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游戏规则，该规则具有体系性，换个说法就是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而言，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仍有“剩余价值”，中国没有必要挑战、颠覆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就本质而言，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主要体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利益。国际格局正在变迁，美国霸权持续衰落，国际秩序调整不可避免。对中国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促进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调整，直至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战略价值。中国应当顺应时代潮流，顺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义合理要求，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积极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
一、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仍有“剩余价值”
二战后，美国利用压倒性经济优势，召集相关各国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而不断加以调整，形成了不同于英国主导的殖民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维系不到30后轰然崩溃，留下了系列遗迹，美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领导相关国际力量修修补补，这就是今天仍然发挥作用的国际经济秩序。
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突出的成就是确立了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进而形成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制。在现代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金融越来越成为一国经济的核心，国际金融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然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决定了金融的波动性，国际金融管理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头等大事。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用于维护国际汇率进而维护国际金融的稳定。尽管上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但是该体系的遗产——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保留着、维持着。作为世界货币，美元背后是一系列的支撑保障机制，包括国际清算银行（BIS）、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等，尤其是IMF作为对应的管理机构一直存在着。正是这些与美元相应的系列保障机制，维系着世界经济在崎岖不平道路上颠簸运行。
以WTO（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制。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一直有这样的经济命题（甚至被视为经济定理），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自由贸易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近代化由英美等西方国家开启，西方发达国家领先世界几百年，其商品与服务在质量与价格上长期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制定了自由贸易规则，并通过相关机制（美国主导下的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即GATT，而后是WTO）得到有效保障。在自由贸易体制下，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尽管有些波折，但是总体上实现了长期增长与繁荣。虽然世界贸易规则总体上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利用国际市场有效地进行了资本积累，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以BIT（双边投资条约）、TRIM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等相关协议与组织所构成的国际投资体制。多年来，国际投资体制对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至关重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认为，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中心地位，美国是当然的核心，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地带，还有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处于体系的边缘。 西方教科书中的“微笑曲线”，很好地描绘了少数发达国家处于微笑曲线的高端——研发、品牌与营销的高附加值，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低附加值的代工制造。不过客观而言，该体系也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引进资金、技术、管理进而实现初级工业化——摆脱传统的农业生产束缚——提供了条件，相关发展中国家由此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改造传统落后的封建甚或部落生产关系——提供了便利。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一个新型大国，在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过程中，部分享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公共产品——所提供的便利，该秩序对于中国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发展本国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国家综合国力提高有着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2010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发展外贸、积累外储、利用外资（FDI）、成品制造等诸多关键指标上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诸多“中国制造”稳居世界第一而且战果仍在不断扩大。