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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三立:坎坷的一生——右派岁月20年

日期: 2024-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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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卫视、大千世界 2024年7月20日

马三立:坎坷的一生——右派岁月20年

马三立,坎坷的一生

作者: 李玉霄

前言:

从1929年15岁第一次登台,到2001年底告别舞台,马三立说了70多年相声。

马三立:坎坷的一生——右派岁月20年

其中,前20年是“摞地”卖艺,尝尽江湖之险恶、艰辛甚至屈辱;

建国后自由了10年,正当壮年时却被打成右派,自此岁月蹉跎整整20年;

年代末复出时,他已经年近古稀。

马老骨子里是那种老艺人的典型。

他追求的就是能上台表演我的“玩意儿,我的玩意要好,我得让观众乐得岔气”,台下的观众高兴坏了,他这心里也就美了。

然而,一茬接一茬的社会运动,环境变迁带来的生存难题,在这些轰轰烈烈的时代背景下,马三立为了坚守自己热爱的事业,不得不逆来顺受。

他自言:“我认为不是命苦,是生在旧社会的艺人,就决定了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01  一生总结

1993年夏天,一向谨言慎行的马三立罕见地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

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事情缘于一家报社约请马三立写一篇回忆童年的文章。

时隔多年,这份报纸已杳无踪迹,笔者只在天津市档案馆找到了三页底稿。

在文章的开头,马三立写道:

“我犹豫了十几天,不想写,不愿意写,更不敢写……这是又被击中一颗催泪弹。”

虽然很不情愿,很少拒绝别人的马三立还是奉命行事,并且一反常态,借机将自己的一生沧桑直白道出:

“我这一生,总是逆境更多于顺境……我不相信宿命论,更不相信我是穷命。

我认为不是命苦,是生在旧社会的艺人,就决定了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对于一位已经79岁高龄的老人,这样的自我评说,难免让人心酸,并且意外。

毕竟,在众人心目中,1993年的马三立,早已不是普通的老者,而是相声泰斗、喜剧大师,甚至可以归为社会名流了。

但是,据老人身边的子女介绍,对于外界赠予的这些称号,对于这些评价,老人一向的态度是,拒而不受。

实际上,晚年的马三立,除了说相声之外,在很多时候,还是位社会活动家:

参加各种各样的慰问演出,给孩子们讲故事,到敬老院说相声,支持子女办养老院,和大爷大妈一起治安巡逻,帮助交通警察维持秩序,等等。

马三立:坎坷的一生——右派岁月20年

可以想象,每当这位瘦瘦高高、面目和善的老人一出现,就会出现一种怎样的观者如堵、掌声潮起的场面。

所以,至少从表面看来,老人的晚年生活很热闹,或者说还有一些风光。

但是,不论是直接继承了马三立衣钵的长子马志明,还是赡养老人多年的幼子马志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都透露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细节:

更多的时间里,或者说参加完那些热闹的活动之后,老人更愿意做的,是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点上一支烟,枯坐半日,一言不发。

他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枯坐时,会想些什么?

谈起父亲,最为了解老人内心世界的马志明最深的感慨是,“老爷子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否则,无法解释何以能经受得住这么多挫折,而且还能迎来晚年的东山再起。

从1929年15岁第一次登台,到2001年底告别舞台,马三立说了70多年相声。

其中,前20年是“摞地”卖艺,尝尽江湖之险恶、艰辛甚至屈辱;

建国后自由了10年,正当壮年时却被打成右派,自此岁月蹉跎整整20年;待到七十年代末复出时,他已经年近古稀。

马三立:坎坷的一生——右派岁月20年

02 苦难童年

马三立的一生坎坷,自童年始。

1914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传统艺人家庭。

迫于生计,他的祖父马诚方干上了“拾样杂耍”中的评书这一行;在老北京的闹市、书场和茶园说《水浒》养家糊口,由此结识相声界的老前辈旗人春长隆、恩培等人。

随后,当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9岁时,马德禄又拜春长隆为师,学说相声。

满师后跟随恩培作艺,12岁就在北京的天桥、鼓楼一带卖艺,艺名“小恩子”。

恩培收的徒弟都以“德”字排名,马德禄这一辈的八个师兄弟在清末民初蜚声京津两地,成为相声史上赫赫有名的“相声八德”。

马德禄为人厚道,技艺精湛,活儿磁实,深得师父恩培的喜爱,后来和师父的女儿萃卿成家。

萃卿也是门中人,唱京韵大鼓,不幸的是她体弱多病,在1917年全家迁居天津后病逝。

为了给妻子治病和送终,马德禄变卖了家中所有财物,带着10岁的大儿子马桂元住到相声园子的后台,把三岁半的马三立送到弟弟家寄养。

马三立在婶婶家长到六岁时,父亲又娶了丁氏,马三立也被父亲接了回来。

丁氏好吃懒做,与丈夫和已经长大的马桂元之间多有矛盾。

据马三立晚年回忆,他回到父亲身边后,就成了继母丁氏的仆人。

丁氏对他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以至于马三立上学后,中午放学宁肯挨饿也愿不回家。

