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6年9月11日文/卫禹兰王宝味是第一个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推上祭坛的知识分子，学者魏时煜新着《王宝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从王宝味的悲剧人生探讨知识分子在中共历史上的位置与命运。今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一类书籍中，《王宝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是非常独特的一本。首先，王宝味本身就有多重意义：他是第一个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推上祭坛的知识分子，一个理想主义文人与革命政治短兵相接的象征符号，一个在党史叙述中前后矛盾又语焉不详的疑点人物。王宝味研究仍留有大量空白需要充实。但是相比有其所关注的人物，本书更加独特之处在于其呈现方式，是一种游走于人物传记、图文记录、口述历史、档案发掘等多种形式之间的历史还原。作者魏时煜不仅是一位勤勉的学者，更像一位自觉的艺术创作者。她用数年时间，走访众多当事人、已故任务的亲属，与王宝味研究中的重要学者们对话，查找散落于海内外的各类文献，然后用她受过的叙事学训练，将所有材料编织成一个细密的有机体。材料，而非论述和结论，赋予该书最扎实的质地。庞杂的材料经过作者的分拣与编织，如同随意的原始图片经过强大的影像处理，显现出清晰的视角、丰富的细节，并且在前后时空、左右人物的相互映照中，产生了说不尽、道不明的种种关系，叙事的清晰使读者容易进入，细节与现场感使该书极为可读，多重关系使它具有历史应有的厚度和广度。本书设计了近现代知识分子命运史、文学史与报刊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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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月》2015年8月文/何静恒 我读到诗意，感觉到“润物细无声”的平和宁静。读下去，我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是活的，就像心灵宇宙中的日月星辰，闪耀着柔和明净的光芒。再读下去，我读到了作者的大慈悲心。毫无疑问，这就是宗教精神。读刘再复先生《什么是文学：文学常识二十二讲》，我被这本书深深吸引。我们这一代学中文的人有一个共识：好的作家是不用上中文系的。也就是说，学写作不一定要先学文学理论。有了先入为主的理论，就会把原属个人生动活泼的内容脸谱化、僵硬化，变得一无是处。《什么是文学：文学常识二十二讲》完全颠覆了我的上述看法，这是一本让心灵和想象力飞升的书。 我记起了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金蔷薇》首篇《珍贵的尘土》中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样的金蔷薇在世界上不多。”“可是谁家要有它，就一定有福。”与夏米送给苏珊娜的那朵金蔷薇比较，这朵金蔷薇——《什么是文学：文学常识二十二讲》，是送给人类的，作者用心打造这朵金蔷薇送给所有的人。放下概念在《什么是文学》第八讲中有一句话：“我今天把文学的概念还原到最通俗的解释，大家也比较容易掌握。”这句话看起来简单，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眼。&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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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月》2015年8月文/郑丰金老为他的武侠故事搭起一个翔实逼真的舞台。基于对历史的关注，金老的小说始终以人为主体，各部小说无不通过人物引导剧情，以人物为主，剧情为辅；而非以剧情为主，再在剧情架构中嵌塞人物。据说香港新派武侠诞生至今，已有六十年头了，新武侠的创始远在我出生之前。对我个人来说，自幼生长于台湾，对武侠小说的认识其实仅止于“金庸”二字。我所知道的武侠世界，其实就是金庸的武侠世界。我并非文学分析家或者中文教授，只是个崇拜金庸作品的书迷和向往武侠世界的作者。此文仅以个人角度浅述金庸的文学成就，不到之处，敬请四方包涵指正。由通俗而入殿堂武侠小说，似乎在人们眼中总难抹去“杂书”、“闲书”的印记。然而就在我们的眼前，一位卓然有成的武侠小说家，欲引领着千万读者，堂堂正正将武侠小说送入文学的殿堂，成为主流正统文学中的一颗耀眼明星。这个令人动容的过程，颇似四百年前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作品，从吸引市井大众的通俗戏剧，逐渐攀升而成为后世英文文学的经典。莎翁剧作中的人物、情节、用语和隐喻，同样充盈并丰富了今日的英语世界；而我们这位武侠作家笔下的人物、情节、用语和隐喻，也同样充盈并且丰富了今天的华文世界，成为珍贵的华文文化资产的一部分。大家想必知道，这位武侠作家就是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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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月》2015年8月文/严家炎他总是把国家、社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这一大前提下才来争取个人事业的发展。