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6年8月文/邵燕祥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或最美的”，文学批评也“哇哇”声地附和，其代价顶多是青少年不知诗为何物，好诗为何物、评诗为何物，也不知毛泽东诗词中那些上品到底好在哪里而已。但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一旦认为自己的主张无一不是正确的……归根到底只有个权力标准“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同，《毛泽东选集》页八二五），这是个普遍性的命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中国，有所谓“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在俄罗斯，普希金难免对自己刚脱稿的作品赞道：“普希金，这个狗娘养的……”，熟悉世界文坛掌故的朋友一定还能讲出许多这样的例子。据说中国人性格比较内向，尽管沾沾自喜，但公开自卖自夸的较少，但是从文学史上看，对于同时代人或朋辈的溢美之辞，站出来谢绝的倒也不多。人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文学批评，我不同意；批评是有的，但准确的中肯的批评则往往要索之于后世，也就是同被批评的作家没有血统与门墙瓜葛的批评家们。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科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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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周刊》2016年9月11日文/慕容安八十后作家郝景芳凭科幻小说《北京折迭》夺得二零一六年“雨果奖”，创作契机源于作者曾在北京“城乡结合部”中生活，在对二十二世纪北京的想象中，揭开当下贫富差距、阶级固化、教育不公平的悲歌。 被称为“科幻界诺贝尔”的“雨果奖”自一九五三年开始颁发，直到去年才出现了第一张亚洲面孔刘慈欣。没想到短短一年后，八零后的中国天津姑娘郝景芳再次获奖，凭借科幻作品《北京折迭》荣获二零一六年“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郝景芳的《北京折迭》创造了一个极端、光怪陆离，但又让人熟悉不过的场景。书里的北京不知年月，大概在二十二世纪，空间被分为三层，不同的人占据着不同的空间。按照不同的比例，他们分配着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周期。大地如同一张纸片，可以翻转和折迭，纸的一面是第一空间，生活了五百万人口，一派上流景象，人们拥有二十四小时的生存时间。大地翻转，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生活的两千五百万人口充满忙碌，但秩序井然，他们拥有十六小时的生存时间。第三空间生活的五千万人每人则只拥有八小时的时间，他们中两千万人是垃圾工，剩下三千万人靠贩卖衣服、食物、燃料和保险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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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周刊》2016年9月11日文/卫禹兰王宝味是第一个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推上祭坛的知识分子，学者魏时煜新着《王宝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从王宝味的悲剧人生探讨知识分子在中共历史上的位置与命运。今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一类书籍中，《王宝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是非常独特的一本。首先，王宝味本身就有多重意义：他是第一个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推上祭坛的知识分子，一个理想主义文人与革命政治短兵相接的象征符号，一个在党史叙述中前后矛盾又语焉不详的疑点人物。王宝味研究仍留有大量空白需要充实。但是相比有其所关注的人物，本书更加独特之处在于其呈现方式，是一种游走于人物传记、图文记录、口述历史、档案发掘等多种形式之间的历史还原。作者魏时煜不仅是一位勤勉的学者，更像一位自觉的艺术创作者。她用数年时间，走访众多当事人、已故任务的亲属，与王宝味研究中的重要学者们对话，查找散落于海内外的各类文献，然后用她受过的叙事学训练，将所有材料编织成一个细密的有机体。材料，而非论述和结论，赋予该书最扎实的质地。庞杂的材料经过作者的分拣与编织，如同随意的原始图片经过强大的影像处理，显现出清晰的视角、丰富的细节，并且在前后时空、左右人物的相互映照中，产生了说不尽、道不明的种种关系，叙事的清晰使读者容易进入，细节与现场感使该书极为可读，多重关系使它具有历史应有的厚度和广度。