马三立:坎坷的一生——右派岁月20年

马德禄原先和“万人迷”搭档在燕乐戏院说相声,收入尚可;1929年,“万人迷”去世,马德禄只好在到老天津的“三不管”地带南市露天“摞地”,收入锐减,家中供不起马三立读书了。

在同样求学不成的哥哥马桂元的说服下,马三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天津汇文中学,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绰号周蛤蟆)为师。

自此算是正式成为“穷作艺的”的一员,进入吃“开口饭”这一行当。

在二十、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相声、评书、坠子等“拾样杂耍”的艺人的地位属于“下九流”,名声不如“戏子”,更次于引车卖浆之流。

对于马家而言,自说评书的祖父马诚方起,虽然都是在只有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闯荡江湖;但无一不是迫于要活命、要吃饭而不得不从事这一低贱行当。

马德禄原指望靠自己说相声供养马桂元、马三立两个儿子读书取得功名,出人头地,但这一计划先后落空。

先是马桂元从天津东马路商业学校毕业后进了相声园子,接着是马三立中学未读完就买不起校服、交不起学费而继操父业。

天津市文化局刘连群先生撰写的《马三立别传》对马三立辍学一事记载详细。

据说,半个多世纪以后,马三立对一位年轻的客人提起当年旧事时,语调深沉,感慨万端:

“我不是不爱上学,至今我爱看书……过去每个年级的书,多少年的,多少科目,都保存得整整齐齐,象新的一样……我当时就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一个大子儿说一段的命!”

在传统相声老艺人中,被迫从艺是一个终生难解的结。对于马三立,这个情结更为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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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漂泊江湖

投入师门,意味着马三立提前告别了少年时代,开始品尝贫寒子弟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历经的人生苦难和屈辱。

先是要过学艺关。

师父周德山温和敦厚,不打不骂,但是马三立真正意义上的师父不是周德山,而是父亲和哥哥,他要学的是马家的活儿。

而马家的活儿从恩培和春长隆那一脉过来,以文哏见长,讲究词准、尺寸准(语气、语调、音量等处理得当)、包袱准,最为难学。

偏偏哥哥马桂元又是脾气刚烈,规矩严,标准高,马三立稍有差错,非打即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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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回忆起哥哥马桂元,马三立向来是既佩服又害怕,直到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时,依然如此。

他佩服的是哥哥相声说得好,说他“编改写作,无一不佳,单口、双口、群活,说学逗唱,样样精通”。

但相对而言,哥哥当年的严厉管教似乎给他留下的印象更深。

在他留下的不多的文字资料中,每一提及学艺这一段,必要强调哥哥“太爱打人了”。

有一次,被打得厉害,马三立心灰意冷,看到警察局招人,竟去报了名要当警察。

最终还是谋一碗饭并且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推着他一步一步走了下去。

哥哥要求“学、练、看、演、变”,他自己又加上一个“精”。

同时,他又给自己提出“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后来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从艺标准。

1933年,父亲出面借了高利贷,马三立成了家。新婚之后,家庭中的重大变故就接连发生。

先是哥哥染上吸鸦片的恶习,接着哥嫂离异,父亲病故,继母丁氏离家出走。

一连串的打击,二十出头的马三立难以承受,大病三个月,多亏一道说相声的高桂清、刘桂田、赵佩茹等人出手相帮。

大哥要接济,刚会说话的侄子马敬伯(后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和刚出生的女儿要抚养,结婚时欠下的高利贷要偿还……

只在天津一地说相声已经无法养家糊口,马三立只好外出流浪卖艺。

大凡旧社会的艺人,四处流浪,卖艺为生,不是家常便饭也是常有的事,只是马三立这样的潦倒至极连外出也困难的艺人,委实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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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没有路费,去不了外省外县,就坐小船到天津附近的咸水沽、葛沽、溏沽一带演出。

有一次,还是托了熟人坐在火车头里,才到了秦皇岛。

和刘宝瑞(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外地卖艺,坐船时实在太饿,偷了别人的锅饼吃,坏了孔夫子“非礼勿动”的遗训。

1939年在济南卖艺,捡到了十块钱,才买上回天津的车票。

在整个三十年代,这样风餐露宿、舟车劳顿地到各地卖艺,是马三立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

在他晚年的一份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辗转南行的情景:

“按照火车路线一站一站地走下去,

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场地。

比较大的地方,生意好,就多停留几天,例如沧州、德州、平原、禹城和济南。

生意不好,不住店,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一夜,天亮再走。

不管生意好坏,我也是经常不断地给家中寄钱,恐怕我老伴和孩子们没钱吃饭。

有时存了两元钱,也赶快给家里寄去。

我自己的吃喝费用,俭省到了可怜的程度。”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出门在外的马三立备尝作艺的屈辱。

伪军扇耳光、戏园子老板骗钱,地痞流氓讹诈,这些他都碰到过。每逢此时,他选择的往往是逆来顺受。

不是他生性胆小怕事,而是作为最底层的穷苦艺人,他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是苟且偷生。

