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炎黄春秋

王实味：延安处决谜案

作者：温济泽

目 录

01 平反决定

02 冤案是怎样造成的？

03 复查是怎样提出的？

04 一个悬案

05 曲折的过程

06 告慰关心此案的人们

01 平反决定

几十年前，在延安，发生过一桩冤案——王实味案，曾经轰动一时，震动了延安和一些根据地，也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人的注视。

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后，知道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了，大为震怒，曾厉声说要还他一个王实味。多年来，国内外有不少人仍对此案颇为关心。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王实味问题已经彻底平反了。

王实味被强加过三个罪名：“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这三顶帽子都是在1942年戴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近十年来，终于逐个得到了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82年2月作出决定，否定了所谓“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

1986年8月，《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在有关“王实味”的一个注释中，公开宣布：“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这个同样是莫须有的罪名，是由公安部作出决定予以纠正的。公安部在1991年2月7日作出的《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王实味被错定为“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结论，原来是1942年10月23日延安中央研究院常委会作出的。王实味坚决不承认。

同年底，他被中央社会部康生下令逮捕。拘押期间，对他与托派关系问题继续审查。他反反复复，有时被迫承认参加了托派组织，有时又翻供否认。公安部决定中说的“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是指中央社会部在拘押审讯王实味期间再次作出的决定。现在事实证明，这两次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王实味在被错误处理49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完全平反昭雪，终于恢复了对他的“同志”相称。不幸的是，他被错误处决，离开人世，已有44年了。

02 冤案是怎样造成的？

王实味的冤案是1942年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发生的。

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院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是范文澜。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翻译马列著作）等9个研究室。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罗迈）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两个研究室主任。

李维汉

1942年初，张闻天率领一个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农村作为期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临走时委托李维汉代他照管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在张闻天离职期间，李维汉就成为中央研究院的最高负责人。

王实味，原名叔翰，实味是他的笔名，河南潢川人，1906年生。1923年中学毕业后，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读过一年书，因此英文的底子比较好。1925年考进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去关系。后因缴不起学费，未能读到毕业。

王实味1930年开始创作和翻译小说，靠稿费维持生活。他写作的小说有《休息》等，翻译的作品有：美国作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记》，法国作家都德的《萨芙》等。

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奔赴延安。开头在艺术学院教书。不久调到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当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论丛》10种，其中《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两本是他翻译的，还有《列宁选集》18卷，他翻译了其中两卷半。

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成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调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那时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级，王实味由于在文学和翻译方面已有一定的成就，被任命为特别研究员。当时中国文艺研究室的主任是欧阳山。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

当年的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正面墙上镌刻着毛泽东题词“实事求是”

整风开始后，王实味于2月17日写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发表在文艺刊物《谷雨》上，又写了一组总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共4个小题目，分两次发表在3月13日和2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上，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

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

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成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

把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情况下偶尔发生的事情，说成“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

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

还把政治家和艺术家对立起来，说什么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

王实味的这些错误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引起了思想混乱。

中央研究院在3月18日召开了全院整风动员大会。李维汉讲了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在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几点意见：讨论整风和检查工作分开进行；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这是针对许多人认为只着重检查领导说的）；要有自我解剖的精神；院长、秘书长及各室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等等。

王实味对李维汉的意见带头反对。他认为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要割大尾巴”；

反对指定一部分人为当然委员，主张全体委员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还写了《我对罗迈（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查工作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头两期上；

他提出“绝对民主”，鼓动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

还提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

王实味这些错误言论，在中央研究院引起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有很多青年研究人员表示同情。

《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

王实味的这些影响，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在小册子前面加上按语说：“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

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

为了纠正王实味造成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召开全院的座谈会，主题是“党的民主与纪律”，目的是纠正极端民主化偏向，把整风引向正轨。座谈会到6月11日结束，一共开了16天，其间开了14次大会。

从会议开始，康生就插了手。更准确地说，是抓了领导权。康生原是王明的副手，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1937年从苏联回国，1939年起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等职。整风开始，担任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兼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

康生和毛主席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是受中直机关总学委领导的，康生就当然成为上级直接的领导人，他说的话就成为代表总学委的“指示”。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了反王实味的斗争会。

座谈会开始的时候，有些同志还是把王实味问题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过了4天，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说他“不单是思想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

到第6天，有几个同志发言，揭发他说过“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苏联对于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等等；

还有人说王实味1930年在上海曾与托派分子王凡西、陈清晨（陈其昌）有过来往，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等等（这是王实味自己向党组织交代过的）。