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竞争力在不断增强，影响力在不断提高，中国要说话，世界都倾听，…，中国崛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国际事实。很显然，中国总体上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受益者，虽然不是最大受益者，而且在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客观上有贡献，迄今仍有“剩余价值”。鉴此，中国应当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遵循者，有种论调说中国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破坏者，是不合乎逻辑的，也是不合乎事实的。
二、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有很多需要改善的不足之处
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西方一贯认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之上。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指导下，几百年来，西方强国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对外政策。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就是西方相关理论政策的折射与体制规则的综合，总体上，对西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一些发展中大国或新型大国有着较强的国力与竞争力，往往尽可能地兴利除弊或缩小不利。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而言，基本上是不利的，但是又无可奈何不得不体系遵循规则，因为被孤立（通常是被制裁的方式）损害会更大。 总而言之，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一个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规则集合，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型大国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合作——博弈中努力去改进，争取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国际金融动荡的根源，成为美国不劳而获的强权工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管理”国际金融体系，努力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进而保持汇率稳定，进而保持国际金融稳定，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作出了贡献。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汇率动荡进而国际金融动荡，成为国际投机资本（以美国华尔街为核心）的必然要求。制造放大危机，制造加剧动荡，以便火中取栗、浑水摸鱼成为美国华尔街的当然选择。很显然，美国已经由原来国际金融稳定的维护者，变成为国际金融动荡的制造者。IMF自成立以来，其角色与作用如美国一样由主体积极向主体消极转变，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工具，成为诸多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东南亚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动的过度市场自由化的结果。
国际自由贸易体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侵蚀，侵蚀力量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危机风暴生成后，正是美国率先高举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购买国货。随着危机从美国次贷向欧洲债务延烧，保护主义、排外情绪乃至极端民族主义在西方一浪高过一浪。很显然，美国等西方国家业已不再遵守他们过去制定并实施的游戏规则，不再兑现他们曾经许下的诺言。随着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不断推进，美国产业越发空心化，国民经济中的虚热实冷越发严重。如此，在国际贸易中，美国越来越没有什么东西与他国、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美国能够做到的就是用没有任何实质价值的美元——电子符号——交换他国的商品与服务，这比昔日的不等价商品交换更加不平等。他国在国际贸易中得到美元后，通常也只能购买美国债务（国债与机构债），国际贸易已经失去了西方教科书（体现西方价值、反映西方利益）中所表述的应有意义。
二战后，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将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牢固绑定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之中。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推进，国际投资中直接投资比重越来越低，间接投资比重越来越高，投机资本（俗称热钱）越来越活跃，国际投资差不多演变成为国际投机。在“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迈进初级工业化的门槛后，便在知识产权、国际标准化等一系列紧箍咒，以及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之间激烈竞争、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周期性制造的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发展陷阱”的共同作用下，经济长期停滞，社会持续动荡，政局时常更迭，如此被越来越牢固地绑定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之中，客观上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附庸。在工业化上很难再有进一步的作为，由此成为发达国家代工商品（贴牌制造）与低端服务（如IT信息服务）的输出地，高排放、高污染、低附加值、低技术的汇集地，演绎着“资本主义存活是以非资本主义为前提”，“垄断资本主义存活是以野蛮资本主义为前提”的谶言。
