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2025年4月23日
第四十章 匆匆“谢幕”的王力、关锋、戚本禹
1967年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刘少奇看后怒摔报纸：这是栽赃！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四秀才”之戚本禹、王力、关锋（从左至右）
得到林彪、康生的赏识，王力成为“御用文人”之一。
王力，1922年出生于江苏淮安。年轻时他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调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记者。不久，出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60年代初，调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顾问。回国后，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苏两党论战时，曾作为“秀才班子”的成员参加了“九评”的撰写工作。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王力曾随康生多次赴莫斯科谈判，并一起起草“九评”文件。平日不愿意送字给人的康生，曾亲笔给王力写过一副对子：“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意即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谈判，而“钓鱼台”则是双关语，因为当时写作班子在钓鱼台。
1965年对于王力来讲是关键性的一年。这年9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中央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这篇文章的执笔者便是王力。文章指出：
毛泽东同志关于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文章受到了重视，王力也得到了林彪、康生的赏识，从此开始平步青云，跻身上层。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任命陈伯达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任顾问（陶铸于8月2日后曾兼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为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从《红旗》杂志副总编，一下进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开始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随着尹达、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穆欣的先后被揪斗，“中央文革小组”只保留了清一色的所谓“左派”，王力也随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四支“秃笔”之一。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曾多次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起草了一系列中央文件、《红旗》杂志社论（如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等），其中，人们较为熟知的或许就是1966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和1967年2月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会议记录了。
▲以林彪名义发表、由王力执笔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单行本（历史照片）
1966年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由陈伯达亲自拟定。
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社论刚刚发表，10月6日，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10万人，举行“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随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1967年2月李先念在“二月抗争”上所说的，“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以这篇社论开始的，“老干部统统打掉”，也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老帅们与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为了党和军队的前途，2月16日，终于爆发了老帅们在会场“大闹怀仁堂”事件。作为1月8日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的王力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时，周恩来居中。在周恩来右首，坐北朝南，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皆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在周恩来左首，依次而坐的是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
会议的原定日程是“抓革命、促生产”。会上，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冲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五员“中央文革”的“大将”进行了猛烈抨击。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7时，“中央文革”始终处于守势。会上，王力、张春桥、姚文元说话不多，只是埋头记录。会后，他们就开始了“告御状”的准备工作。
据王力回忆：
刚一散会，姚文元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他们两个凑，让我记。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凑上了。
这就是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核对”的会议记录《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
工于心计的张春桥在与王力、姚文元凑好记录后，三人直奔江青住处。
王力回忆道
张春桥向江青报告，带着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钓鱼台十一楼。
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本来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时“病愈”了。江青暴跳如雷，说道：“这是一场新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由于李富春在会上一言未发，所以江青没有提到他。事关重大，江青劝张、姚推迟一天回沪。
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并说：“你们三个都要去。”
江青马上给主席打了电话。电话是主席秘书徐业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业夫回电，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他们（引者注：实际是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晚10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
主席先问张春桥什么时候走？张春桥说18日回上海去，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主席说，没有了，都谈过了，简单说了几句。
这时，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一言未发，只是听着。