由于这些揭发，反王实味斗争迅速升了级，成为“托派思想”，“敌我问题”。

又过了3天，会上就有人把王实味称为“托洛茨基分子”了。在最后一天的大会上，李维汉发言还是留有余地的。他说：“支配着王实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仍抱着“挽救”的态度，声明：“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可是康生并没有就此罢手。他在1937年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就常以“反托洛茨基英雄”自居，常在大会上批判“托洛茨基匪帮”，常说“托匪和敌特（日本特务）、国特（国民党特务）是三位一体的奸细。”

康生还说过：“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好记，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就容易记得了。要记住，对托匪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在反王实味斗争结束之后，康生要继续“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七八月间，他用“打迂回”的办法，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发动了一场斗争，追查成全（陈传纲）和王里（王汝淇）夫妇与王实味的关系。

成全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王里在妇委工作，他们一起到中央研究院来看望过潘芳和宗铮夫妇（王里和宗铮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王实味住在潘芳和宗铮隔壁的窑洞，他们又一起看望过王实味（王里曾与王实味在河南相识）。此后，他们有过几次来往，在一起吃过饭。

经过七斗八斗，就把他们五人的关系说成“托派关系”，把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说成“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

中共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在1942年10月23日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说他“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王实味不同意这个决定。第二天，他突然不见了。院党委派人分几处去寻找，结果在中组部找到了。他跪在地上，哭诉自己没有参加过托派，要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他又于26日交给党组织一个书面检查，说明他“1930～1936年与托派某些人的关系，已于1941年向党作过详细报告”，他“确实未参加托派组织”。

他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在实际上是破坏党的错误”，他检讨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且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

他要求把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停止党籍半年”，“保证今后一定会改造自己成为一个较好的党员”，也希望组织上帮助他“能够早日恢复党籍”。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视“托匪和敌特、国特为一体”，至1942年底，康生下令将他逮捕。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到1946年再次强行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

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中央机关人员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

康生对李维汉是不满的。1942年9月，李维汉被调离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研究院，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在此以前，中央研究院反王实味斗争是他领导的（虽然上面还要由康生决定）；在此以后，他就再没有过问了。

李维汉和毛主席

03 复查是怎样提出的？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持抓紧完成。”

中央组织部也明确提出：“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谁定、哪一级定的；也不管是什么时期、哪一次运动定的，都要统统甄别、平反。”这里说的第一个“不管”，是指那些曾经由毛主席等定案的案件；第二个“不管”是指不仅“文革”中的错误要纠正，而且“文革”以前“四清”、“反右”以及解放前历次斗争中整错的，也都要纠正。这就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打开了大门。

为王实味进行复查，是李维汉在1981年向中央组织部提出来的。李老此时已届85岁的高龄，在“文革”中惨遭“四人帮”和康生的迫害，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不久才恢复自由。

李老在狱中身罹重病，此时尚未痊愈。他在完成当时党中央委托给他的任务之外，倾注极大的心力于整理和撰写回忆录。他要把自己的一生的重要革命经历作一番回顾，写清历史事实，总结经验教训，交给党。他说：“这是我一生为党做的最后努力。”

李维汉（右）和周恩来、郭沫若

李老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老党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毛泽东创立的新民学会的会员，与周恩来一起在欧洲参加过建党活动，与瞿秋白一起在“八七会议”后的革命危急关头，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三个常委之一。

李老写的回忆文章，记述了他从1918年到1964年46年的主要革命经历，以写集体的活动为主，适当地联系自己，在写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时都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这些回忆，在李老生前，只零星地发表过几篇，没有来得及全部问世。在李老去世后，由专门成立的编辑组编成一部《回忆与研究》，分上、下两册，在李老诞辰90周年的那一年——1986年，才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这是供后人学习和研究党史的一部珍贵资料。

在李老的回忆录中，有一篇《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讲到反王实味斗争的经过和教训。文章的最后一节：“一个悬案”，提出了王实味错案的复查问题。此文是李老在1981年定稿的。在1984年7月出版的《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在1986年4月出版的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中，都收入了这篇回忆文章，但因为当时王实味问题尚未平，都把最后这一节删去了。现将这一节全文照录如下：

04 一个悬案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和在我离开中央研究院整风领导以后所出现的“反党五人（指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集团”问题。最近王实味的爱人刘莹同志写信给我，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据悉，王里同志也向中组部和中纪委提出申诉，中调部也在重新审查潘芳、宗铮的问题。这是一个悬案，我相信中组部最后会做出正确结论来的。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和同志负责，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

我已经向中组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

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

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

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

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

李老在写此文的同时，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问题的报告。

李老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征求过李言的意见。

李言，在1942年斗争王实味的时候，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机关党委书记。此时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党委书记。他回忆说，早在1942年4月间，康生就派人找他，要他写一份关于王实味日常表现的材料。来人要得很急，要马上写好带走。李言顾不上中午休息，赶写了这个材料。