现行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消极面越来越大，积极面越来越少。即便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大人民而言，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也不断损害者他们的利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社会中“前10%人群”（概而言之的资产阶级）占有的社会总资产的比重越来越高，由原来30%-35%上升到60%-70%；“最底层的50%人群”（即大致的无产阶级）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5%，一直没有经济统计上的意义；二战后形成的中产阶级（处于前10%与后50%之间的“40%人群”）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有的比重不断下滑，生活品质不断降低，出现了所谓集体性坍塌，整个社会结构由“纺锤状”或“倒0型”变成了“M型”。有鉴于此，对于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买办资产阶级外，世界广大人民都是不满意的，需要改进，需要变革。
三、美国霸权衰落不可避免，国际秩序调整不可避免
美国自建国以来，在同化各外来民族或种族方面，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入籍时的宣誓，小学生在课堂上的诵读，球场上赛前的高亢国歌，士兵训练时的震天呼喊（one two three four，I love America）等等，不看不知道，知道了吓一跳，美国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同化教育不可不谓登峰造极。但是，在美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一类强大的利益集团，从来没有归顺美国，成为所谓美利坚的忠实一员，这就是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华尔街以犹太人为核心，信奉犹太教，比盎格鲁人所信奉的基督新教，更有凝聚力；华尔街所代表的金融资本力量，比盎格鲁人积聚的产业资本力量，更为强大。金融资本用金钱俘获了政客，华盛顿臣服华尔街，早就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华尔街通过钱权交易俘获政客、掌控政权后，通过代理人，实施有利于金融资本的一系列政策，如此华尔街以金融资本的逻辑近乎全面刷新了美国，美国经济社会政治全面走向金融化。美国经济金融化，某种意义上，也是工业化之后“后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导致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不断递减，驱使资本不断向服务业扩张，这样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部门(FIRE)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提高。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资料，自1950年以来，FIRE部门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由1950年的约10%上升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30%。与此同时，实体经济不断下降，从1950年的61.78%降低到2007年为33.99%，其中同期的制造业由27%下降为11.7%。若考虑到金融衍生产品价值，那么美国金融业发展到了4-5倍于国民经济的畸形程度。经济金融化不断扩展与深化，导致美国社会越来越金融化，大众生活倚重消费信贷等金融服务，居民收入中资产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储蓄越来越低，甚至出现负值。由此，整个美国在“赌场经济”基础上，出现了“食利者社会”抑或“掠食者社会”。
美国的国家政权、社会组织、经济机构以金融寡头为核心，依照与金融资本的亲疏远近而被重新组织架构，服务于金融资本利润的最大化，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国际扩张。美国业已成为华尔街的金融殖民地。贪婪无德是金融资本的本质，华尔街早已不满足于资金放贷利差，而是日益倾心于资本市场的投机炒作。通过各种渠道——甚或用武力制造地缘政治紧张等手法——操纵各类资产价格，从中获取暴利。这样，美国的国家政权、专政机器、军队与情报系统等等，都服务服从于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很显然，华尔街将美国整个国家绑架到自己的金融战车上，美国大兵在世界各地出生入死，情报人员在世界各地神出鬼没，说是为美国国家利益而战斗，实质是为华尔街利益而送死，美利坚由此而成为全世界的压迫与剥削民族，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历史上，这样与世界为敌的民族，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国家，肯定不能长治久安，霸权肯定不能长久存在下去。
华尔街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它不可能在美国这颗歪脖子树上吊死。金融资本无祖国，历史上威尼斯、西班牙、荷兰、英国都曾是金融资本的寄身与宿主。金融资本在旧宿主营养耗尽，没有多大利用价值的时候，会弃之如敝履，选择新宿主。美国只是金融资本的当下宿主而已。那么，美国这个宿主能还能撑多久？基础影响建筑，格局决定秩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着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美国硬软力量的衰弱不可避免且正在进行，未来仍会继续衰落。西方大国衰落与新型大国崛起，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必将历久弥新地改变着国际格局。国际格局发生改变，国际秩序一定会随之改变，这是社会发展规律与国际发展趋势。美国衰退与华尔街推行的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密切相关，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像华尔街这样对美国的衰退起着如此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衰退的客观趋势，使得华尔街金融资本早就积极行动寻找与培育下一个宿主。当美国持续衰落而对华尔街没有多大利用价值的时候，金融资本抛弃美国（替换宿主）就像脱掉破旧的衣服一样，没有什么依恋或不当的地方。