我注意到，汇报前边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据王力回忆，陈毅说了一句：“斯大林提拔了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意思是说现在的林彪以后会怎么样？）。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针对以后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告总理对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没送给他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政治局常委审查？”
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
因为张、姚要回沪，主席要我把这一意见告诉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这时，主席又心平气和了。我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看了，主席看过没有？”主席说：“你马上再直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这次大约谈了两个小时。
王力的回忆，是对“恶人先告状”这一俗语的贴切注释。随后，2月18日晚，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陈毅、谭震林等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进行了严厉的指责，用康生的话说就是：“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
再往后，就是“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字报贴满北京全城。
“七二〇”事件后是王力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北京西郊机场，数万群众迎候“英雄”凯旋归来。
如果说1967年7月以前，王力还主要是给人以“左派”笔杆子面目印象的话，那么，武汉“七二〇”事件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舞台上的“精彩亮相”了。
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王力前往西南，解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的“文化大革命”问题。王力是作为“中央文革”成员派去的。王力的实际工作经验比关锋、戚本禹丰富。谢富治提出增加余立金，毛泽东又建议增加李再含。于是，一行四人前往西南。另外，还有“北航红旗”的四个红卫兵同行。
7月13日晚，正在重庆的谢富治接到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飞往武汉。电话中，周恩来未说原因，只说武汉有“紧急任务”。其实，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去武汉，谢富治到武汉，为的是确保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记得，驻守武汉的部队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北航红旗”红卫兵是否同行？周恩来同意了。
毛泽东驾临武汉，是和解决武汉两大派分裂问题有关。
这一年的2月8日，武汉的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武汉军区2月18日发布了批驳这个声明的《严正声明》。以对这两个声明的态度的不同，武汉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拥护《严正声明》的组织，5月16日晚成立了号称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它实际上集纳了反对从根本上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许多人，他们在政治倾向上比较“保守”而与武汉军区比较一致，又拥护军队，因而为武汉军区所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但却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双方各不相让，局势异常紧张。毛泽东此时赴鄂，为的就是处理棘手的两大派问题。
7月14日上午，周恩来从北京飞抵武汉。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从重庆飞抵武汉，住东湖宾馆。晚上，毛泽东坐专列抵达武汉，周恩来前往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只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少数人知道，是绝密的行动。
7月15日一早，毛泽东召见谢富治、王力，听取他们关于西南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
18日晚，毛泽东召集会议，确定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即：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注：指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毛泽东同时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19日晨，周恩来飞往北京。当天，谢富治、王力、刘丰等违反周恩来关于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来到武汉水利学院。那里是“钢工总”的总部。谢富治和王力在讲演中，透露了昨夜会议所定下的三条方针。王力还说：“相信武汉的问题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谢富治、王力到“钢工总”及其讲话，使“三钢”、“三新”一派“热烈欢呼”。
王力作为“中央文革”“大员”，说“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等于是支一派，打一派。消息传出，激怒了“百万雄师”，王力成为“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武汉街头贴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大字报指出：
王力自窃据“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的事。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19日下午3时，在武汉军区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据陈再道回忆：
王力以教训人的口吻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王力从1965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讲起，一直讲到1967年军队“支左”。胡说什么武汉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的前身）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揪“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会议一直开到夜里11时。
武汉军区连夜向所有干部、战士传达会议精神。军区机关还没有传达完，“百万雄师”一部分人就在汉口游行，以示抗议。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了？”“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了？”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今天白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待一个月。上午7时许，“百万雄师”代表200多人和一些战士到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随行的“北航红旗”造反派又气势汹汹地辱骂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把王力塞进汽车，押往军区大院四号楼，要王力回答问题。“百万雄师”的负责人要王力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说：“我没有权签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又说：“‘百万雄师’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显然，王力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王力的态度，使“百万雄师”怒气冲天。如王力回忆的：“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即指‘百万雄师’）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