他当时认为王实味发表了一些有错误的文章，说了一些错话，是思想问题。为了想说明未发现王实味有什么政治背景，就在最后写了一句：“王实味的这些言论是在没有什么外界诱逼的情况下自然流露的。”因为写得非常匆忙，把“自然流露”写成了“热情流露”。

过几天，康生叫李言参加中央社会部的一个会议，在会上狠狠地批评他说：“什么‘热情’？是反革命的‘热情’！你的无产阶级立场哪里去了？”

李言回忆了这件事情之后说，康生在这次会上已肯定王实味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但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说。他不知道当时给王实味定的罪名有什么根据，因此很同意李老（李维汉）向中组部的建议。

李老还就这个问题征询过我（本文作者温济泽——编注）的意见，同我商量过。我此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研究生院的工作。1942年，我是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室主任是艾思奇。整风开始后，临时调到院党委帮助做宣教工作。

我到院党委工作的第一天，就在全院研究人员中作了一个调查，发现对王实味错误思想或多或少表示同情的占95％。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能小视的问题，应当做细致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

开座谈会的前一天，李言授意要我带头发言，指出有极端民主化偏向的人很多，但是与王实味根本不同，他的错误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

我说：“我看不能这样提。”

反问他：“这是谁的主意？”

他说：“总学委。”

我理解是康生。我就说：“我刚来党委工作，如果这样发言，别人会误认为是党委的意见，会把方向引偏的。”

李言接受了我的意见，他找了另一个同志发言。在第一次大会上，这位同志按照授意发了言。当时许多同志都有一种“宁左勿右”的想法，有好几个同志发言表示同意。

在第二次的大会上，就有人提出：“从组织上说，王实味虽然还是我们的同志，但是在思想上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了。”

我觉得会议这样开下去不好，就找李言提意见，同时耐心找王实味谈话，希望他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家对立、僵持。

经过三四次谈话，王实味哭着对我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于是在开会的第四五天，我就找李言谈，对王实味问题，应该明确作为思想问题来讨论，耐心地开导他，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

李言听得很认真，神情很严肃，一言未发，未置可否，看来他是在考虑我的意见。

康生

隔了一天，李言找我，严肃地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他说，王实味是双料的，不仅是托派分子，还是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在对敌斗争中，绝不能丧失警惕。”

我问：“有什么证据吗？”

李言沉思一下说：“有证据也是上面掌握的，不能告诉我们。”

我想，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又是中央情报部部长，总不会凭空乱说吧。

但是我又想，我在到延安以前有过好几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坐了5年牢，同特务、叛徒、托派斗争过，怎么我看王实味总不像是个坏人呢？最后我按服从组织的原则相信了康生的话。

在“文革”中暴露出康生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刽子手以后，我痛心地感到这个家伙在党内不知做了多少坏事因此，李老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现在应该到了对王实味问题进行复查的时候了。

1981年7月，是延安中央研究院创建40周年。在京原中央研究院部分人员开了个座谈会。有好几个同志提出，应该对王实味问题进行复查。李老表示，他正在向中央组织部提出为王实味复查的建议，他会负责协助中央组织部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

李维汉和邓小平

05 曲折的过程

中央组织部在接到李老的建议以后，于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决定中说：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

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既已被否定，王实味与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关系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但是，王实味的“托派分子”问题被搁置了下来。在中央组织部复查王实味问题的时候，查到托派分子王凡西在1980年11月出版的《双山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就是王实味问题被搁置的原因。

1984年7、8月，李言和李老相继去世。他们去世前，都同我谈过要请求中央组织部继续复查王实味的问题。李老在垂危时，卧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吃力地对我说：“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李老临终前的嘱托，我是深刻铭记在心的。

1985年，王凡西又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谈王实味的“王实味问题”》一文，声称要“用事实来说明他与我乃至中国托派之间的关系”。王凡西说——

他和王实味原是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同在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后来，王实味与党失去了联络，同支部的几个人也都失散了。

1930年春天，王凡西在上海遇到了王实味，大约有1年时间，来往不到10次。同他们来往的还有陈其昌（陈清晨），也是北大同学，还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

此时王凡西和陈其昌都已加入托派。他们同王实味谈过托派的观点和主张，王实味同情他们的某些观点，但反对他们“自立门户”。

此时王实味已同刘莹（也是北大同学）结婚，生活十分困难，靠写作和翻译小说得来的稿费维持生活。王凡西正在约集几个朋友一起翻译一本托洛茨基《自传》，约王实味翻译了书中的《纽约》和《集中营内》两章。

王凡西在文中对他在《双山回忆录》中所说“……托派（例如王实味等）”这句话作了说明：

“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组织。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

