国城镇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包括城镇化变相成为“房地产化”，引发经济泡沫，影响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掀起大规模“造城运动”，使得千城一面；土地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城镇化；强拆抢占，大规模无序征用占用土地，导致大批失地农民、无业游民，百姓上访越来越多，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城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业化（即开发区化）缺乏合理规划，导致耕地肆意被占，环境严重污染，“美丽中国”渐行渐远；等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海林对中国城镇化作了如是精彩表述 ：30多年间，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4%增加到2011年的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这样的“拐点”背后，一些大城市痼疾缠身、风貌消失、交通梗阻，食品垃圾化，社会矛盾显性化---在“蚁族”、房奴、车奴、口罩族的背后，“宜居”似乎近在眼前又似乎渐行渐远。不少网民吐槽首都北京由“首堵”变为“首毒”，雾霾笼罩，“毒”已至而“堵”未消。为应对车涌之困，一些大中城市陆续实施“尾号限行”。大城市的硬伤远不止于空气和交通，排涝系统也显得难以支撑城市的运行。2012年“7·21”北京暴雨灾害中，官方统计共有77人丧生，其中有不下20人死于城区范围内；2011年的“6·23”雨夜，也有两名居民于暴雨中陷落街头窨井惨死。除去北京，2012年夏，武汉等多座城市亦经历了大雨中变身泽国之扰。最后张建议：当下，在有关城镇化方面，政府的首要任务应是，不是积极推行城镇化，而应总结过程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以之为鉴，更好地规划发展新型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大跃进”该休矣。著名学者卢麒元指出，城镇化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经济学指标，那就是城镇化率。城镇化率就是区域内城市人口的比率。这个比率，原本是社会自然进化的结果。但是，一旦被人为的推动，就成为了另一场“大跃进”了。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耗资50多亿元、面积达32平方公里、历时5年建设的新城康巴什，由于工业区没有工业，住宅区人烟稀少，被外界称作“鬼城”。美国《时代》周刊曾刊文称，康巴什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示品。
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认为 ，目前的城市化异化成了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非理性的造城运动，它一方面把农民赶上楼，剥夺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权；另一方面，又驱使农民进入城市，干最脏、最累的活，但却长期只拿大体相当于城镇同等人群一半的报酬，给农民造成双重伤害。
中央党校研究室赵杰博士说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强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时，往往顾此失彼，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农业、农民的利益。此外，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挤占耕地，另一方面青壮劳力外出土地撂荒普遍。
上海富大集团公司副总裁，著名财经评论员张平认为 ，前10年以投资拉动城市空间扩张，以“房地产化”带动经济短期繁荣的城市化模式，不仅已被证明走到尽头，而且它将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矛盾爆发的一个焦点。如果任由国内少数利益集团左右，将新型城镇化拖入误区，那么真正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在城镇化上也走了弯路：一是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张，使城市近郊农民被“市民”，虽然城市治理者获得了GDP政绩和土地财政，但也导致了强制拆迁的悲剧，激化了社会矛盾；二是超过两亿多的农民工蜂拥至城市，但却不能融入城市，享受不到城市市民的平权待遇，春运期间的人员流动景象就是这一社会问题的典型写照。更重要的是，滞后的户口制度依然存在，作为桎梏城乡二元结构的锁链，至今尚未解扣，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痼疾。
独立财经评论人士周彦武认为 ，现在的城镇化实际是房地产化，或者说是消费化。城镇化是以工业的高效率产出取代农业的低效率产出，因此创造出财富。而房地产是消费，把很多人的钱转移到少数人的口袋里。城镇化给了地方政府一个大搞房地产的最佳借口。本来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缺乏外来打工人口所达到刚性需求，同时缺少投资客，泡沫就已经很大，不过马上就要更大了，掩盖错误的最好方法是用另一个错误。
2013年3月12日《华商报》刊登一篇题为《城镇化不是房地产化》，该文着墨不多，但是可谓一语中的：虽然中央高层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不是房地产化，坚决抵制“人为造城”，但是在政绩考核机制未改、土地财政依然根深蒂固的当口，在城镇化战略详细方案尚未出台之前，我们仍需心存警惕。实际上，虽然城镇化战略言之凿凿，其方向也确实应为中国经济所必需，但是碍于财税、户籍、产业、社保、养老等配套制度改革的滞后，一些地方政府借城镇化之机，大行“旧模式”回潮之实，已经势不可挡。
其二，“积极推进城市（镇）化”的决策不靠谱、不着调。
相关人士因为长期偏听偏信，才有“积极推进城市（镇）化”这一不靠谱、不着调的决策，决策者、当政者应当保持与世界银行的距离，与华尔街的距离，与新自由主义者的距离。
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胡木英认为 ，“城镇化的口号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大误区”。城镇化关系亿万农民工生存问题，关系到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政治稳定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因此城镇化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以及与城镇化相类似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相关政策是如何酝酿出台的呢？知名独立学者杜建国指出，近些年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美国华尔街机构，以及国内亲西方尤其是亲美的自由主义学者，里应外合、上下其手对我重大决策不断施加影响。