20日上午，“百万雄师”调动200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一片反对谢富治、王力之声。这便是轰动全国的“七二〇”事件。
20日下午3时54分，周恩来乘专机直飞武汉。
周恩来到达武汉后，为了息事宁人，指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朱怀龙，尽快设法救出王力。随后，具体布置毛泽东离开武汉。21日凌晨，毛泽东从武汉王家墩机场直飞上海。
21日中午，王力被二十九师救出后，换上军装，被护送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22日凌晨3时，王力被秘密护送到武汉远郊的山坡机场。
王力被打的消息传到北京，传到钓鱼台，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他们和林彪决定利用王力回北京之际，大造声势。为此，他们组织了数万人到北京西郊机场，像迎候“英雄”凯旋一般欢迎王力。
22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乘坐的飞机飞抵北京。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出现在西郊机场，欢迎“英雄”的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口号声：
“打倒武汉‘百万雄师’！”
“揪出武汉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
“王力同志是坚定的左派！”
▲“七二〇”事件后，王力等人回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这是当时的新闻报道（历史照片）
“向王力同志学习！”
“向王力同志致敬！”
23日早上5时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了谢、王“胜利回京”的“喜讯”。
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刊载谢富治、王力在北京机场受到“热烈欢迎”的消息、照片。照片上，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身着军装，挽着王力的臂膀，咧着嘴，作一副雄赳赳势不可挡状。
当天，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举行规模盛大集会、游行。上海举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达百万之众。大会发出了“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称“百万雄师”为“百匪”，称“七二〇”事件为“一场反革命暴乱的丑剧”，声称“为了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永远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7月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的百万人大会。
下午4时半，林彪领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紧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广场群众一片欢呼。谢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七二〇”事件后的几天，是王力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一个月后，王力就被“中央文革”弃之如敝屣了。
对王力的讲话，毛泽东怒斥为：“大、大、大毒草！”王力作为替罪羊被抛了出去。
“七二〇”事件后，王力紧跟林彪，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鼓噪。这恰恰成为“中央文革”“小三子”倒台的原因。
7月25日，在欢迎谢富治、王力“凯旋”的大会上，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对红卫兵头头蒯大富、韩爱晶说了这样的话：“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作题目。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工于心计又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大方向指出来了，但蒯大富不知道林副统帅的目标所指何人。他立即找到王力，询问林彪的用意。于是就出现了下面一段对话：
蒯大富：“武汉事件的后台是不是肖华？”
王力：“不是。”
蒯大富：“是不是叶剑英、徐向前？”
王力表示默认。
随后，蒯大富连夜布置：27日，指使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军事动态组”在中央军事领导机关附近贴出“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9日，发表“打倒徐向前”的《严正声明》，并派人前往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绑人抄家。所幸徐向前未在，绑架未成，但五个装有绝密、机密文件的档案箱和一些材料被抢走。
30日，蒯大富指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成员任传仲，先后向全国23个省、市、地区派出200多名人员，携带调查徐向前等内容的调查提纲，进一步搜集材料，把“打倒徐向前”推向全国。
蒯大富后来曾在交代中涉及他们当时的判断：“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〇’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对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陈伯达、江青也如此热心于“揪军内一小撮”，说穿了，无非是借“七二〇”事件为题，继续做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们看来，“二月逆流”中的主将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属于“军内一小撮”。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是制造舆论的好手。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他们要借此“大做文章”—借纪念建军40周年之际，鼓吹“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社论提出“崭新”的“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社论历数了“军内走资派”彭德怀、罗瑞卿的种种“罪行”，歌颂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然后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
关于这篇社论的起草经过，王力回忆说：当时起很坏作用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林杰起草，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在陈伯达主持下，向王力、关锋念了一遍，不送总理，就发了。
这篇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立刻在全国卷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澜！
8月7日，为配合《红旗》社论，王力又跑到外交部，对造反派发表讲话，煽动夺权。他说：“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
在王力煽动下，造反派们冲进外交部，高喊“打倒陈毅”，坚持要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致使外交工作陷入一片混乱。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1967年8月12日，从上海传来毛泽东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于一片惶恐之中。
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写了“大毒草”三个字！
