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来源：《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虚热实冷之态势，态势折射的是工业化与金融化两条发展道路亦即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学者，对此都应有严肃的思考。2015年夏日，笔者应邀参加在山东日照（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举行的第七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工业化与金融化：两条发展道路》的发言。参会期间，对工业化有着深入研究与独到见解的贾根良教授建议我可以此为题，出一本专辑，相对全面地阐述对工业化与金融化的主张。谋划期间，适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李文重编辑，独具慧眼的李编辑乐意用人民大学出版社这个优质平台帮助我们实现这一想法，非常感谢！

一

        在中国产能普遍而严重过剩、产业结构调整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势下，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依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规模（GDP）已经在2014年超过美国。据此，很多学者包括一些官员都认定，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由此积极推进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将所谓城镇化（多年发展轨迹显示其实质就是房地产化）、服务化（集中体现为金融化）作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近代以来，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已然成为一种公理。成功的工业化，是西方国家发达、先进、文明的关键所在。在中国的“五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与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工业化最关键。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工业化直接可以富国强兵，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繁荣富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就是工业化中断或停滞的陷阱，中国若要力避“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持续推进并完成工业化；工业化可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规则是保障等现代观念在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会自然被人们理解与遵守。开会不按时、过路不守规、驾车如游蛇等不良习惯，恰恰指示中国的工业化还在路上，远没有完成；工业化可以全面优化社会结构，广泛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在自组织基础上有序运行。近代以来，中国被动挨打，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国家与社会一盘散沙，而好不容易于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有组织有秩序的社会，几十年来被市场逻辑不断刷新，如今又近乎原子化、碎片化。但是，工业化不是可以坐等就可以得到的，资本主义几百年，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屈指可数；工业化不是他人（先进工业化国家）恩赐就可以发展的，西方强国为了保持先进，保持差距，几百年来，总是己所不欲而硬施于人，转移过剩产能与低端制造，将后进国家固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工业化也无法简单地搬来拿来，早期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战略，几十年来已经被证明彻底失败。

        《世说新语》中“路边李苦”的故事所揭示的只是一种常理。人世间，凡是越有价值的东西，获取通常也越费周折。能轻易得到的，往往也不会有多大价值。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阿根廷等新兴市场的教训都表明：通过国家战争与民族革命，掌握发展道路的主导权，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前提；通过适度的贸易与市场保护，掌握商品与资产的定价权，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借助政府强大干预力量，发挥市场积极调节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保证。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成功工业化清晰显示，三个方面缺一不可，而阿根廷等新兴市场的失败工业化恰恰证明，三个方面有所偏废。一国若要实现工业化，必须付出极大的艰辛与持续的努力。“行百里者半九十”，迈不过工业化这道坎，输掉最后一公里，往往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民族自决与国家独立，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政治稳定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一些国家甚至雄心勃勃，以追赶西方作为国家的战略选择。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伸出友好的橄榄枝的情势下，诸多发展中国家，为学习西方强国之道，向西方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留学生。在美国，这个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们，虔诚地拜师学艺，努力地勤学苦读，最终取得了新古典主义（后亦称新自由主义）的真经。在印度尼西亚，那些回国效力而逐渐掌握国家权柄的留学生被称作“伯克利黑帮”；在拉美一些国家，相似的人群则被唤作“芝加哥男孩”。而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西学的真经不仅没有让国家达成追赶西方的目标，实现繁荣富强，反而一个又一个前赴后继地落入经济增长迟缓——通货膨胀严重——两极分化拉大——社会动荡加剧的发展陷阱。“拉美化”的故事如今依旧不断在世界大舞台上演，下一个恐怕就要轮到中国“闪亮登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中国负笈担簦西去的不仅有“唐僧取经”，更有“蒋干盗书”。近几十年来，中国近乎成为全世界贯彻新自由主义最持久、最坚决、最彻底的唯一国家。2008年金融大危机爆发之后，包括诸多西方国家在内纷纷吸取自由主义政策的教训，开始改弦更张，努力扭转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的悬崖边，果断踩下自由主义的刹车。然而，在金融风险不断累积的中国，决策者指示“清算新自由主义余毒”，要求“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相关执行者依旧加大自由主义的油门，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试图将新自由主义的反动逆流进行到底。看来，在宏大坚固的南墙面前，中国的相关新自由主义者真的把自己看成是崂山道士，具有非凡的穿墙本领。

