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综观世界相关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约略有两大发展模式：一是以英国等欧美国家为代表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自主性发展模式，二是以日本等亚洲国家为代表的廉价生产要素的模仿式发展模式。

       英国能在西欧群雄中后来居上，主要是凭借科技进步、发明创造、资源优化配置等途径使生产力不断得到提升而实现的。例如，英国毛纺织不如自己的附庸国爱尔兰，而棉纺织原本就是空白，棉织品从印度进口。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1660~1731）曾写道：“我们看到我们那些有身分有地位的人，个个把印度毛毯穿在身上。”但是，英国通过关税保护、限制进口、引进技术等措施，使得纺织成本不断下降，每磅棉纱1786年是38先令，1800年下降至9.5先令，1830年又降至3先令，与此同时纺织品质量却不断提高。1830年以后，价廉物美的英国棉织品大量出口印度，导致印度纺织业陷入全面而持续的危机。到1850年，原本在棉布生产上无任何比较与竞争优势的英国，其棉布产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英国的成功并不是依靠廉价劳工、也不是依靠汇率贬值或政策补贴，而是依靠科技与生产力的提升以及严格的关税保护政策。

       日本明治维新后努力学习模仿西欧，二战后则努力学习模仿美国，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由此实现经济恢复与快速增长。此后，日本通过“雁型飞行”引领东亚经济，创造了所谓“东亚奇迹”。但是，日本等亚洲国家主要通过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廉价劳工、廉价货币、廉价环境），降低生产成本，确保产品竞争力，维持贸易顺差。这样的增长模式，一方面会因巨额外汇储备积累而引致资产泡沫，另一方面还会遭遇劳动力成本提升、人口红利消失、成本更低的竞争对手加入市场等因素而导致经济停滞。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1953~)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撰文分析，亚洲经济奇迹不是靠技术革新促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的，而是依靠对劳动力、资本高强度投入取得的。克鲁格曼由此断言，所谓的亚洲奇迹“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

       英国模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自主性发展模式——的继承者集中于欧洲老大陆与北美新大陆，强货币，高工资，高消费，由此产生“与物较劲”的思维，节省人力、获取高收益的创新发明层出不穷，由此使得欧美一直成为工业与产业革命的源头，国际分工的主导者。日本模式——廉价生产要素的模仿式发展模式——的继承者是“四小龙”、中国与东南亚，低汇率，低工资，低消费，由此产生“与人较劲”的思维，低价多产，薄利多销，成为工业与产业革命的跟随者，国际分工的从属者。欧美苦练内功貌似笨拙，其结果人民最省力；东亚投机取巧貌似省时省力，但其结果人民最辛苦。采用模仿式发展模式，犹如百米赛跑，总是在争那小数点后面几位的时间，即通过精细化管理、节衣缩食、加班加点来降低成本，却忽略了汽车、摩托车甚或自行车的发明与使用，就能轻易摆脱低成本之恶性竞争的轮回。 

       由于对原住民采取灭绝其种族而霸占其土地的政策，美国由此地广人稀，自殖民地开发到独立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工人的工资收入高于英国。鉴此，美国经济增长侧重于人力资源替代，而集中于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产品研发、产业开发，如此诞生了划时代的汽车、电脑、网络等技术与产业革命，推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增长。相比较而言，日本等亚洲国家更多的只是技术与产业革命的跟随者，努力把美国的发明创新推向日益细化、日臻完善的境地。美国人所做的是从无到有、从0到80分，日本人所做的则是从80分到99分，亚洲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则是想办法把99分的产品用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如台湾地区在个人电脑代工产业中拥有90%市场占有率，但交出来的成绩单如同市场占有率只有9%。 台湾的代工业龙头广达公司的毛利率连5%都不到，被戏称为“毛利小五郎”。 多年来，日本在创新与发明、网络与金融上赶不上美国，而汽车与电子等传统制造业又面临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紧逼，不上不下的产业结构，不良不莠的经济结构，才是日本“失落十年”、“再失落十年”的主要原因。不幸的是，中国效仿沿袭日本模式，尾随日本的“雁型飞行”，因而难免重蹈日本曾经遭遇的覆辙。

       环顾当今世界，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是苹果、微软之类的公司，代表先进而时尚的网络时代；日本市值最大的公司是丰田汽车（截止2014年连续13年稳居第一），表明日本还陶醉在过去的汽车时代；德国市值最大的公司是在著名软件企业思爱普(SAP)与百年制造巨头西门子之间交替易位，显示德国卡位在先进制造与时尚网络时代；2014年11月，上市仅一个多月的阿里巴巴，其股票总市值超过中石油，然而阿里巴巴乃合资企业（日本软银占36.7%，美国雅虎占24%），外资占大头，由此中国市值最大的公司依然是中石油，如此看来中国似乎停滞在采掘时代。这便是当今世界四大工业国的发展差距。所谓的“美元的陷阱”在日本等亚洲国家拥抱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伊始就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