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理由一：城镇化是“促进济增长最强大、最持久的内生动力”。
这实际“唯GDP主义”，是不健康的政绩观使然。
自2012年年底，有关“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类的声调日渐高企，《人民日报》甚或载文（如2012年11月21日）刻意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认为，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差距就是潜力。从现代化发展规律看，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
然而，这些有关城镇化之动力与潜力的论调，很快遭到学者们的广泛质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 ，中国不能片面追求城镇化率，城镇化是个二三十年以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忌讳的是一窝蜂地上投资。
把城镇化当成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实质是“GDP考核的思想在作祟”。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及认为 ，我们是把城镇化当成工具了，城镇化是应该给我们“被城镇化”的那些人更多的尊重和自主选择的权利。陈及强调，城镇化应该是自然发生的过程，应该符合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而在目前的城镇化概念下，地方政府又重拾了地方投资重复建设、重复布局的弊病，这其实是“GDP考核的思想在作祟”。陈及举例说，目前在城镇化建设中，包括“北上广”都是行政命令式的撤村并镇，不管是否同意一律拆除。然后盖几座楼就让你从村民变成了城里人。他认为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是“瞎闹腾”，最终将会受到自然和经济规律的惩罚。陈及教授担心，此轮城镇化如果缺乏长远的布局和透明决策，最终将会带来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以及大量的农田被圈占，造成更多的农民失地。
新华网刊登《“伪城镇化”也是一种“政绩病”》一文认为：许多地方之所以喜欢炫耀城镇化率，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反映和重要标志；从小的方面讲，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城市建设水平等方面提高的见证。显然，这也是官员升迁的重要阶梯。因而，许多地方官员除了崇拜GDP，就是崇拜城镇化率。为了快速提升城镇化率，大规划、大圈地之风越刮越大，出现了全国突击大搞城镇化的景象，“大广场”、“大新城”、“大学城”随处可见，完全背离了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有的地方为了让城镇化坐上火箭，甚至撤销了行政村，把小村庄合并成大的农村社区，引导农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这样是否会产生大量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农民？让人深为忧虑。城镇化“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暴力拆迁。比如，不久前发生的宜黄拆迁事件，据称就是县城东扩引发的，县城东扩中出现了大量拆迁纠纷。……显然，城镇化“大跃进”在创造“面子工程”和GDP的同时，对公民权益造成了严重伤害。我之所以称“伪城镇化”是一种“政绩病”，是因为这种城镇化只给地方政府和某些官员带来了漂亮的成绩，不但没有给农民工、农民带来真正的利益，而且很多时候伤害了他们的权益。无疑，解决“伪城镇化”问题，不但要改革现有户籍制度，也要治疗官员“政绩病”。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其微博上说，地方政府习惯于大拆大建、上项目、建新城的城镇发展套路之后，新型城镇化是否会成为一场新的“造城运动”？“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对城镇化理解的差异太大。中央关心的是农民工市民化，这肯定与地方政府利益形成巨大反差，市长们想的是项目，有了项目才有更多的政绩。”
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指出，被GDP主义捆绑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与生态文明时代相悖的高能耗、高浪费、高污染的病态城镇化；是一味以西方城市镇为参照系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中国文化缺位、特色不明的城镇化；是在错误城镇化理论误导下，使城镇化成为不计成本的盲目追求大城市扩张的非理性城镇化。
理由二：“城镇化是最大内需”。
问题是，城镇化不但促进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更引发投机需求，导致经济泡沫。
由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已编制完成，该规划称“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由此认为，城镇化将是新一届政府施政的重点。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在接受中新网房产频道采访时表示，从过去十年来看，房地产不仅是最重要的消费品，也的确是一种不错的投资品。其原因就在于，房子能够增值保值。然而，实际中，人们很难区分投资与投机，就房地产而言，投机往往远远高于投资。《经济参考报》报道，北京楼市经历黄金十年，局部地区（五道口房价等地）涨逾20倍。
香港沃德资产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著名学者卢麒元分析 ：没有细致规划及工业化支撑的城镇化，必然是房地产化，由此令国民经济必然走向泡沫化，导致实体经济萎缩，虚拟经济膨胀，过去的美国如此，香港如此，今天的中国大陆亦然，中国过去几十年所走的正是这条老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钢明指出 ，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我们的城镇化已经被房地产完全劫持了。目前所有人都认为城镇化必然扩大房地产需求，而房地产需求必然推高价格。“我认为完全没有道理”。袁钢明教授对于“刚需论”也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中国的房价并不是正常需求推动的，而主要是由投资和投机性资金推高上去。“就算我们是高收入者，我是大学教授，我也买不起房子，现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买这么贵房子的需求”。