二

        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集中于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也越来越集中于汇率危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汇率危机的首发地与重灾区。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以及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是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可以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提高收入等诸多“红利”之海妖歌声的诱惑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启金融自由化的魔瓶，释放经济金融化的魔鬼。如是，在短暂的繁荣之后，相关国家很快就陷入了金融危机——经济动荡的泥淖。很显然，这些天真幼稚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非但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改革红利，而且还亏掉了赚取利息的本钱。虽然没有沦落退回到“石器时代”的悲惨境地，但是准备“担水劈材”的国家远不止一个。一度踌躇满志、企图通过金融富国的冰岛，在大危机引致大冲击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这个美丽岛国总理不得不告诫国民，“我们还是多打些鱼吧！”尽管金融富国强国的梦幻不断破灭，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鬼使神差下，总是有人相信国家发展有捷径可走，依然抱着侥幸心理乃至尝试毒品的心态，鼓动甚或引领国家走经济金融化之路。

        市场原教旨主义认定“市场总是正确的”，认为市场通过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与供求机制在资源配置上扮演积极而重要（“基础性”甚至“决定性”）的角色。世界经济史表明，市场所具有“财富魔法师”的作用，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极大的财富。但是，在诸多公共产品的生产上，在诸多非经济领域，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会失灵，由此导致或要求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适时发挥作用。然而，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不难发现，市场在“为善”与“失灵”之外，还不时“作恶”，即把优质资源、优美环境、道德良知与妇女贞洁等一切美好，卷入“撒旦的磨坊”碾个粉碎。近几十年来，一个接一个而且频率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大的经济危机进而社会危机，粉碎了“市场总是正确的”或“市场总是为善”的神话。今天，倘若我们能开启理智，我们很容易结论，“市场并非总是正确的”，而且“市场是正确的”、“市场可以为善”越来越多地成为特例。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直白：“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 

        在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这一问题的认知上，很少有人能比著名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更有发言权，这位学习研究过量子力学（在量子力学面前，自由主义理论所依托的科学基础——牛顿力学——只是一个特例）的金融家认为，“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按照定义，市场总是正确的；但我认为，金融市场几乎总是错误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限度内它有自我验证的能力罢了”。 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可以实现一般均衡，如此反过来使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与供求机制可以更好地发挥调节作用，如此消费者便可以根据合理的商品价格、投资者可以根据合理的资产价格进行投资。但是，金融市场则不然，因为存在反射性，投资者的心理作用愈发难以捉摸，其结果是追涨杀跌成为金融市场的常态，由一般均衡而实现的所谓合理价格基本不能成立。因此，“金融市场几乎总是错误的”。

        作为金融化推动主体的金融资本，其贪婪本性自古至今未曾改变。“市场失灵”与“市场作恶”是市场调节机制因存在先天性缺陷而固有的风险。实际上，在今天的世界，市场调节风险的消极影响，远不及另类假市场调节之名而行操纵市场之实的风险。综观社会发展史，早期，市场作为经济的附属长期内嵌于社会，市场的逻辑是交换的逻辑，“市场失灵”与“市场作恶”被严重制约。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市场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独立的市场成为“撒旦的磨坊”，不断碾碎一切美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的逻辑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逻辑。大资本、垄断资本、金融垄断资本操控市场的趋势与特征越来越明显。在自由经济思想指导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市场化”就是任由市场调节，任由资本主导，任由撒旦磨坊碾碎一切美好；而所谓“市场化改革”实际就是让后进国家放弃经济主权与调控治权，任由国际金融资本在本国扩张与嚣张。

        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的周期性大潮的裹挟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被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所挟持与操控，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很快便蜕变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与买办，民族资本也越来越多地蜕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相比，今天国际形势、世界经济早已发生巨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幻想通过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重复过去英美等西方强国以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严重不切实际。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曾经断言，资本主义是以非资本主义存在为前提。世界资源与市场的有限性，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秩序的反动性，决定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重复昔日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殖民的发展老路，而依照自由经济思想来发展资本主义，只能成为西方强国的附庸，落入新殖民主义的陷阱。