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中，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批示：“不用！”
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因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那种年月被吹成“一句顶一万句”，而他批评《红旗》的“八一”社论是“大毒草”，犹如一颗原子弹落在《红旗》杂志编辑部！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
林彪马上闭上“尊口”。好在他是“副统帅”，树大根深，一时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
康生是个老滑头。7月25日，康生告诉过王力，他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过毛泽东。康生说：“主席同意‘欢迎大会’（指欢迎谢富治、王力的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这时，康生改口了：“我打电话请示主席，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把责任全推到了陈伯达头上。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当时，陈伯达已是中央“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发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康生也觉着把王力、关锋作为替罪羊抛出去最合适。
恰于此时，上海传来毛泽东对王力8月7日煽动夺外交部权力讲话的批示。毛泽东将这篇讲话斥之为“大、大、大毒草”！
毛泽东用了三个“大”字！看来比看到《红旗》“八一”社论时更加愤怒！
王力、关锋是倒定了。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亲笔签字的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的王力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管《解放军报》，这下子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更是罪责难逃。
康生还连夜翻查了王力的档案，把王力定为“国民党特务”、“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于是，把王力、关锋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追究责任便追究到王力、关锋头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趁机溜掉了。毛泽东同意了从“中央文革”中“剥”去王力和关锋。
“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967年8月30日下午3时，在钓鱼台十六楼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周恩来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他的两边坐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
江青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
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历数王力之罪：反党乱军、毁我长城，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然后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前，说王力是刘、邓、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的黑干将。……然后追溯到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来了个新账老账一起算。
陈伯达针对关锋作了长篇批判发言。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
“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立刻失去了自由。他俩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实际上是被限制行动的。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仍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住得不好，吃得也很差。但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来。自此，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
替人“捉刀”为关锋带来了官运，同时也带来了厄运。
对于关锋的升迁而言，1956年是关键的一步：他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从山东跨入首都。在政治研究室里，他与陈伯达、康生、胡绳、艾思奇共事。
1958年6月《红旗》创刊之后，陈伯达把关锋调入编辑部，不过，最先交给关锋的任务似乎与《红旗》本身的业务无关—要他编《思想理论动态》。这一内部刊物的第一读者便是毛泽东！半年后，关锋成为《红旗》编委。
关锋在编辑《红旗》之余，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据关锋自云，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提及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从此，得到毛泽东的垂青。
然而，关锋的真正发迹，则是和“文化大革命”紧紧联在一起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推出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2月8日，陈伯达主管的《红旗》杂志推出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为对《文汇报》的一种特殊的呼应。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讨论半年多以前在长沙尚未了结的为六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注之事。谈话中，毛泽东谈的更多的是哲学问题。随后，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十三期戚本禹那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纷纷转载这篇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历史资料）
毛泽东这句定调子的话，毫无根据地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使之成了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而具有“政治敏感”的陈伯达迅速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炮制者江青。江青深知毛泽东那段话的分量，因而催促田家英尽快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并把消息转告张春桥、姚文元。
在整理谈话纪要时，田家英提出，不要把这段话写进去，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这个意见首先得到了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但唯有关锋不表态。回到北京后，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只好恢复。后来，关锋把这件事告了密。此后的情况，如同邓力群1980年在田家英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描述的那样：
1965年，家英同志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事后不久，就被一个混进党内的坏人告发，从此对他定下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大罪。……