本书设计了近现代知识分子命运史、文学史与报刊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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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月》2015年8月文/何静恒 我读到诗意，感觉到“润物细无声”的平和宁静。读下去，我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是活的，就像心灵宇宙中的日月星辰，闪耀着柔和明净的光芒。再读下去，我读到了作者的大慈悲心。毫无疑问，这就是宗教精神。读刘再复先生《什么是文学：文学常识二十二讲》，我被这本书深深吸引。我们这一代学中文的人有一个共识：好的作家是不用上中文系的。也就是说，学写作不一定要先学文学理论。有了先入为主的理论，就会把原属个人生动活泼的内容脸谱化、僵硬化，变得一无是处。《什么是文学：文学常识二十二讲》完全颠覆了我的上述看法，这是一本让心灵和想象力飞升的书。 我记起了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金蔷薇》首篇《珍贵的尘土》中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样的金蔷薇在世界上不多。”“可是谁家要有它，就一定有福。”与夏米送给苏珊娜的那朵金蔷薇比较，这朵金蔷薇——《什么是文学：文学常识二十二讲》，是送给人类的，作者用心打造这朵金蔷薇送给所有的人。放下概念在《什么是文学》第八讲中有一句话：“我今天把文学的概念还原到最通俗的解释，大家也比较容易掌握。”这句话看起来简单，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眼。&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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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月》2015年8月文/郑丰金老为他的武侠故事搭起一个翔实逼真的舞台。基于对历史的关注，金老的小说始终以人为主体，各部小说无不通过人物引导剧情，以人物为主，剧情为辅；而非以剧情为主，再在剧情架构中嵌塞人物。据说香港新派武侠诞生至今，已有六十年头了，新武侠的创始远在我出生之前。对我个人来说，自幼生长于台湾，对武侠小说的认识其实仅止于“金庸”二字。我所知道的武侠世界，其实就是金庸的武侠世界。我并非文学分析家或者中文教授，只是个崇拜金庸作品的书迷和向往武侠世界的作者。此文仅以个人角度浅述金庸的文学成就，不到之处，敬请四方包涵指正。由通俗而入殿堂武侠小说，似乎在人们眼中总难抹去“杂书”、“闲书”的印记。然而就在我们的眼前，一位卓然有成的武侠小说家，欲引领着千万读者，堂堂正正将武侠小说送入文学的殿堂，成为主流正统文学中的一颗耀眼明星。这个令人动容的过程，颇似四百年前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作品，从吸引市井大众的通俗戏剧，逐渐攀升而成为后世英文文学的经典。莎翁剧作中的人物、情节、用语和隐喻，同样充盈并丰富了今日的英语世界；而我们这位武侠作家笔下的人物、情节、用语和隐喻，也同样充盈并且丰富了今天的华文世界，成为珍贵的华文文化资产的一部分。大家想必知道，这位武侠作家就是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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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月》2015年8月文/严家炎他总是把国家、社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这一大前提下才来争取个人事业的发展。金庸先生永远是我们尊敬的一位前辈和老师。一九九一年，我曾在旧金山一个华文文化中心讲过两次金庸小说，当时在座的陆铿先生不久即在香港一家刊物上作了较详细的报道。但那时我尚未与金庸先生见过面。与金庸先生真正相识，是一九九二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三个月研究期间。那是在文化界十一二位朋友相聚的一次小型宴会上，由陆铿先生介绍，金庸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宴席结束时，金庸先生又约我几天后到他的山顶道家中小聚。这次“小聚”倒真是一次相当酣畅的欢聚。我们从各自少年时的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他的新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又从围棋胜负聊到顶尖国手陈祖德以及金庸先生向他学习棋艺；再从香港将要回归聊到他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以及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的辞职……总之，是我向金庸先生请教了许多问题。一直到厨师送来了下午的点心，我们的谈话才告一段落。餐后，金庸先生亮出旁边小桌上放着的三十六册第二版金庸小说，并将它们送给我。我当然非常高兴和感谢，随后向主人告辞。金庸先生又让他的司机驾车送我回中文大学的住处。第二次与金庸先生见面，记得是在一九九四年十月的北京，那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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