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来源：《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工业化在现代化中占据核心地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500年来的世界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都清晰地证明：经历完整、充分的工业化，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国家就会繁荣富强；在持续的工业化进程中落伍，如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就会衰败；工业化进程被中断，如阿根廷等拉美诸国、泰国等东南亚诸国，就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被工业化遗忘的国家，如诸多非洲国家，近乎与现代文明、繁荣富强绝缘。中国的工业化远没有完成，如今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误导下，中国开启了城镇化、金融化等这个化那个化的魔瓶，中国工业化进程面临中断危险。

        （一）西方反华势力阻止、误导中国工业化

        近代以来，欧洲、西方列强为了取得“阳光下的地盘”——为工业化提供必需的资源与市场——而一直在相互争斗与厮杀；在丛林法则的指导下，战胜国对付战败国（普法战争后普鲁士之于法国，一战后法英之于德国，甲午战争后日本之于中国等）的杀手锏，就是毁掉其工业设施与工业基础；此外，强权国家对弱势敌手动辄叫嚣“炸回到石器时代”，不只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所有这些都揭示：工业化是国家繁荣富强的秘密与关键。

        印钱、投机远比工业制造容易、轻松，以金融手段掠夺远比军事手段掠夺来得容易、轻松。西方列强在自己积极推进工业化的同时，还努力限制、遏制竞争对手、殖民地从事工业化。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出台了很多措施，包括颁布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条例，如《制铁条例》禁止美洲殖民地制造各种铁器，连马蹄钉都要进口；《制帽条例》则规定美洲殖民地不许缝制皮帽。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国会议员休谟强调：“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 当美国牢执世界工业化之牛耳时，为防止挑战者“篡夺”自己的工业霸主宝座，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自己的高新科技与设备被竞争对手所掌握。一直到1979年，美国在“巴黎统筹协定”（1949年）的基础上出台了《出口管理与控制法》，规定不仅美国公司的技术贸易要受美国的管理与控制，其他国家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也要受美国的管理与控制。

        英国的工业革命由纺织业开启，第一桶金主要是由纺织业积累的。但是，英国的纺织业本身无任何竞争优势，完全是在高额关税与强权政治保护下逐渐成长的。为了鼓励本国纺织品发展，同时抑制殖民地印度纺织品的发展，英国采取严重的失衡的关税政策，1814年英国对来自印度纺织品的进口关税是70-80%，而英国向印度出口的纺织品关税只有3.5%。英国控制伊朗后，在伊朗大肆开采石油，但是，为了抑制伊朗能源工业的发展，老奸巨猾的英国在开采石油时的用电，竟然用进口煤炭、燃煤发电提供，而白白浪费掉采油过程中冒出的油层气。在最大也是收益最丰厚的殖民地印度，英国统治的一切努力，集中于一点，就是吸取在北美统治的教训，不让印度走向近代化、工业化，而是努力使之传统化、农业化，为此不惜恢复王室以及消失已久的种姓制度。

        今天，境内外自由主义者，为实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新殖民主义政策目标，让中国牢牢绑定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的战车上，成为美帝国体系的附庸，为此他们竭尽全力以“华盛顿共识”来取代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努力让中国通过各种“去工业化”的方式——如贸易、金融、地产等——去制造财富，而不是提高中国工业化水平——如关键零部件与重要原材料等高端制造——提升制造财富的能力。“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 为此不惜杀鸡取卵，在混合所有制等各种名义下变卖国有企业，向外资转让民族企业的股份，使中国偏离工业化轨道，抑或让中国工业化主导权掌握在国际垄断资本手中。

        （二）部分学者专家鼓吹中国工业化已经完成

        多年来，在“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思想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不少内陆，首要选择就是迅速把自己的GDP搞了上去。当然，不容否认，在“唯GDP主义”下，中国的工业化、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美国从建国到19世纪下半叶，用了一百多年，GDP达到世界第二；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也是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使GDP达到世界第二；然而，新中国用了60年的时间，就使GDP达到世界第二。有机构分析，未来十年内，中国会超过美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这些成绩值得肯定，但是不能陶醉，因为GDP很可能不能说明什么。在1840年之前很多年，中国的经济总量遥遥领先世界，然而经过鸦片战争的检验，这个东方的庞然大物实际不堪一击。