金庸先生永远是我们尊敬的一位前辈和老师。一九九一年，我曾在旧金山一个华文文化中心讲过两次金庸小说，当时在座的陆铿先生不久即在香港一家刊物上作了较详细的报道。但那时我尚未与金庸先生见过面。与金庸先生真正相识，是一九九二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三个月研究期间。那是在文化界十一二位朋友相聚的一次小型宴会上，由陆铿先生介绍，金庸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宴席结束时，金庸先生又约我几天后到他的山顶道家中小聚。这次“小聚”倒真是一次相当酣畅的欢聚。我们从各自少年时的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他的新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又从围棋胜负聊到顶尖国手陈祖德以及金庸先生向他学习棋艺；再从香港将要回归聊到他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以及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的辞职……总之，是我向金庸先生请教了许多问题。一直到厨师送来了下午的点心，我们的谈话才告一段落。餐后，金庸先生亮出旁边小桌上放着的三十六册第二版金庸小说，并将它们送给我。我当然非常高兴和感谢，随后向主人告辞。金庸先生又让他的司机驾车送我回中文大学的住处。第二次与金庸先生见面，记得是在一九九四年十月的北京，那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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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月》2015年8月文/陈文芬编者按：此文为大陆版《另一种乡愁》增订版序。作者介绍马悦然大半生致力研究汉学，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保存和发觉坚持不懈。二〇一二年十月，瑞典学院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问悦然：“莫言得奖你高兴吗？”悦然说：“高兴。”我又问：“为什么高兴？”悦然向来只翻译他自己欣赏的作家，如李锐、曹乃谦、高行健、北岛、杨牧等。悦然不是莫言的译者，他只是接受瑞典学院诺奖提名小组委员会的委托翻译莫言的作品。悦然考察了各种语言的莫言译本，发现其中很少有短篇作品。他明确指出，莫言的作品短篇胜过长篇，《小说九段》中的风景描写有着沈从文一般简洁风景画的力道，作者描述的外在环境与内心朴质性情的互相交映，尤其使人感动。“他是双脚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孩子。”他回答记者的话第二天刊载于《瑞典日报》头条。 回答“为什么高兴莫言得奖”，悦然说：“我高兴一个乡巴佬得奖，尤其是一个中国的乡巴佬得奖，沈从文、曹乃谦、莫言都是乡巴佬作家。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一九四八年，马悦然到中国调查方言，在四川生活了两年，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并成为一生的好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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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明月》2015年8月文/陈平原据说有人向查先生告状，认为把学生送北大一年，是对浙大学术品质的不信任，也是对查先生的不尊重。于是乎，大侠不高兴了。听闻此言，我赶紧打退堂鼓。本意是为查先生补台，怎么会变成拆台的呢？一九九九年五月，新浙江大学成立不久，金庸慨然接受邀请，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二〇〇五年十月，金庸以年事已高及拟前往剑桥大学进修为由提出请辞，学校再三挽留，最终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决定，改聘金庸为名誉院长（《金庸改任浙大人文学院名誉院长》，香港《文汇报》，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就在这七八年间，金庸在浙大招收博士生一事，闹得满城风雨。相关报道一般都会提及金庸先在历史系招收隋唐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后在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招收历史和文学方向博士生，“后者则是和在浙大做兼职教授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合招的一个博士点”（《金庸辞职的前前后后》，《西安晚报》，二〇〇五年一月六日）。因我从不在媒体面前谈论此话题，因此，既未见“傍大家”的批评，也没有“不作为”的指责。时隔多年，此事早已烟消云散，但我依旧“耿耿于怀”：当初一片热心，只因个人能力有限，加上周边气氛诡异，最终没能帮查先生完成培养优秀博士生的心愿，实在遗憾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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