由房地产推动的城镇化所产生的需求是虚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在接受和讯网专访时认为，高房价已经到额危急城镇化能否顺利进行的地步。目前由于房价高企，大量的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而实体经济则遇到了很大的经营困境。“如果房价不大幅下降，这种局面就没有办法得到扭转。实体经济长期萎缩，何谈城镇化建设?”这位长期关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著名专家表示，其实投资过热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从2012年四季度以来的房价过快上涨和物价反弹，其实就和城镇化概念的提出有很大关系。如果任由这个苗头发展，2009年数万亿投资拉动内需带来的负面效应或者不可避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 ，如果说新一任政策的“城镇化”是这样一个增加投资的思路，那么这种城镇化与近十年来所进行城镇化没有多少区别。近十年来，为了GDP的增长，政府对城市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一个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造城运动”也就在这过程中兴起。近十年来，中国新建住房的总量占世界新建总量的一半以上。其结果是城市规模扩大了，房价上升了，GDP增长了，但农民却无法进城（即所谓中国的城市化率2011年达51.3%，但如果按户籍人口2011年实际城市化率只有35%）。如果农民不进城，叫什么城镇化？有人把这种城镇化叫做“伪城镇化”。
被誉为“中国房地产最具影响力的独立评论员”牛刀先生分析 ，在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的是通货膨胀，民众财富一直在被掠夺。6540万套空置住宅（即中国661个城市现有空置住宅6540万套，可供2.6亿人居住，牛刀自己发掘的数据），是中国经济逃不过的劫难。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数据，而是中国贫富分化的象征，是中国经济的死结，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本质的体现。试问，有谁见过在其他国家，当民众住房问题聚成灾难的时候，却在一夜间发现原来大量的住宅都在空置；正当既得利益集团拼命鼓吹土地供应不足导致需求无法满足时，却发现原来开发商囤积了大量的土地，正在坐享其成，而那些囤积起来，并正在空置的土地可供全国各大城市开发半年。这些贪官的空置房收归国有做公租房，空置地收回来盖公租房。
理由三：城镇化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发展战略。
然而，“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原因，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国民收入徘徊的一种状态。表面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基于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的分析考察而得出的一个经验性描述，实质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结论，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时学认为 ，世界银行为“中等收入陷阱”给出的定义也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我们将人均GDP高低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挂钩，那就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崇拜GDP。可以预料，某些地方官员完全可能在数字上造假，使他领导的省、市、县、镇“率先”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位著名的拉美问题专家认为，令人担忧的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强调的是人均数值的高低，因此它可能会鼓励我们去玩无聊的数字游戏。例如，世界银行将12196美元作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那么，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值为12197美元或12195美元，这个国家算是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仍然在这个陷阱中？这一问题肯定会使有理智的人再次捧腹大笑。
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刘福垣认为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人们对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在GDP拜物教迷雾笼罩下，那些把发展等同于发财的人们，忽视了生产方式变革前后增长基数和内涵的差别，很容易产生这种观念误区。其实，能够推动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冲上一个新台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变迁、技术革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集聚能量。任何国家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不是什么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刘指出“所谓现代化陷阱，就是对生产方式转化存而不论，把增长当作发展，以破坏自然环境和摧残劳动力为代价，开展现代化的达标运动。”刘批评，“把现代化陷阱误诊为中等收入陷阱，必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社会庸医常常把分配不公的结构性问题当作收入水平的总量问题，把民权问题当作民生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只能是止痛片、麻醉剂之类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刘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阶段，是新生产方式运行机制的磨合期和技术革命的酝酿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阶段。只有少数拥有特异资源禀赋和获得了特殊历史机遇的国家，中等收入阶段比较短暂，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相当长的中等收入阶段。既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是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命运，怎么能称之为陷阱呢？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千万不要拾人牙慧，听风就是雨。”