王凡西文中还说：

“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1929年至1934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些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

我是在1986年看到这篇文章的。我认为，王凡西在1985年写的这些话，与王实味在1941年向中央组织部的交代是符合的。这可以消除了对王实味平反的一个“障碍”。

正在这时，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两册)要出版。在下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有个地方提到了“王实味”。编注者要加个注释，向我调查，与我研究。最后他们又反复查证，在该书“注释486”中是这样写的：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此书在1986年8月正式出版。我认为，这对于强加给王实味的“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这顶帽子，是个公开的摘除和平反。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一直想着，为王实味平反，我有一份责任。李老临终的嘱托，常萦绕在我的心头。李老和李言都离开了人世，过去他们尚未做完的事，只能由我来完成了。因此，在我看了王凡西的文章以后，接着又读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的那条注释以后，就以按捺不住的心情，在1986年11月，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个报告，再次提出为王实味“托派”问题平反的申请。

在报告中，我还建议把从批判王实味，直到“文革”批判“三家村”的经验教训作个总结。可是报告上去几个月以后，因故又被搁置起来。

1988年3月4日，我再次写了报告。5月13日，中央组织部一位同志打电话告诉我，报告已经批转到公安部，因为王实味的档案在他们那里，并说中央组织部将协助公安部做好复查工作

6月30日，公安部派了两个青年同志找到我谈话。我们集中谈了对复查王实味“托派”问题的意见。我并把李老写有《一个悬案》的回忆文章的油印稿送给他们一份。他们的态度很认真，很积极，其中一位年龄稍大几岁的同志说，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王实味，知道这件事影响很大，看到我写的报告以后，又听了我的谈话，回去向上级汇报，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认真调查清楚。

此后，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所有能够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的线索都调查到了，到年底写了一个复查报告。此后又因故搁置了一段时间，到1991年2月7日，终于由公安部作出了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个决定。

至此，王实味在蒙冤49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的政策，也终于在王实味问题上得到了落实。

年轻时的刘莹

王实味得到彻底平反之时，他的夫人刘莹同志已届85岁高龄。公安部派了两位同志前去看望她，把《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送给她，向她表示道歉和慰问，并送了慰问金1万元。

刘莹看到《决定》上对王实味恢复用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但她坚决不收慰问金。后来她把慰问金捐赠给当地（湖北省十堰市）文联，作为对青年文学奖金基金的一部分，以此作为对王实味的一个纪念。

06 告慰关心此案的人们

王实味问题，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得到了不少人的关心。

也许因为我写过一篇题为《斗争日记》的文章吧，这是1942年5月27日到6月11日延安中央研究院斗争王实味大会的日记，曾经在当年6月28日和29日两天的《解放日报》上连载，后来流传到各根据地，流传到大后方，建国后又流传到国外。也许因为这个缘故，近几年来，为王实味问题，采访我的人，询问我的人，写信给我的人，很多。

当年在延安参加过反王实味斗争的很多同志，都十分关心为王实味平反这件事。1987年，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医院里，见到了老作家刘雪苇同志，他也在住院。我们几次谈起王实味。他对我说：

“在当年的斗争会上，我是第一个揭发王实味有托派思想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发生后来那样的结果。希望你一定要把为王实味平反的事促成。要不然，我死了也心里不安。”

文艺界、理论界和教育界也有不少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人，问我这件事。我至今仍保存着几封信。其中有一封信是1988年7月收到的，信中说：

“最近阅读李维汉老的《回忆与研究》，……可感受到，李老是个非常正直诚实的人。不知给王实味平反工作为何还不能落实？但我想，在你们这些身历其事的老一辈的努力下，事情总有个正确的结果。作为一名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我在盼望着这一天。”

王实味的夫人刘莹和女儿、儿子，也都和我多次通过信，见过面。我深深理解他们“心中的痛苦”。刘莹在1988年写的一封信中说：

“现在我已是82岁的人，身体日渐衰弱，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早日看到王实味得以平反昭雪。”

有些外国朋友也关心王实味的问题。1984年，我接到过一位中文名字叫刘慕实的美国朋友的来信，他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了我在《斗争日记》里的一段话，为此征求我的意见。在1986年和1988年，美国耶鲁大学阿普特教授两次来我国访问，也都同我谈到了王实味的问题。

我还看到过一些报刊发表的论文或提及这个问题的文章。为什么王实味这样一个普通的人，为什么过去已半个多世纪的这样一件事，至今还有这么多人在关注？我认为，这不是只对一个人，而是反映了人们对我们党能否真正实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关心，是反映了人们对我国政治改革事业的关心。

我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一段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回忆。希望由这篇文章传出的信息，对所有关心王实味平反问题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是一个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