关锋此举，使他开始得到江青的信任。江青提出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毛泽东的这一段“最高指示”压人。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处于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来起草《五一六通知》，并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陈伯达则提名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为组员，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基本班底。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任命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组员为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这个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实质上是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关锋跻身其中，自然也就是“中央首长”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一步步推进，“中央文革”的成员却不断减少。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是这么一些“大左派”：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对于关锋来讲，当上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他一生的巅峰。他成为江青、陈伯达手下的四支“秃笔”之一。从此，他便竭尽心力地为江青等人的口号阐释、捉刀……
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大会上讲话，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斗争还在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这是一个“新名词”。据关锋后来回忆，他提议将之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这是他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加以演绎而成的。
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提出了异议。王力回忆说：总理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对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主席用英语做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
总理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总理又找了关锋，关锋向他解释了半小时。总理说关锋同他主要讲了民主革命时期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应当不同。
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关锋驳倒是不可能的。
由此，“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就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三天后—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这篇社论的执笔者就是王力、关锋。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后，由陈伯达定稿。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红旗〉杂志社论汇集》收集了由王力、关锋执笔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等文章（历史照片）
随之而起的，就是全国掀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老干部统统打倒了”（李先念在1967年“二月抗争”会议上语）。
捉刀，为关锋带来了亨通的“官运”，但捉刀也使他成为林彪、江青、陈伯达的“替罪羊”。
1967年“七二〇”事件后，林彪提出借这一事件在军队“大做文章”。7月25日，康生在新华社电讯稿中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
作为“中央文革”的笔杆子，王力、关锋立即着手炮制“炮弹”。
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刊发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周年》。社论说：“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社论提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运动的大方向。”
以此为起点，全国迅速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
8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看到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后，愤怒地写了“大毒草”三个字，并批示：“还我长城！”
这一批示，使“中央文革”陷入一片惶恐之中，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各自设法保全自己，但被时人称作“文革小爬虫”的王力、关锋则被江青、陈伯达端了出来。陈伯达声明：“《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在王力被康生迅速定为“国民党特务”之后，关锋也被定为了“特务”。事情的蹊跷在于：在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总部被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砸掉时，在那里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张反动传单，传单上那讲话的口气完全是国民党的口气。不知怎么搞的，红卫兵发现传单背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以及“周瑛”两个字。一查，那电话号码正是关锋家的，而周瑛正是关锋之妻！于是，一时哄传关锋是“国民党特务”！
王力和关锋作为“大左派”，作为“中央文革”的“大员”和“笔杆”，原本注定要被人民所唾弃，扫进历史垃圾堆。不过，他们在倒台时忽地成了“特务”，则是连他们做梦也未曾料到……
1967年8月30日，经毛泽东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
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考虑当时的各方面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2005年春，关锋因病去世。
风光一时的“戚大帅”因给翦伯赞戴“帽子”而扬名。
1967年12月，当“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神州之际，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新贴出的大幅标语：
“戚本禹与王（力）、关（锋）、林（杰）一伙！”
“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