        由于存在很多的重复建设，产品低端同质，恶性竞争，国内外市场需求很快就一个接一个趋于饱和，由此导致产能严重过剩。中国的基础原材料、纺织服装鞋帽、家用电器甚至所谓新兴行业——光伏器材等等，无不处在产能过剩的痛苦境地。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直以壮士断腕的劲头与姿态，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但是由于缺乏各类相应的自主创新——长期不重视研发而偏执于引进的结果，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成效不彰。有鉴于此，一些学者专家为迎合利益集团的需要，采取“鸵鸟政策”，从产能大面积过剩得出结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未来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服务经济。

        实际上，就英美德日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业化与自由贸易不可得兼。工业化必须在适度保护中成长，高关税以及各种非关税壁垒为一国（后进国家）的工业化提供适宜的发展环境——垄断市场、高额利润积累（以便扩大投资与研发）等。自由贸易、自由经济可以实现经济繁荣，积累肥膘但无法强健筋骨。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在外资的激烈竞争与跨国垄断资本跑马圈地的情势下，中国经济积累的主要不是工业化的钢筋铁骨，更多的是通过自由贸易而积累的财富肥膘。如此，变成了外汇储备与对外贸易的世界第一大国，GDP的世界第二大国。相关人士与媒体常常为此十分陶醉，其中不乏几分炫耀。然而，鲁迅先生说得好，倘是个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三）进一步扩大对国际垄断资本的开放

        多年来，诸多中国知识精英基本认同，工业化、现代化的本质姓“西（方）”，姓“资（本主义）”，姓“基（督教）”，工业化、现代化实际就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与基督教化，依照西方（所宣传）的标准塑造中国的工业化——生产工业品。由此，中国工业化的逻辑必然是不断、进一步扩大对外（西方）开放，参与、承接国际（西方）分工，持续引进国际（西方）资本，甚或让国际（西方）垄断资本主导中国工业化进程，使中国经济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与秩序的一部分。与之相对照的是，“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深深地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类发展进程。但是，没有人说“四大发明”姓“中”姓“华”，德国教科书中还赫然写着符腾堡发明印刷术，引致宗教改革。实际上，在推动工业革命的诸多重要技术创新中，很多来自东方或阿拉伯，或受到东方或阿拉伯技术的启迪，如英国的系列纺织技术就来自印度，航海系列技术来自阿拉伯、印度甚至还有菲律宾。工业化怎么就姓“西”，姓“资”，姓“基”呢？本质上，工业化及其文明属于全世界、全人类。

        正是因为对工业化本质的错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化指导原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被逐渐放弃，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工业化，基本是依照西方的设计，运行在西方的轨道上，按照西方设定的目标前进——接受西方输出的产能，填补西方的工业（低端）空白，由此形成所谓相互依赖、互利共赢。长期以来，中国与欧美日之间商贸出现一大怪相，中国一般是多出少进甚或只出不进，而欧美日则是多进少出甚或只进不出。许多“中国远洋”货轮从美国、日本返回中国时，负载的集装箱基本都是空的，很多集装箱干脆仍在美国，空船回来。但是，中国“赢得”了银行上的账面数字不断增加，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这种模式，耗费了中国的优质资源、人力与良好环境。由于各类补贴包括出口退税，“中国制造”在美欧价格通常要远低于中国，由此造成中国输入性通货膨胀，而且多年来中国的通货膨胀远高于进口“中国制造”美欧日等国。此外，房价飞涨、投机盛行、贫富分化等等，基本上都是中国选择的发展模式的产物。很显然，中国的情况，就像富兰克林曾一度形容新泽西州的那句话一样，“是一只被邻居们四面八方都凿了孔的酒桶，桶里的酒都被他们吸光了”。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跟随世界银行的指挥棒拼命鼓噪在中国实行经济自由化，包括全力以赴“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却把国内市场让给跨国公司。然而，李斯特早就告诫：“一国的国外市场尽管极为繁荣，但是它的国内市场对它的重要性却十倍于国外市场；向海外追求财富虽然重要，还有比这个更加重要十倍的是，对国内市场的培养与保卫，只有在国内工业上有了高度发展的国家，才能在国外贸易上有重大发展。” 