美国高盛投资银行前经济研究执行董事胡祖六（被认为是极端自由派学者）也撰文认为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经济成长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如果观察近两百余年的经济史，欧美相继实现工业革命，从传统农业社会的低成长低收入状态，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最后转型成为了高收入的富裕社会。包括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等都走过了一个动态、复杂但连续的发展过程，并没有在所谓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停留。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在某些方面确有步拉美国家之后尘的迹象。但“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规律，而是人为结果。是坏政府和坏政策把充满发展潜力和资源优势的拉美国家推向一个绝望的陷阱。而东亚四小龙的自由市场、开放与审慎财政与货币政策，使它们克服了土地狭小、人口拥挤和自然资源短缺等瓶颈，极大发挥了企业家的创业潜能，取得了持续的高速成长，使之快速而平稳地迈入富裕的高收入社会。因此，胡坚定地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本不存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应该说为后续经济发展打下了更好的基础。东亚四小龙所走过的发展路径可以成为中国未来增长的轨迹，我们不必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多虑。”
理由四：城镇化是“拓展国际合作的新平台”。
然而，有资料显示，积极推进城镇化是世界银行、美国学者与金融家慷慨送给中国的药方，这可不是什么良方，而是毒药。
厦门经济管理学院高级讲师、号称“糊涂教授”的知名博主曾飞撰文揭露 ，城镇化（城市化）美国人送给中国的礼物。2012年12月6日，前高盛CEO和美国财长保尔森撰文称，中国正经历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经济增速下滑，只有城市化才能救中国。保尔森认为，“重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保证未来繁荣是至关重要的不但是中国，还包括全世界”。保尔森表示，通过实施新的城市化政策，中国就能保证更为平衡的投资结构，解决重要的负债问题，实现消费水平的增长，还能清理中国的自然环境。“否则，中国的经济和环境问题将会继续恶化，这对整个世界都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中国过去的成功建立在两大支柱上：投资和出口。当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这种模式带来的收益正在消退。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必须向新的经济模式改变，一个依赖消费的增长模式，能够解决负债问题，还能扩大可持续能源和环保措施的使用。”……“在大规模的投资令现在的模式不可逆转前，中国必须尽快实施新的措施。2025年前，中国预计将有200个人口规模超过100万的城市。而美国只有9个。”保尔森指出，世界的经济繁荣将取决于中国能否维持其增长动力。我们都需要中国重设其发展模式。“世界面对来自自然经济系统、资源和商品压力的挑战，必须通力合作不断推进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向正确的方向迈进。”
知名博主地藏王菩萨撰文指出 ，2012年2月28日，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发布了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的研究成果《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简称“世行报告”，对中国未来10年的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报告除了“降低国有持股比率”，“推进国有企业股权证券化”的建议外，另一个重要建议是“赋予农民无限期的承包土地使用权”，推进“城乡土地所有制度”改革，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伴随城镇化的，是“土地流转”、“土地确权”，“土地确权”实际就是变相的“土地私有化改制”。
美银美林经济学家陆挺认为 ，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制度是城镇化的最大障碍，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即是农村土地改革。陆挺写道，加速推进城市化，既可以提振消费需求，又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于中国新领导人来说，没有比城镇化更好的方式来“稳增长促和谐”了。有网友跟帖指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与集体土地是中国公有制的两大存在形式，通过“国际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通过“城镇化”将集体土地私有化，社会主义就失去了根基。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研究员认为 ，按照经济改革的趋势，中国还有两个骨头没有啃完：一个是国有企业资产，一个就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国有资产这一块，想进一步私有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所以只能推农村土地的私有化，方式就是资本圈地。
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顾秀林认为 ，世界银行的现任行长叫金墉，他几个月前表态支持中国的城镇化政策，还要帮助中国搞城镇化。金墉是医学专家，韩国人，竟然跑到中国来要帮助中国搞城镇化，让我很吃惊。其实，地球人都知道，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需要好资产来做对冲，这个目标就是中国，让中国搞城镇化。
著名学者卢麒元认为 ，所谓“加速城镇化进程”，是倒因为果的伪命题。其本质，是为过剩货币寻求“池子”。卢麒元指出，美国人在滥发货币，中国在为美国滥发的货币提供对冲的资产。货币如水，天量的货币如同洪水，容纳洪水需要一个天大的资产池。有人要用天量的中国资产构筑一个天池。很遗憾，这个天池，将吞噬中国数亿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卢麒元分析，美国人的美元，要想成为坚挺的货币，就必须对应同样坚挺的资产。美国人没有足够多的资产去坚挺过剩的美元，他们需要有人提供优质的资产替他们去坚挺美元。于是，他们的目光窥视着拥有庞大资产的中国。中国式的城镇化运动，经济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城镇化将资本化数以百万亿计的农民集体所有的资产，将为中美联动的货币超发行机制提供充裕的物质保障。就终极意义而言，就是为美联储滥发美元提供备兑支付手段。卢麒元指出，世界银行试图通过《2030年的中国》报告，用中国国企资产做“池子”——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但是，遭到了一些警觉的国人强烈反对，没有得逞。如今，采取迂回战术，中国数亿农民，手握天量土地财富，却毫无抗争的能力，如此可以做一个大“池子”。况且，城里人可以分享农民财产的些许利益，目光短浅的城里人不会集体反对“城镇化”的。于是，“城镇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要想让资产持有者与资产分离，就必须让持有资产的人远离他们的资产。“城镇化”用所谓让农民“上楼”的诱惑，让农民永远离开他们生长的土地。……结论是简单而明了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将成为政府永远的包袱，而失去了主人的土地将成为金融资本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