戚本禹，这个在八个月前以《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奇文”而名噪全国的“左派”笔杆，此时尝到了被人遗弃和炮轰的滋味。一个月后，专以诬陷他人、以笔杀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被隔离审查。从此，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戚本禹是个高中毕业生，向来喜欢历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工作时，他业余钻研历史，写出关于李秀成之死的文章，向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发起挑战，在《光明日报》上展开论战。毛泽东看后，赞扬了戚本禹。于是，戚本禹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编辑，后升任历史组组长。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章攻击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文章发表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关锋等人时，予以了高度评价：“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戚本禹闻讯后，随后又发表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的文章，给翦伯赞扣上了“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全国各大报随之呼应，戚本禹由此扬名。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靠打棍子起家的戚本禹终于涌上了历史的潮头。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任命陈伯达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任顾问（陶铸于8月2日也兼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为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文革”时期编印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等文章（历史照片）
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革小组”，实质上是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更肯定了这种夺权。随着尹达、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穆欣的先后被揪斗，“中央文革小组”只保留了清一色的所谓“左派”，戚本禹也随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四支“秃笔”之一。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使戚本禹从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走上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其间，田家英被迫害致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但在戚本禹一生中，真正使他以“理论家”名义而闻名的，是1967年他亲手炮制的“奇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1966年7月，毛泽东以批判工作组为突破口，发动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更将这种批判上纲为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以此为开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锋芒指向所谓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6年12月，在张春桥指使下，清华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发动了“打倒刘少奇”的示威游行，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了社会。
1967年年初，有中央“喉舌”之称的《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末有一条引人注意的长注，其中说：“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如果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及其长注是不指名的“点名”的话，那么戚本禹的长文就是令人瞩目乃至震惊的公然鼓噪了。
戚文的最大特色，是以“权威”的姿态第一次在中央报刊上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宣称：“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文章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帝国主义买办”、“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等罪名强加于刘少奇、陆定一、周扬和胡乔木头上。文末对刘少奇荒谬地提问八个“为什么”并提出了“答案”：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1962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这真是一篇千古“奇文”！然而，当这篇臭名昭著的长文于1967年3月30日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后，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随后，全国各大报也予以转载。
已失去了人身自由的刘少奇在中南海看到这篇文章后，气愤至极，他把报纸一摔，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他越说越气愤：“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4月7日，刘少奇送上了关于“八大罪状”的答案。
然而，刘少奇已被剥夺了任何申辩的权利，他的驳斥，被置之不理；他申辩的大字报，刚刚贴出，就被中南海里的造反派撕得粉碎。
自戚本禹的文章发表之日起，各大报相继开展了矛头对着“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所谓“革命大批判”。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同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4月11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称这篇文章“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要求各地认真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这样，戚本禹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就为诬陷和迫害刘少奇定下了基调。也正是通过这篇文章，戚本禹一跃成为名震全国的“戚大帅”。
受戚本禹迫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他真不愧是江青、康生的政治打手。
在“戚大帅”八面威风的一年半中，受其诬陷和煽动迫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
1966年6月16日，“文化大革命”刚揭幕，戚本禹、关锋就写信给江青、康生、陈伯达三人献策。这封信说：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戚本禹不愧是康生、江青的政治打手，康生、江青的心里话让戚本禹说了出来。因为在广大群众中，彭德怀仍是一面耀眼的旗帜、真理的旗帜，用戚本禹的话说就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因此，要进行他们的“夺权斗争”，必须使用法西斯手段，而且事不宜迟，这就是所谓“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1966年12月，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亲自给“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电话，煽动他到四川把“海瑞”（彭德怀）揪回北京。韩爱晶得令，随即带人杀奔成都，挟持了彭德怀。
12月26日，在彭德怀被挟持回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给江青写信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两日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好了斗争的准备。”1967年7月，戚本禹指使韩爱晶、王大宾组织实施对彭德怀的批斗迫害。7月19日，韩爱晶纠集北京航空学院的几十个人“审斗”彭德怀。在“审斗”中，韩爱晶首先动手殴打，随后一些人又拳打脚踢，致使彭德怀被打断两根肋骨，伤及肺部，造成重伤。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又联合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彭德怀被批斗后又被押上卡车上街游斗，再次惨遭迫害。