然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多年来一直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强权工具、新殖民主义工具。他们开出的药方——核心为“华盛顿共识”，在诸多拉美、非洲、前苏东以及东南亚国家造成了经济混乱，甚或引发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危机。国际上有学术良知的专家学者，例如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其《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就有细致与详尽的揭露。由于斯蒂格利违背了“职业道德”，他被世界银行扫地出门了。
面对斯蒂格利茨等人的批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华盛顿共识”的始作俑者约翰·威廉姆森等自由主义的拥趸们不断进行解释和说明。然而，事实是“华盛顿共识”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一方面，“华盛顿共识”给相关国家造成经济灾难是不争的事实，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抵制和批判“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另一方面，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组织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形象，包括前IMF总裁卡恩在内的一些官员与学者，开始与“华盛顿共识”切割。针对这些情况，约翰·威廉姆森也认为“华盛顿共识”已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了。2003年9月，威廉姆森写了“从改革日程表到被毁坏的品牌名称”一文，简要地回顾了“华盛顿共识”的历史，认为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华盛顿共识”应停止存在，“华盛顿共识”一词也应从词汇中抹去，从而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
然而，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抱残守缺，墨守成规，依然坚守着“华盛顿共识”，并把它当作应对中国各类经济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近年来，一系列的重大而失之偏颇的政策建议如国企私有化、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贸易与资本账户自由化等等，由此导致“上不了班”、“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等一系列社会矛盾，无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中国化贯彻。
当今，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一个是以吴敬琏研究员为领军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体制派，另一个就是厉以宁教授为核心的北京大学学院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炮制《2030年的中国》报告以推动“国企私有化”失败后，北大厉以宁教授如今又向中央建议积极推行“新型城镇化”。著名博主曾飞指出 ，厉以宁“改革红利”与“城镇化”理论极不靠谱，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厉以宁教授等一些经济学家极力鼓吹“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理论。中央应当认清“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与相关人士保持距离，对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保持警惕，以免被误导与诱导。
其三，作为一个巨型系统工程，“新型城镇化”要有切实的新内容、新举措。
城镇化更多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近代以来，城镇化主要是伴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健康的城镇化必须有产业尤其是工业化支撑；相比积极推动城镇化，政府应当更多关注“城乡一体化”；当务之急，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依然是继续推进工业化，关注实体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城镇化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专家提醒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不能再走以往老路，不能搞一哄而上“大跃进”式的推进。要科学合理规划，与区域发展相协调，与环境承载相适应；要从以物为主的硬建设，走向以人为主的软建设；要从单一追求速度走向速度和质量并重。
防止城镇化再次走向邪路歧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且中央高调推进城镇化，非常切合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思维，因此中央积极推进城镇的建议能迅速得到地方的拥护与响应。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唐任伍认为 ，当今中国，很多人总喜欢用一种“运动”思维来考虑问题，求大求快，好大喜功，一说“新型城镇化”，就以为是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农民进城、政府投资，根本没有想到“新型城镇化”是改善、发展民生的需要。……“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国改善民生、发展民生的必然。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要有忧患意识，又要有自己的规律，急不得、快不得，更不能用传统的“搞运动”的方式，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将“新型城镇化”作为一种抢投资、争地盘的运动，否则必然会将我国拉动内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引向邪路，归入歧途。因此，中央决策一定要谨慎、严谨。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不可由政府主导，更不可由资本来主导。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一个被视为经济自由主义者）表示 ，从国际经验上看，城镇化发生更多来自市场主体的自发选择，人口和资源向城市聚集，源自城市创业与择业自由、交易自由、法律保障“最大限度的自由”，特别是私有财产保护。政府能够发挥的作用是确保这些自由与保护，提供公共服务，帮助实现规模效应与效率提升，而非主观认定的“造城运动”。