三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对中国的渗透日益深入。今天，一个依附西方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尤其是华尔街）的金融利益集团在中国早已悄然成型。多年来，在该利益集团的积极推动下，中国不断加快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实体经济不断萎缩而虚拟经济持续膨胀的“虚热实冷”态势日趋突出，中国正面临重蹈英美资本主义覆辙的危险。问题是，英美金融资产阶级不仅盘剥本国人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劫掠全世界。用劫掠世界的红利，通过所谓“滴漏效应”，增进本国人民的福利，如此可以有效缓和国内社会矛盾。中国的金融利益集团有着国际金融资产阶级贪婪的一面，但是远不具有后者的机智与劫掠财富的手段与能力。于是乎在贪婪驱使下，中国金融利益集团以扩大与深化对外开放的名义，努力引狼入室，为虎作伥，借助国际金融资本的新技术与新手具，对中国投资者与消费者实施欺诈、盘剥、掠夺，最终要将所掠夺财富（名为“利润”）的80%甚至更多奉送给国际金融资本。尽管中国的相关金融利益集团只有20%的分赃（名为“代理”）收益，但是由于基数庞大，如此这帮极少数寄生虫坐拥百万千万年薪以及巨额花红，在中国过着帝王般生活。2015年的股灾，仅仅十多个交易日，约20万亿人民币的市值被人间蒸发，很显然就是国内金融利益集团与国际金融资产阶级内外勾结、劫掠的结果。因此，如果没有有效手段节制金融利益集团，中国经济非但难以回归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而且更有可能要陷入动荡与危机的泥潭。

        中国的金融利益集团多半寄生于部门利益之中，而且与一些地方利益紧密地勾连在一起。多年来，一些原本就相对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城市），一直享受着多种特殊优惠政策，长期的阳光雨露，使得这些娇生惯养的地区（城市），似乎离开了特殊照顾就不会自我生长、自主增长。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这些沿海地区（城市）越来越严重地患上了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辛苦劳作而能轻松赚钱。因此，它们不是埋头苦干实干，而是挖空心思找捷径，投机取巧赚大钱。它们听取一些不着边际的新自由主义学者蛊惑，执迷甚至痴迷金融、保险与地产（FIRE）等虚拟经济。一度拥有众多名牌产品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某城市，在服务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等伟大创意下，房地产等泡沫经济不断膨胀，生产与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实体经济日益萎缩，多年的名牌产品与龙头企业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最终销声匿迹，只能在虚拟——服务——金融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偌大中国，如果只是它一个地区（城市）痴迷于投机取巧也不打紧，自作自受而已。问题是，这么一个地区（城市）投机取巧而连连得手，则有着很坏的示范效应，很多地区（城市）都会跟着向国家要政策，都想不劳而获，赚快钱赚大钱。如此，各类于首都“跑部钱进”的游说蜂拥而至，钱权交易之腐败越演越盛，真可谓“一粒老鼠屎败坏一锅粥”。更为严重的是，这类地方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增进，往往是以牺牲国家利益与整体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为代价的。例如，xxx自贸区，光怪陆离的优惠政策，潜藏着一个极其危险而致命的漏洞，那就是以变相资本项目自由化来增加本地税收，繁荣本地经济，经由自贸区的境外资金是促成2015股灾的重要力量，国家金融安全的“千里之堤”差点就毁于自贸区这个“小小蚁穴”。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规模坐二望一的今天，依旧给富裕发达的地区（城市）以各种优惠政策，显然对其他落后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严重不公，固化与拉大发展不平衡，加剧地区社会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实施三十多年的今天，依旧用割据性、碎片化的自贸区来促进地方增长，显然与统一大市场的精神相背离，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即便秉持自由主义的理念（沿海发达地区是新老自由主义的坚定拥趸），自贸区的实践当然与自由竞争、平等参与的市场原则相矛盾，但是为了地方利益与本地市民利益，相关地区（城市）不惜牺牲他们口口声声的“自由价值观”，不惜牺牲国家与国民利益。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压力之下，在经济金融化的利益集团压力之下，金融当局乃至中央政府必须有很好的定力与坚强的意志。定力与意志，主要来自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来自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自信，来自于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之伟大实践的自信。倘若我们失去了自信，任由相关金融利益集团的忽悠与误导，任由跨国金融垄断资本于中国嚣张与扩张，那么中国必将重蹈“拉美化”覆辙，落入所谓“中等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