在煽动迫害彭德怀的同时，戚本禹还对当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的张霖之进行了恶毒攻击。
1966年5月，彭真被林彪、江青诬陷“打倒”后，12月14日，江青又无中生有地煽动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江青的一句话，就决定了张霖之的命运。19日，张霖之被北京矿业学院一些人非法扣押。24日，戚本禹跑到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煽动说，“煤炭部领导，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干好事，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是煤炭工业部的头号敌人”，“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随后，张霖之就惨遭迫害，批斗会一场接一场，被打得一次比一次凶狠。12月28日，在揪斗大会上，张霖之被踢倒在地，脖子后面插了一个大木牌，直扎得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批斗会后，造反派又扒下张霖之的棉衣，逼迫他在零下十几度的院子里挨冻。1967年1月12日，造反派又将张霖之拉出揪斗，在会上不仅打骂，搞“喷气式”，而且还把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的大铁帽子戴在张霖之的头上，致使张霖之头部被压出条条血印。为了将张霖之置于死地，造反派们还想出了种种“招数”。在一次刑讯中，造反派揪住张霖之的头发前拉后搡，甚至卡住脖子，逼迫张霖之90度大弯腰站着，随后又把张霖之打倒在地，喊着“一、二、三”，逼迫张霖之在三秒钟之内站起来，三秒钟站不起来，就拳打脚踢。在一次游斗张霖之之后，造反派又强迫他站在铁椅子上弯腰“悔罪”，在他脖子上挂一个铺盖卷，双手还举着一个“张霖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张霖之实在忍受不了，只说了声“累”，又遭毒打，然后又被迫站在凳子上大弯腰，举牌子。在戚本禹煽动打倒张霖之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张霖之几乎天天遭受摧残。1967年1月22日，受尽了折磨的张霖之含冤而死。据尸体检验，张霖之遍体鳞伤，浑身紫肿，仅条状伤口和伤痕就达30多处。张霖之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部长级干部。
戚本禹虽是“中央文革”中一员“小将”，可是“能量”不小。1967年上半年，正是他与康生、江青贴得最紧的时期，也是他狂呼乱噪、呼风唤雨的巅峰期。
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十六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些人开会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并煽动说：“有些事中央不好说，你们群众干了，框框就打破了。”当有人提出：“刘少奇那里有警卫，进不去。”戚本禹说：“如果警卫不让进，你们可以质问他，是当革命派，还是当保皇派？”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天晚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七八十人先后冲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了围攻批斗。
在这次会上，戚本禹还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进行了恶毒攻击。他说“朱德是反毛主席的”、“大军阀”、“大野心家”，指使造反派去反朱德和康克清。当有人提出“我们不了解朱德和康克清的情况”时，戚本禹又替他们出谋划策道：“曹全夫原是朱德的秘书，你们可以让他揭发。”会后，秘书局的一些人围斗了曹全夫；当晚，又冲进朱德的住所，围斗了康克清。由于朱德未在家，才免遭迫害。第二天，中南海一些人又到全国妇联去“点火”，贴大字报，诬陷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府右街、天安门等处贴出了诬陷朱德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1月底，戚本禹又亲自到中国人民大学鼓噪。他煽动说：“孙泱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孙泱搞朱德的问题，不要有顾虑。”于是，人民大学的一些人，连夜在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朱德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等大标语、大字报。嗣后，戚本禹又指使成立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解放军后勤学院等十几个单位参加的所谓“揪朱联络站”。“联络站”又派人四处搜集所谓“材料”，并且编造了诬陷朱德的传单、小报，广为散发，仅《新北大报》就印发50万份，发往全国，掀起了一股“打倒朱德”的浊浪。
7月初，江青、康生、陈伯达策划：“要把刘少奇批得比托洛茨基还要臭。”于是，戚本禹秉其旨意，在7月14日晚，煽动中南海机关一些人，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并进行围斗，对刘少奇又一次实施了人身迫害。
当日晚，围斗刘少奇的造反派把这次围斗的情况专题报给了戚本禹。同日，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写信给汪东兴和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不把这封信送给周总理，竟然擅自在信上批道：“请康生、陈伯达、江青决定。”陈伯达将信中要求“批斗刘少奇”改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戚本禹又扮演了一个卑鄙的角色。
随后，戚本禹开始四处“点火”和策划。
7月16日，在京报社、电台宣传部门负责人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参加的会议上，戚本禹煽动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彭德怀、贺龙都是吃人的老虎，杀人不眨眼的野心家”，“彭德怀、罗瑞卿血债累累”。并恶狠狠地说：“不仅刘少奇，什么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统统都要批判”，“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不把他们批倒”，“你们领袖之类的”，“都要抓起来，杀头！”
7月17日晚，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趁毛泽东去南方视察的机会，在人民大会堂擅自决定了对刘、邓、陶夫妇进行批斗。
接着，戚本禹对批斗刘、邓、陶夫妇进行了具体组织和指挥。
18日凌晨1点多钟，戚本禹亲自召集中南海机关一些人开会，大肆煽动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但规模小，火力不强，要紧急动员起来。对刘、邓、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在批斗时，要有杀劲，要杀气腾腾的，可以低头弯腰，要使他们威风扫地，对他们切不可怜惜；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指使人马上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组织队伍，投入激战”。戚本禹还对如何成立“战斗指挥部”，如何搜集所谓“材料”，如何制定“战斗方案”，如何分组编队，如何写简报，直到批斗的方式、规模、参加人数、批斗的日期，都作了亲自安排和决定。
在戚本禹的煽动、策划下，中南海内外组成了“揪刘火线”，公开揪斗刘少奇。
18日零时，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部分成员在中南海西门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绝食誓词》说：“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猖狂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当日，北京一百多个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并且传出了刘少奇4月份就《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回答中南海造反派的书面检查。就是这样，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基调上，把批判刘少奇的调门越提越高。中南海内外汇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
