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平原 文章转载自《明报月刊》2013年第7期作者“以港为鉴”，对内地大学的行政和人事安排如何影响学术、官场与学术界的纠结、学术论文与奖金的关系等一一深入剖析，由于作者分别在香港和北京讲学，能够亲身感受两地大学对待教授的作风的异同，故不乏一针见血的见解。——编者 自2004年教育部全面开放香港高校内地招生以来，大陆民众对港大、中大、科技大等香港名校的关注持续升温，赴港求学成了参加高考、出国留学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站在教育部的立场，此举牵涉面很小（去年香港各大学在内地招生1600人左右），没什么了不起；可这“另一种大学”的启示，其实意味深长。我不相信“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薛涌语），但我承认港校招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及前景造成了巨大冲击，起码起到了鲶鱼效应，催逼其反躬自省。晚清以降，中国人的现代大学之路走得不是很顺畅。不说各有宗旨的教会学校，政府筹办或掌控的公立大学，先是借鉴德国（经由日本），很快转为学习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转道苏联，改革开放后又回到了美国。如今正努力“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教育界，谈及大学问题，不是哈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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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香港文汇报 2013年7月4日■香港文汇报‧人民政协专刊记者 王晓雪、何凡、凯雷“窑洞对”原始版1945年，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工作的王若飞登门拜访黄炎培，并送来刚结束的中共七大的有关文件，尤其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黄方毅说：“当时国共关系处于僵局，父亲拜读后很想再次推动国共和谈，便与几位社会贤达一起拜访蒋介石，请求恢复和谈；另一方面，通过王若飞向中共转达此意，于是促成了延安之行。” 也就是在这次延安之行中，黄炎培提出了著名的“黄氏周期率”。黄方毅说，“父亲在延安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然而他担心，将来如何？于是，当毛泽东问父亲感想怎样时，父亲就讲了‘黄氏周期率’”。 1945年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如此记述“窑洞对”：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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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回，作者继续追念与季羡林的情谊，思考世人对季羡林的想法。她对晚年的季羡林感到痛心，认为他“被使用”得太过份了。“人到衰老，是否还应该承担社会公共角色”，也许是作者想大家反思的地方。寒不改叶 温不增华—— 季羡林：追念与思考张曼菱待到一九九一年，季老和我又在他简洁的书桌前相见；真是人生如梦，恍若隔世。听完我讲述自己后来的经历，季羡林欣慰地说：“你没有出国，这就对了。你还下了海，这就更对了。”季羡林青年时代尝尽离国之悲，所以他一生坚信不能离开祖国。风暴陡起，我没有去国，这令他无限欣慰，从此他对我倍加器重。一九九二年我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取庄重文文学奖。先生知道后，当晚就一直盯着电视，看晚间新闻，最后一个镜头才是我。他舒了一口气，说：“曼菱从此可以无碍了。”自从这次生死阔别，我与季羡林之间有了一种跨越沧桑的牵挂之情。看到先生如此孤直，我由衷钦佩。那种孤零零站在历史之途的苍凉辛酸，不是走过来的人，是很难体味的。再度相逢后，我开始每年给他寄些小东西，实而不华；大都是云南特产，从药材到小菜。先生尤爱吃云南的鸡枞菌、火腿。先生曾经喜悦道：“曼菱跟男孩子似的，还知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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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年代，胡志德在香港一个不起眼的小书摊找到《围城》一书，结下缘分，做钱钟书研究；李欧梵则和左派、右派人士自由地交流往来，在真正的多元文化中如鱼得水。回忆这个宝匣，让我们轻轻而珍重地打开。——编者琐忆香港七〇年代自由氛围——访李欧梵胡志德 明凤英在博文小书摊邂逅《围城》胡志德（简称胡）：七〇年代初，我在香港找到上海版的《围城》。很难得。在皇后大道东路上有一个小店铺，门口只摆一个小摊子，叫博文书店。 小时候住香港，最怕皇后大道东。因为那条街很脏，有很难闻的味道，穷人也多。每次父母开车经过皇后大道东，我和弟弟吓得立刻把头埋在后座椅子上，不敢看窗户外边。要等车子开过那里，我们才敢爬起来，从后窗往外边看一眼。七二年，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到香港找材料，暂时住在那栋有名的“重庆森林”大厦里。我想一定要克服以前对皇后大道东的心理障碍，故意跑到那里走一趟。结果看到一个小书店，门口摆个小书摊子，很小，里面窄窄的，一面墙都是书架，上面全是好书。那个老板个子矮矮的，看见一个老外会看文学书，就走过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跟我说：“你知道这本书吗？《围城》，与众不同哦。”我翻了几页，立刻喜欢上了，觉得很过瘾。之前，我读过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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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社区”也就是“创建人”、“创建心灵”、“创建故乡”。掀起新历史潮流，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年开始了。创建守望相助的社区池田大作先哲云：“贤人居安思危，愚人居危思安。”为了在紧急的时候或预防灾害、事故发生时能够做到守望相助，我们日常需要加强和扩展与社区居民的联系。我们可从与左邻右里打招呼开始，让社区成为一个日常能够“见面”的地方。尤其孩子们是整个社区的宝贝。另外，平时能够殷勤探访和照顾老人和病人的社区，虽然眼看不见，但绝对会形成一股顽强的力量，帮助建设能够抗拒灾害的社区。“社区家庭”也好，“地球家庭”也好，作为“共生”、“支援”的场所，能加深并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此，让我想起了一位精神奕奕的为社区贡献的妇人所说的话。“只要有勇气跟他人打个招呼、说句话，就能结交无数的好朋友。”一九九九年，美国丹佛市近郊，两名美国高中生携带自动步枪冲入一间中学展开大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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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是共产党员吗？曾钰成是共产党员吗？从几十年前的「反共」到今天的「抗共」，大概都涉及一种集体潜意识，可称之为「恐共症」。早前与世长辞的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乃铁价不二的「老牌共产党员」，可他认为共产党并不可怕，倒是有点可怜：「就像一条在岸边搁浅的鲸鱼，死不瞑目，犹瞪眼望着退潮……」。霍布斯邦是犹太人，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那一年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少年时代在德国经历了纳粹党的高压统治，最终选择了在英国定居，他的自传名为《趣味横生的时光》（Interesting Times），此书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我的人生经历几乎完全涵盖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也最可怕的世纪。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并且见证了三大洲许多其它国家的事物。」外交咒语英国共产党员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一直都是社会上的极少数，霍布斯邦在〈身为共产党员〉一章写道：「共产主义如今已经死亡。苏联以及绝大多数依照其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与社会──亦即曾为我们带来鼓舞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产物 ──都已经彻底崩溃，只留下一片物质上与道德上的废墟。现在很明显即可看出，如此志业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在他看来，十九世纪特别漫长，早在十八世纪末的连场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拉开了序幕，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纪的「十月革命」，此所以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反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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