当今货币强大莫如美元，美元是美国金融霸权、经济霸权、政治军事霸权的基础与核心。但是，美元只是一类货币，本身没有什么超常之处，其强大力量（多半是一类幻觉）在于华尔街的资本力量与华盛顿的政治力量。而华盛顿多年来一直牢牢掌控在华尔街手中，是华尔街所体现的金融资本的代理人而已。因此，美元的力量归根到底是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力量，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情报力量以及其他政治力量，很早就异化为金融资本力量的延伸与衍生。尽管华尔街地理上属于美国，但是它实质上并不是美国，华尔街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不同于美利坚、盎格鲁的灵魂。一旦华尔街（很可能会）抛弃美国，美元的神话，美军美谍神话，自由民主人权等美国意志的神话，都会灰飞烟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美国的衰落，国际秩序的调整，根本原因会发生在美国内部，是美国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政治（两党）僵化与极化，这样美利坚这个躯壳对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用价值越来越小，华尔街便会抛弃美国这个寄身与宿主，另择高枝。
四、围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博弈不可避免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十分奇异的景观，一个令诸多世人莫名其妙的东西，这就是所谓“中美国”，抑或“G2”、“中美战略合作伙伴”、“新型大国关系”。多年来，美国人不劳而获，且获益多多，养尊处优，骄奢淫逸，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密切相关：因为有中国人的勤劳，才有美国人的懒散；因为有中国人的持续巨大生产，才有美国人的无止境消费；因为有中国的代工制造，美国企业轻松获得高额利润，纷纷将生产能力搬到中国，而不饱和就业、收入不断下降的工人，因为廉价物美的“中国制造”而能维持“过得去”的生活；因为中国将积累的外汇储备持续购买美国债券，美国才有充足而廉价的资金用于居民消费信贷，过着总体上衣食住行无忧的生活；……。天长日久，美国形成了对中国的依赖，这分明是糖尿病人对食糖的依赖，是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恰是中美之间的高度分工——紧密依赖，而使美国食糖成性，吸毒成瘾。当今世界，国家之间似乎很难找到像中美之间这样扑朔迷离的奇异关系，找来找去，似乎只有昔日的英国与印度，堪比与今天的美国与中国。
多年来，中国就这样不知疲倦、不顾环境、不问将来地埋头苦干，然后将质优价廉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美国，将赚取的外汇源源不断地交给美国，美国从中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获得了无尽的好处，而中国呢？在所谓“美元陷阱”、“新型大国关系”中越陷越深，而且国家一些精英们似乎非常乐意享受这种分工。然而，这种奇异的中美关系终于在2012年底出现了历史的分水岭，中国幡然醒悟了，中国不再追随美国梦了，开始做自己的梦了。而当中国开始不愿意为美国继续提供食糖与毒品时，惯坏了、宠坏了的美国人不干了，恼火了，于是搞所谓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施压中国继续充当美国的小兄弟，继续成为美国实质的经济附庸。然而，今天的中国不再是吴下阿蒙，更不是蜀中阿斗，今天的美国也不再是什么霸天虎、擎天柱，中美之间博弈，竞争与合作，斗智斗勇或许还有一丝斗气（但愿没有）会长期进行下去。
中美博弈，中国有多大胜算？这是国家的战略设计，不是算命先生的故弄玄虚，需要全盘考虑中美各自拥有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美国执迷霸权，失道寡助；中国匡扶正义，得道多助。亚投行，中国投石问路，响应者纷至沓来，其中竟然有多个美国盟国，令西方世界唏嘘不已。中国以“一路一带”的陆权优势，规避美国传统的海权优势，在“世界岛” 的纵深——亚欧心脏地带投放力量，美国似乎只有干瞪眼的份。至于天时吗？老天爷要下雨，小娘们要嫁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美利坚霸权衰落，华尔街另寻宿主，是不以美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国际格局改变，国际秩序调整，是不以中国亲美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与趋势抗衡，与规律作对，无异于螳臂当车，当然没有好下场。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中国要敢于且善于担当，和其他新兴大国、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帮助美国顺利地、和平地衰退。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美国也应当自知之明，衰落不可避免，应当节哀顺变，顺应历史潮流。
但是，坐等美国和平地、静悄悄地衰退，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孱头。作为世界霸主，美国多年来颐指气使，利用霸主地位，获取了巨大的非分的利益，美国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它的巨大收益、霸权地位与声誉。美国能做的也是必然要做的，就是在自己好不起来、强不起来的时候，竭尽所能地让霸主的挑战者——它所认知与判断的——乱起来、衰起来，不再具有强有力的挑战实力。多年来，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其实就是俗话所说的，低头走路，闷声发财，无意愿实际上也无能力挑战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在美国内部，多年来，一直有一股声浪，鼓噪“中国崩溃”。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日盛一日地强大起来，如今差不多一如美国的经济块头，美国纳闷了，吃惊了，恐慌了。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发展壮大，不管你秉承什么样的意志，越来越大的块头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挑战，亦如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这样，在中国这边，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客观存在，不管中国主观上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在美国那边，中国挑战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是一贯的主观认知，不断中国如何解释，而且很可能越解释越糊涂，越描越黑。中美博弈是客观的，必然的，不是所谓“新型大国关系”、还有什么“夫妻关系”等等好听肉麻的词汇所能掩饰的。博弈的本质就是斗争中合作，合作中斗争，既合作又斗争。问题是，如何平衡斗争与合作，努力做到斗而不破，即中美博弈可能很激烈但是不至于摊牌，倘若破局摊牌了又该如何应对，这既是策略，也是艺术。就历史来看，美国对所谓“世界老二”（先后有英国、苏联、日本）——最强劲的挑战者——的打压不遗余力，竭尽所能地使用各种手段、各种力量，因此中国不应有所谓妇人之仁、东郭先生之心，对美国的仁慈——“乐见中国崛起”——不应抱有任何幻想。美国战略东移，搞亚太再平衡，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遏制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意图十分明显，任何不以鸵鸟思维者都必须加以正视。美国遏制中国，中国必须反制，积极应战。
