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冯志弘转载自2013.8.21《香港文汇报》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的“不求甚解”，指的是读书旨在明了大意，不需要咬文嚼字、尤其不可过度诠释。五柳先生的话当然不错。问题是：哪些情况属于“甚解”，哪些情况属“不可不解”呢？最简单的说法是：倘若一个问题解答不了，会直接影响对事情的通盘认识──这样，研究这个问题就不是“甚解”，而是“不可不解”了。《归去来兮辞》的写作时间正是一个“不可不解”的问题。过去几十年，学术界对《归去来兮辞》的写作时间有两种看法：一是写于义熙元年(405)十一月，支持这个说法的代表学者有周振甫、钱钟书、袁行霈等；二是写于义熙二年(406)春天或稍后，代表学者有逯钦立、朱东润等。慢着！上述人物每一位都是文学研究的泰山北斗，该相信谁？《归去来兮辞》写作时间又何关宏旨？一年的差异，真的这么重要吗？是的，十分重要。原因是陶渊明在义熙元年十一月“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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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2013.8.3/4.《信报》 益行 一幅迷离恍意无题的人物画，落款“小石”，浓墨泼的远山，背后残阳如血，映红了江滨孤独的人影。那须发、长眉、衣袍、飘带和沿岸的莽草被风吹向江边，这位脸色憔悴的老叟，是战国时期的屈原，他在咏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 屈原是楚国的大诗人，曾深得楚怀王重用，内政外交全力以赴，振国强民、联盟六国，抵御秦国的吞并。满怀救国救民的雄心，不料遭奸臣排挤，放逐湘南。忧国忧民郁郁不得其志，面临滔滔的江水，吟着最后的绝句：“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 这是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心力交瘁地抱着大石，跳入汨罗江前的一刹那，这是傅小石的左笔之作。大块面的墨迹，混入橙红、赭色、小量的花青，有节奏地配置其意境，逸笔草草却未疏忽细部的刻画，面部的苦涩，失落的眼神，疲惫的身躯，水纹的流动，均非常到位。高耸扩张的头冠，传达了屈原刚正的气度，烈焰如火的夕阳恰似屈原的一腔热血。整个画面突显着悲思壮慨的诗意。 气韵生动 再欣赏傅小石的一幅《达摩》，没有钩线的没骨，只有写意的颜色，精湛融和的墨色，袈裟朦胧无衣褶，却可见到阔袖大袍及肢体的动态。流利酣畅的笔意，如狂草般的挥洒，波涛翻滚的大江一望无际，水鸟盘旋拍翅惊飞，满腮胡须的黑和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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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香港文汇报2013年7月4日安儿胡同全家照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亲手创建民盟、民建两大民主党派并担任首任主席，从年轻开始即活跃于社会政治舞台，却始终坚持不做官。1931年淞沪抗战，黄炎培发起成立上海地方维持会支持前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合作设立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作为国共之外的社会贤达当选国民参政员。黄方毅说，“1941年，父亲又与其它党派共同发起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团体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他联合胡厥文为首的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创建以实业家为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任主委直至去世。”为困局中的中共“搭台唱戏”黄炎培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而最早代表中共中央与他联系的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黄方毅告诉记者，“徐特立是父亲的学生，1938年，徐特立在武汉两次拜访父亲，二人相见如故。之后，随着父亲对共产党了解的加深，开始为处于艰难中的中共友人‘搭台唱戏’，在此过程中，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都结下了友谊。”对于“搭台唱戏”，黄方毅解释称，主要是指父亲协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国统区公开亮相，宣传中共政治主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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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香港文汇报2013年7月4日■黄方毅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王晓雪 摄身为三届政协委员，黄方毅秉承了其父为国谏言的质量，他研究宏观经济国策，更牵挂草根民生，献策提案直指民生国计的核心问题。他说，经济是症，根在体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发挥与落实人大与政协的作用。九年前，黄方毅就注意到与公务员相比，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太低，并开始做调研，“多年前，北京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平均是1,000多元，而机关干部养老金平均都4,000左右了，相差太大了。”今年已经是他第九年提交“关于纠正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长期偏低的提案”。“现在企退职工能拿到二三千了，我心里挺高兴，挺欣慰的。”有企业退休职工在网上感激地留言：“黄方毅委员，你是老百姓的代言人，不愧是政协委员，不怕丢官，连续几年两会提此案！你的名字企退人员永远记住！”“人民需要黄方毅这样的政协委员。”但黄方毅谦逊地说，只是皮毛而已。他还将为民生问题不停息地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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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乃谦 文章转载自《明报月刊》2013年第7期二〇一二年八月，湖南文艺出版社给我出了一套文集，有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篇小说选《换梅》、《佛的孤独》，短篇小说选《最后的村庄》，散文选《温家窑风景三地书》（内容包括马悦然、陈文芬和曹乃谦三人关于《温家窑风景》的来往电子邮件，主要涉及翻译过程中的语词的技术问题之交流）、《你变成孤子我变成狼》，共六种。这六种书从每一本书的书名叫什么，内文选用哪几篇作品，彩页插什么图片，到目录的排列，马悦然和陈文芬一直为我把着关。应该说，他们夫妇是我这套书的总编辑。九月底，我收到了文芬给我的电子邮件，说悦然在十月下旬要到上海作几场演讲，到时想叫我去上海，见见面，她说，“悦然要请你喝啤酒。”我高兴地回复说，一定去。没过两日，我又收到湖南文艺出版社湘海主编的来信，他告诉我说，出版社准备在上海给我的这套书举办一个首发式，想邀请马悦然陈文芬夫妇到场参加，让我问问他们是否愿意。这真是太巧的一件事了。我经常要碰到这样的巧事。我把出版社的这个想法转告了悦然和文芬，他们满口答应。出版社那头听了更高兴，让我跟悦然商定具体的时间。文芬给我回信说，考虑到其他活动的安排，时间定在十月二十二日。啊！十月二十二日。又是这个好日子。这真是太巧了。二〇〇五年的十月二十二日，悦然和文芬在我家举行了订婚仪式，那天的中午十二点，悦然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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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锐 转载自《明报月刊》2013年第7期 我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二日离开北京来到吕梁山区的，在一个叫做邸家河的小山村里当了六年插队知识青年。插队的时候没有想到日后会当作家，更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竟然会把一个叫做马悦然的瑞典人带到邸家河来做客。一九八六年我开始了系列小说《厚土》的创作，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副标题“吕梁山印象”。小说陆续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一些反响。一九八八年的六月十日我接到一封来自瑞典的信，写信人是陈宁祖女士，她自我介绍她的丈夫马悦然是瑞典汉学家，正在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们在不同的刊物上看到《厚土》，说是“很想翻译”。我当时根本不认识马悦然何许人也，当然也更不知道他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教授、瑞典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主席等等这一系列头衔。只是觉得有人“很想翻译”自己的作品，这让我觉得很高兴。于是，从那时起，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情。先是笔墨的，后是感情的，现在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从《厚土》开始，接下来是《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在前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悦然一本一本地翻译了我大部分的小说。一九八八年《厚土》的瑞典文译稿完成，交给布拉别克（Bra Bocker）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初，悦然告诉我，他和宁祖很想到吕梁山来看看，并且他已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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