著名农村经济问题专家张文茂研究员认为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客观趋势，工业化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城镇化是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两者都是现代化当中最主要的东西。而真正的要害在于谁主导城镇化，是资本主导还是农民主导?多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表面是政府主导，实际是资本主导，开发商主导。城镇化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必须以农民为主体，我们恰恰要反对的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
只有挤出房地产泡沫，城镇化才能健康发展。过去的城镇化实际就是房地产化，由此导致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曹建海研究员认为 ，高房价已经到额危急城镇化能否顺利进行的地步。目前由于房价高企，大量的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而实体经济则遇到了很大的经营困境。“如果房价不大幅下降，这种局面就没有办法得到扭转。实体经济长期萎缩，何谈城镇化建设？”
袁钢明教授认为 ，推进城镇化一定防止变为房地产化、泡沫化、投机化、财富转移化、贫富差距化。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上楼、农村被城镇化，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袁指出，房地产商和政府的土地财政是完全捆绑在一起的，而这种利益捆绑往往是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的，房价高企，大量收人转移到政府。房地产一旦改革必将触及到利益集团相关利益。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慕海平教授认为 ，中国未来的城镇化不仅要有“人口的城镇化”，更应是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城镇化。城镇化不是给“房地产化”代言。
健康的城镇化应当协调均衡发展——
——城乡协调发展。曾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任副编审的邓聿文认为 ，新型城镇化道路绝非仅仅意在经济增长，而是旨在消除制约中国长期发展的城乡差别、农民和市民差别，构建一个城乡互补和共容的发展格局，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个历史任务。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所高梁研究员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缺乏战略规划，如今不再提“城乡统筹”是严重的失误。2003年十六届三种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其中一个叫“城乡统筹”，就是要考虑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时候，实现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双发展，重点是叫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我认为当时这个提法还是很不错的。现在不知不觉得变成城镇化，把几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就抽调了剩一个。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起鼓捣出，解决三农的问题在于消灭农民、消灭农村，这是个很糊涂很荒谬的提法。
——大城市与县城协调发展。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认为 ，健康的城镇化要“两条腿”走路：在发展大城市群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做大县城发展农村城镇化，实现城镇化均衡发展。具体而言，一要实现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提高城镇化质量；二要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缩小地区差异，缓解特大城市的人口膨胀；三要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不能搞“空城计”和农民“被上楼”；四要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城镇化与产业化协调发展。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国祥表示 ，城镇化要与产业转移相结合，实现产业在城乡间、地区间合理布局。国家信息中心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认为，“产业是城镇化至关重要的一点，如果缺少了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将来一定是伪城镇化。”同时没有城镇化的支持，产业的发展也会成为问题，两者应该相互促进。
——现代与传统协调发展。现代是过去的延续，是传统的发扬光大。明末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写下了他的忧虑：“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城镇化导致村落文化的湮灭，冯骥才先生非常遗憾：“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教授崔大庸在接受《中国建设报·中国住房》记者的专访时指出，“一座建筑或许就是一个优美的故事，人们无不为此而津津乐道。” 在新一轮的城镇化改造中要十分慎重，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使不能保留更多原汁原味的群落，也要尽量把那些符号性的建筑多保留一些，特别禁忌盲目仿效、“万镇一面”、整齐划一的做法。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过程中，也把当地的“根”留住，保护、传承好传统文化。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胡木英认为，城镇化消灭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当农民被赶上楼之后，民间工艺——剪纸、刺绣等——都会随之消失。