五、中国顺势应人，大胆假设，细致求证，谨慎实施，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
鉴于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仍有“剩余价值”，同时中国也不具备颠覆旧秩序、重建新秩序的能力，因此中国应当基本上遵守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承认美国对维护现行秩序的贡献与积极意义。但是，鉴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本质上的不公正不合理，因此中国应当努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积极地渐进地调整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使之逐渐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
就世界历史来看，国际秩序（世界规则）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在不断调整。国际秩序的调整力量通常不会是主导国家（霸权国家），而是新兴国家，新兴国家根据时势（自己利益）的需要，或通过政治（如各类协商谈判）甚至军事手段（如两次世界大战）直接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逼迫主导国家（霸权国家）作出让步；或通过消极的不作为或无视规则而自行其是，最终驱使主导国家（霸权国家）被动进行调整。当英国作为霸主而主导世界贸易规则的时候，自由贸易风行世界。但是，作为新兴市场的美国而后德国，没有遵循当时的国际秩序，而是自我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扶植幼稚产业，美德经济因保护而成功，被诸多新老大陆国家效仿，保护贸易由此逐渐成为国际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世界规则的博弈或国际秩序的调整，并非只有正面的强攻型或摊牌式挑战，更有通过不作为、不合作、自行其是的方式进行；并非只有全面而彻底的调整，也有局部的改进与修补，逐步达到大改或整体调整的目标，是谓积小胜为大胜。
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受尽了多少折磨，经历了无数风波，年久失修，很多方面早已不合时宜，不仅不能体现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有时也不能有效维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利益。因此，调整与改善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调整与改善势在必行。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善者、建设者，而不是挑战者、破坏者。正因如此，当中国作出适当的调整倡议与初步行动时（如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呼应者响应者众多，出乎意料，喜出望外，这说明世界多国（不仅有发展中国家，还有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都想改变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不能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巨大——每年高达近8000亿美元，但是现有的国际机制（世界银行、亚洲开放银行）或无能为力，或不积极作为。
中国倡议建立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旧有的机制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这只是第一步，对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算不上真正的挑战。真正挑战还的要看未来亚投行其它的具体运作，如果拥有50%以上的份额与投票权的中国主动放弃否决权，那么这就是对现有世界运行规则的挑战，但是仍然算不上是关键性挑战，因为没有触及、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参与世界规则的博弈和制定，倘若就是类似这样的规则制定，可以设想美国是可以忍受的，也许还会乐见其成。
问题是，博弈与挑战一旦开始，就不可能总是停留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浅表性问题上，不可能总是无关痛痒的修修补补。因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本质上总体上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而要改变这种不公正不合理，就必然要触及到不公正不合理的根源——美元霸权，美元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中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中的主导角色，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关键性挑战就是是否会触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如果未来亚投行用人民币投资与结算，那么必将会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这时才是问题的关键，是真正的挑战。
就美国方面来看，要全力阻止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未来会出现“得寸进尺”的行为，阻止中国滋生更大的雄心与更积极的作为，要全力阻止其他国家和地区效仿中国与亚投行，即防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对于“一路一带”、对于“亚投行”，美国方面“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要知道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老大，有很多盟友，很多手段用于捣乱，可以在外部捣乱，也很可能通过盟友在内部捣乱。中国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方法预案准备。我们要坚信，只要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方向是正确的，步骤措施是得当的，未来我们虽然会有一些曲折，但是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事业一定会成功。“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