北京以及外地驻京的近2000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在奔赴“揪刘火线”、投入“揪刘战斗”的口号号召下，到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在“中央文革”直接布置下，在“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火线联络站”的指挥下，“揪刘”浪潮日盛一日。从此，中南海墙外，红色旗帜、红色横幅标语如海如潮，苇席棚一个连着一个，里面日夜成群结伙躺着、坐着“揪刘火线”的人。上百个高音喇叭昼夜对着中南海狂呼高吼：“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不下火线！”“誓死把刘少奇揪出来！”
在这滔滔恶浪中，周恩来总理作为中流砥柱，独撑危局。他看穿了江青一伙的阴谋，就亲自到中南海西门外向群众作说服工作。但江青、陈伯达竟唱对台戏，来到中南海的大小西门外进行挑动。当周恩来出现在西门说服群众时，江青一伙又跑到北门。结果围困中南海的浪潮，此起彼伏，有增无减。26日，在戚本禹向造反群众表示慰问并说“不仅要把刘少奇揪出来，而且能把刘少奇揪出来”，在他的言语煽动下，“揪刘火线”的一些人扬言要冲进中南海，揪出刘少奇。周恩来予以阻止，并坚定地说：“我就是呆在中南海不走。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造反派们冲不进中南海，就把不少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轮番揪到中南海门口进行批斗，以向刘少奇示威。
与中南海墙外的“围攻”相配合，中南海院内又一次掀起“批刘”的恶浪。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中南海的造反派300多人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里进行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抄出刘少奇的“罪证”。在斗争会上，刘少奇被强迫弯腰站了两个多小时，却不许他说一句话。年近七旬的刘少奇被折磨得面无血色，汗珠滚滚，当他掏出手绢想擦拭汗水时，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拳，将手绢打落。他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只得随着手绢下落，一滴一滴滴在地上。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办公室隔离看管，并加派了岗哨，王光美则被隔离在后院。他们的孩子各自住在自己的房中，互相不能自由见面。嗣后，在戚本禹布置的“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的命令下，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又被造反派多次批斗。
中南海内外掀起的这股恶浪，是戚本禹秉承江青、陈伯达旨意，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次集中迫害。所幸的是，戚本禹垮台的日子也到来了。
“揪军内一小撮”时，他被送进了监狱。
1967年7月20日，武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广大军民反对“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的“七二〇”事件。7月27日，林彪、江青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与此同时，林彪提出在军队问题上“要大做文章”。
8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社论说：“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强调目前的斗争大方向是“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社论一发表，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立即奔赴南京等地，串联当地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在北京，蒯大富、韩爱晶更喊着“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的口号，抄了徐向前的家。一时间，在全国各地卷起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之时，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写了“大毒草”三个字！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并表示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们各自设法从这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好在林彪、江青、康生树大根深，他们一股脑儿将责任推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则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追究责任”追到了王力、关锋头上。8月30日，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
素有“中央文革”“小三”之称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江青、康生在当时被称为“中央文革”的“大三”）本是三位一体，同是《红旗》杂志社出身，同为“中央文革”成员。如今，“小三”中倒了两个，只剩下“小三子”了。唇亡齿寒，随着对王力、关锋批判的深入，许多事涉及戚本禹，“小三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1967年12月，北京街头出现炮轰戚本禹的大幅标语：
“戚本禹与王、关、林是一伙！”
“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
其实，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在上海，毛泽东对杨成武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在王力、关锋倒台之后，戚本禹的根基也不稳了。
王力回忆了戚本禹被打倒的一些内幕情况：
戚本禹是忠实于江青的，早请示、晚汇报。听说后来江青查抄彭真同志的家，查到戚本禹给彭真的一封信。彭真请关锋、戚本禹吃过饭。原因是1966年初学术批判时彭真送了几个人的材料给主席，其中包括批邓拓和关锋、戚本禹。我知道后跟彭真同志说：“这个材料送不得，不要又搞成新的‘八司马’。”（引者注：指1962年中南海发生的“八司马”案件，当时，戚本禹是受批判的人，“司马”之一。—“司马”是古代官名，此处只是借用）彭真说送了。我说：“江青认为关锋、戚本禹是大左派，送了他们的材料，怎么得了？”彭真同志为了缓和一下，所以请关锋、戚本禹吃饭。关锋吃了无所表示，戚本禹却写了信去谢彭真。江青查到这封信，很伤心：她的忠实追随者戚本禹原来也赞扬过彭真！这是一。
还有，戚本禹同金敬迈搞的“中央文革”文艺组，在1967年1月一个晚上向江青汇报，说找到了她当年写的第一篇小说，写得如何如何的好。他们想拍江青的马屁，谁知江青当场变了脸，说：“你们胆子倒不小，搜集我的材料！”戚本禹连忙推到金敬迈身上，把金敬迈赶走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组长是江青兼的，戚本禹是副组长，金敬迈负责办公室。
戚本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打倒戚本禹”之声越来越高。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里透露风声：“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的话，意味着戚本禹的问题也可以揭发。
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
随后，戚本禹被投入秦城监狱。
1980年7月14日，戚本禹因反革命罪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被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6年出狱后，他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至1990年代初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