农村、农民、农业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波动、社会稳定有着很好的作用，应当积极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鲜明地反对积极城市化战略。贺认为 ，若农民的进城不再可逆，他们势必更加依赖城市的就业机会。而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一旦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出口减少，沿海加工企业的倒闭是必然的。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势必会引起连锁反应。中国经济中因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具备的特有的安全机制也就不再能够发挥作用，中国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应对大的危机的能力。最终，就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进程。这位国际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保持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的一体化的城乡制度设置，有助于农民更加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有利于提高中国现代化的安全系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结构、农业发展条件、农民生计和农民意愿等等因素。城市化战略是一项需要全面考虑各项条件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切忌拍脑袋行事。
张文茂研究员认为 ，中国要想真正恢复到科学的城镇化发展路径上来，就要研究和培育集体经济，特别是在乡镇这个层次把农民组织起来。像南街、华西这样的村子以村为单位实际上已经完成城镇化了。在北京，像回龙观的北甸村、丰台的草桥村等以集体为主的城镇化转型有几十个。所以我们必须强调以组织化、集体化为前提的城镇化，否则不仅不能解决三农问题，而且最后会走向一条死路。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是，不是城镇化，而是积极促进工业化。“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拟定的、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第三次）确立的，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与宏伟蓝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贾根良教授认为，在工业、农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等“四个现代化”中，工业现代化处于核心地位，因为不仅是美、德等国历史学派的理论，还是新、老工业化国家的实践，都清楚地表明：工业化带来的收入的潮水可以浮起港湾里所有的船，是一国强大富裕的关键。中国应当专心致志实现“四个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而不是城镇化。
国家发改委高梁研究员认为 ，对于后发型的工业国家，工业的发展是龙头，没有工业的发展，城市是发展不起来的。近几十年，中国的工业化不是真正意义上工业化，实际只是“世界加工厂”（有学者称之为“伪工业化”），外需拉动出口，导致中国经繁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外需中断了，一下子把外需型的工业打入低谷，工业品的出厂价降了一半，产能严重过剩，于是乎中央乱了方寸，搞了4万亿中央投资，实际下去有10万亿。然而，世界需求紧缩，中国产能过剩，企业不敢向工业上投，最后只好往房地产上投。所以，中国原来的投机取巧式的工业化道路——“世界加工厂”——已经到头了，必须老老实实走真正的工业化道路。如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包括两块：一块是把我们加工企业为主的工业产能向两端延伸，一端是科技品牌，一端是社会营销，这两端现在都被外资控制;第二块是组装型加工，组装技术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里面的模块、关键零部件。我们现在80%的芯片要进口，我们的航空、航海发动机要靠外国专利，高铁的轴承、电机、控制系统都要进口，我们现在年产两千万辆汽车，但是汽车的发动机主要是进口的。十年前，中央提出了自主创新、产业优化升级，但是鼓捣一下就没了。我注意到一条，2001年我们的政府代表团跑到美国搞经济战略对话，最后达成一条，不再把自主采购作为支持国内自主创新的政策。自主创新如此被釜底抽薪了。这导致我们的工业化不能走上正轨，产业无法升级，产业政策最后依然是平面扩张，经济增长的后劲提不上来。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厦门大学客座教授余云辉认为 ：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需求不是GDP和GDP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1840年之前中国GDP远超过现在的比重而达到当时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仍然没有逃脱战败国破、赔款割地、沦落为半殖民地的命运），也不是各级政府追求的GDP的增长速度、更不是众口一词的所谓城市化、城镇化和“世界工厂化”，而是实现新型工业化，实现工业现代化。
余云辉指出，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也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世界工厂”，但是，“世界工厂”并不意味着中国工业化已经达标，并不意味着工业现代化已经实现。伴随着无序的对外开放和盲目的招商引资，海外跨国资本乘机迅速完成了中国诸多工业部门的“斩首行动”，中国的工业体系逐步被外资控制和肢解，核心技术和市场网络已经控制在海外资本手中，而中国的大部分产业离上述工业化的内涵越来越远。这正是威胁着中华民族长期生存发展基础的致命问题所在。当我们偏离了工业化的目标而去追求世界GDP排名、追求经济增长率、追求外汇储备、追求城市化和城镇化扩张、追求人民币挑战美元之时，我们已经偏离了国家和民族生存的根本，遗忘了自洋务运动以来几代人追求的工业装备自强的目标，沉陷于价值迷失、目标迷失、使命迷失的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