        （四）城镇化，金融化——“这个化，那个化”纷纷推出

        只有经历工业文明的熏陶，城镇才有新的生机。近代以来，城镇化的进步很明显是工业化的结果。除了极少数商贸、旅游城市之特例外，没有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多半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新加坡与香港为此作了正反两方面最好的例证。然而，近些年来，由于没有得到工业化的坚强支撑，中国诸多城镇化蜕变为房地产化。炒地皮、炒房产成为“经济繁荣”的主要渠道。这种饮鸩止渴、依靠泡沫维持的繁荣能持续多久？现如今，在工业化遭遇瓶颈之际，一些人士又重弹城镇化的老调，这种无视不远殷鉴、见了棺材也不落泪的“二杆子”政策主张，势必将中国经济进一步推向泡沫化。

        只有历经成功的工业化，信息化才有可靠的基础与前提。今天，信息化的关键硬软件都掌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垄断资本）手中。“斯诺登事件”清晰地告诉世人，盲目信息化会将自己放在什么样的危险境地。多年来，中国的银行系统、民航调度系统、政府办公系统、城市轨道管理系统等诸多的信息化，一直运行在西方信息技术公司构建的轨道上，只要西方有需要，中国的信息列车随时都有“出轨”的可能。近些年来，在歪嘴和尚的指导下，中国大力推进信息化，诸多城市展开近乎疯狂的“数字城市”竞赛，然而为中国搭建“数字”平台是IBM这样的美国公司，核心与关键的硬软件差不多都是由西方公司提供。很显然，中国用大价钱从西方垄断资本手中为自己购买了绞索，还美滋滋炫耀“我们走在信息化的大路上”。近来，诸多地区又一窝蜂地展开了“大数据建设”，可谓如火如荼，但是多半是以美日欧相关方为合作对象，同时无一例外地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

        以地产商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积极推动中国搞（新型）城镇化；以国际信息技术公司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积极推动中国大力发展信息化；以华尔街为核心的金融利益集团，则鼓动中国积极推进金融化，走所谓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升级道路。

        这世界，自古以来，一直就有一类不走人类文明的阳光大道，而偏偏选取以欺诈抢盗为生的团伙与人群，海盗即是其中之一。明朝末年，皇权衰微，盗贼群起。大海盗汪直、郑芝龙（郑成功之父）霸海为王，所有航行在东亚海面的商船，都必须购买、悬挂海盗团伙的平安旗。东北王张作霖当胡子的时候，带领一帮唤做“保险队”土匪，对辖区居民以及过往商客征收“保险费”，确保在此区过此路的人群的平安。

        中国的这些自发或小团伙为组织的强盗海盗，与西方以国家政府力量组织强盗海盗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今天，不论如何涂抹，西方文明也掩饰不了其海盗基因，如今的所谓“现代性”政治架构、商业理念——如民主原则、契约精神等，也是源起于海盗组织以及打劫分赃的本质要求。不过，海盗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一开始是打家劫船，杀人越货，而后通过占据海上交通要道，征收买路钱，再后来以实力为后盾，以秩序规则为依托，发展到包括收取保护费——保险在内的各种金融手段。所谓制海权，实质就是西方（主要英美势力）霸海为王而确保保险费收入的政治花样。

        现代西方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特别是英美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市场，本质就是海盗，只是由在海上明火执仗，改为金融交易所场内或场外交易。这种交易需要一种体系以及相应的一套规则与秩序。施压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就是要把这种体系与规则扩展延伸到新的金融处女地。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的也积极推动金融开放，则多半是英美金融海盗精心豢养的打手——有专业名称唤作“经济杀手”——在内部策应使然。近些年来，在积极推动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的基础上，有关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股票证券市场国际化等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一浪紧似一浪。全球化阻断了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却使全世界的金融资本空前地勾结起来，中国的金融利益集团当然不会置身事外。积极推动中国经济金融化、金融国际化，成为中国的金融利益集团的重要的国际使命。

        当然，若将所有积极推动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的专家学者都归为“经济杀手”未免过于武断，也未免高看了中国经济自由主义者为西方主子杀身成仁的气节。应当承认，很多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得到西方金融资本丢给的骨头，很多只是相信从西方经济学中得到了真传，而自觉主动心向西方。西方经济学由于持续用数学装饰门面而一直以科学自居，然而究其本质而言，西方经济学装神弄鬼的巫术成分多于科学。今天，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连西方自己200年来的工业化都没有说清楚明白，连不断爆发的经济金融危机都没有搞明白，就在指手画脚教导发展中国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道是，以己昏昏，岂可使人昭昭？然而，可悲的是，中国诸多知识精英，尤其是那些所谓西方经济学家，振振有词“半部论语治天下”，更何况我等饱学西经，指点中国经济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