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开始艰难的经济复苏。朝鲜战争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美国越发重视日本在东亚地区乃至世界政治与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加大扶植日本的力度。1952年，美国让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53年1美元兑360日元成为IMF的官方认定价格。低汇率为日本制造赢得了低成本竞争优势，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 1980年的76.6亿美元增加到1984年的461.5亿美元，美元滚滚流入日本。为防止日元升值而削弱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日本不断积累美元并持续购买美国国债。1976年日本持有美国国债不到2亿美元，然而到了1985年便超过130亿美元。

       随着日美贸易失衡不断扩大，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日益加剧。1985年9月，为平衡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美国与日本、英国、法国、西德达成《广场协议》，后四国货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广场协议》后，美元指数由120以上快速下滑至80以下，其中日元兑美元由1985年9月的240：1飙升到1988年11月的121.85：1。然而，日元升值并没有逆转日美外贸趋势，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资料显示，日本从1985年起，连续26年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到2010年累积顺差高达3.02万亿美元，而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在美元贬值后仅呈数年缩小，1991年出现小幅顺差，此后迄今，再也没有出现过顺差，而且逆差还有快速增大的态势。美国经济状况未如预期的那样变好，但是日本经济状况实实在在地不断变坏。

       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效应很快显现，外贸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降为1986年的负4.8%，实际经济增长从1985年4.2%下降到1986年的3.1%。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萧条，同时也为了应对美国要求日本刺激内需的施压（这种压力在后来的《卢浮宫协议》中得到明确体现），日本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自1986年 1月到1987年2月贴现率从5%降低到2.5%。这一“致命的失误”将日本巨额外汇储备累积的流动性迅速释放出来，由此在日本全国掀起了金融投机狂潮——股票与房地产价格齐飞。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疯狂飙升到38915.87高点，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1986-1990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指数平均上涨了三倍以上，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竟然达到了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土的水平。日本的土地财富占到国家财富总额的约70％，而同期美国仅占25％。很显然，日本经济严重泡沫化。

       无论泡沫的色彩如何斑斓，终究归于破灭。而且，泡沫生成越快，破灭越快，泡沫膨胀越大，爆破的影响越大。1988年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达成“巴塞尔资本协议”，规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8%，而日本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4%。为了达标，日本央行调升贴现率，商业银行纷纷紧缩银根，日本经济由此遭受沉重的第一击。到1992年8月，日经指数暴跌到14000点左右，大量账面资产化为乌有。据2005年日本国土交通省发表的地价统计数据，日本全国的平均地价连续14年下跌，与1991年相比住宅地价下跌46％，基本回到了地产泡沫生成前1985年的水平，商用地价下跌了约70％，为1974年以来的最低点。

       很显然，日本经济泡沫的膨胀与破灭与1985年的《广场会议》、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以及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这几个节点密切相关，而每个节点，美国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就这样在日本上演，毫不自觉的日本便这样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日本成为“美元陷阱”的第一个牺牲者，然而这只是东亚悲剧的开始。

       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896~1974）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论”，描述日本产业经历“国外引进→国内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四个阶段，由此呈现倒“V”型如大雁展翅翱翔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借用赤松要“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发展过程也概括为一种“雁行形态”或“雁行模式”。该模式认为，日本是东亚雁群的“领头雁”，绝大多数产业先在日本发展，然后转移至亚洲“四小龙”，接着再转往东南亚以及中国。这一度被国际经济学界高度肯定与赞誉的学说，经不起时间的经验，今天看来，分明是日本带着一群亚洲国家纷纷飞入美国的口袋阵，落入了“美元陷阱”。因此，“雁行模式”看起来更像是“蛾行模式”，一只只飞蛾前仆后继地扑向美元火焰，表面看起来是明亮的经济前景，没想到其中却隐藏着资产泡沫以及无法逃脱的美元陷阱。1990年以后，从日本开始，没有一个亚洲国家能脱离这样的宿命。 

       东亚国家基本都沿袭日本的方法，采用钉住美元、压低汇率、代工制造、出口顺差、积累外汇的经济增长模式。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原本就是日本昔日的“泡沫经济——美元陷阱”的惊人重复。然而，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在积累外汇储备上更加执着，一如吸毒者不断加大剂量。1996-2010年，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累积的外汇储备从0.69万亿美元大幅攀升至5.34万亿美元，增幅高达672%，同期间，全球的外汇储备加幅为455%。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到2010年底，美国国家债务高达13.562万亿美元，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同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为14.62万亿美元，国债占GDP的比例高达92.763%。（此前最高水平是于1946年创下的121.7%）。其中，有9.023万亿美元债务由公众所持有，占比为66.5%。公众所持债务中，又有4.439万亿美元是由外国持有，占比为49.2%，主要是东亚国家。每当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出现疲软时，相关当局就会通过压低汇率的方式来刺激出口。然而，“历史上有太多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过汇率贬值是无法长期实现经济增值的，无奈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及其央行还是汲汲营营于累积贝壳的这种荒谬游戏。” 汇率贬值游戏的结果，只能是在“美元陷阱”越陷越深，如此相关国家的经济体质也就越来越弱。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为应对危机美联储采取“量化宽松”政策，释出天量美元资金，以挽救岌岌可危的金融与经济体系。然而，那些盯住美元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没有美国的病，却跟美国吃一样的药”，即为了“贬货币，促出口，救经济”，跟着美国一起狂印钞票滥发货币。美国还有欧盟，因为其货币是国际货币，他们印出的钞票由世界共同承担，而东亚国家和地区释放的流动性只能自作自受，这就是美欧印出的钱比东亚多，而东亚的通货膨胀高于美欧的主要原因。流动性增加——货币贬值——维持乃至促进出口——继续累积外汇储备——促进资产泡沫——抬升通货膨胀——钱不值钱——更加辛勤劳动。对相关国家与地区的民众来说，这是一种经济上的剥削与奴役，而且随着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大众的经济与社会压力越来越沉重，如此让更多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快速地步入少子化与老龄化社会，接踵而来的则是人口负债、退休金负债与政府负债等一连串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一个极大极深的“美元陷阱”之全貌就这样被活生生地被描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