他只能在路上背诵“温柔终益己,强暴必有灾

”之类的旧式格言的时候,寻找到一点平衡。

不单是在外地要忍,要苟且,就是在天津卫作艺,也要忍辱负重。

1940年,在说了11年的相声后,马三立在素有“相声窝子”的天津卫渐渐自成一派,崭露头角。

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

然而,就在他稍觉快意之时,厄运再次降临。

当时天津卫臭名昭著的汉奸袁文会充当幕后老板,成立了兄弟剧团。

为了霸占控制技艺出众的艺人,这个剧团强拉马三立入伙,马三立推拖不掉,答应临时帮忙三个月。

没想到一进去,就落入虎口,此后的整整五年他再也无法动弹。

马三立:坎坷的一生——右派岁月20年

此时正是他艺术上渐入佳境、需要更上层楼的当口,

而剧团给他的安排正是不准说相声,只能排演京戏和话剧,反串其中的角色。

更糟的是,剧团内帮派习气盛行,互相倾轧,马三立备受欺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受累受气不挣钱,家里生活困难至极。自己想离开剧团,可是又不敢”。

对于这近乎白白浪费掉的五年时间,马三立终生后悔。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3年春节,我家的破烂东西,当卖一空。

春节家家户户都在忙年守岁,我家的孩子大人却不像过年的样子,勉强买几斤馒头,早早的熄灯睡觉了。

我在这黑暗中,流着眼泪,听着外边的鞭炮声,度过除夕的一夜。”

马三立又忍了五年,忍到了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9月,袁文会刚刚不再掌管剧团,马三立就立即宣布“我不干了!”

在闯荡江湖十六年后,他终于自由了。

04 右派生涯

这之后,马三立很快声誉鹊起。1947年,他登上了被全国的说唱艺人视为大台口的天津大观园剧场,与侯一尘搭档,大受观众追捧;

翌年,他第三次来到北京,在华声电台和茶社戏园演出,以他风格独特的马家相声在曲艺迷中引起“原子弹爆炸一样”的轰动;

1950年,应新声戏院之邀,马三立杀了个回马枪,重回天津卫,在同行和观众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马三立:坎坷的一生——右派岁月20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家里添置齐了桌椅板凳,过年时孩子们穿上了新衣裳,老伴甄惠敏第一次穿上了皮鞋;

过年了,马三立买来红纸,大门上头一回贴上了春联。

自此之后近十年间,马三立一帆风顺,心情舒畅。


新国家,新社会,新制度,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

这全新的一切给他带来了新的身份、新的地位。

他已经“翻身”了,由“臭作艺的”变成一名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

他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队并任副队长,他当上了市曲艺团副团长,他被定为市政协委员,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

他说,“党和政府让我们有了单位,有了正式工作,享受干部待遇,每月都有工资领,还发给我们工作证。”

但是,1958年很快到了,反右派运动很快地开始了,马三立很快被打成了“右派”。

关于他为何被打成右派,占主流的说法是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塑造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

但1979年平反时才发现,在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右派”认定材料,完全是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

就是这个“凑数”的右派,彻底地改变了马三立的一切。

他也抗争过,甚至跳过楼,但毫无用处。

一次批判会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声:“你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

一位昔日旧友冷笑两声,啪地推开窗户:“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

马三立二话没说,猛地站起来跳向窗外。

大半个身子已经悬在窗外了,桌边一个弹单弦的艺人赶紧一伸胳膊,夹住了马三立的一只脚,保住了马三立一命。

马三立:坎坷的一生——右派岁月20年

这个时候的马三立,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按照马志明的说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时候。

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

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

1970年,响应战备疏散城市人口,马三立全家离开天津,到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

马三立:坎坷的一生——右派岁月20年

在那个普通的村庄里,马三立一呆就是7年,其间,他甚至还学会了一手很不错的木匠活。

马志明在回忆北闸口生活时说:

“当时一起下放六家,后来落实政策,我们是最后一家走的。

房子坏了,下大雨,里外屋没有不漏的,我和弟弟打个伞坐着,爸妈在门槛上坐着。

不下雨了,我到市里找曲艺团革委会,不同意回来,把我们调到已经空下来的一处空房子,又住了两年。

后来,家里养了四十只鸡,两只鹅,一条狗,院子里所有边边沿沿都种上向日葵、茄子、黄瓜、豆角,满院都是。

光蓖麻一年就能收几麻袋,鸡蛋多得连洗澡盆都盛不了。

我们在那儿小康啊,落实政策时,老爷子都不想回来了。”

马三立不想回来只会是一时的想法。

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农村,不管是下放还是蹲牛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背词。

几乎每天早晨都要练上一番,身上的功夫并没有荒废。

作为一个技艺超群的老艺人,他心里无时不在想着舞台,想着舞台下那些爱他捧他的观众。

他平素沉默寡言,极少外露感情,但是就在成为右派之后,他竟然几次当众落泪,而每一次都是因为相声。

第一次1961年3月16日晚上,在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这里劳动了两年。

这天晚上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

马三立当场落泪。

第二次是1961年3月24日,马三立阔别观众两年之后,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进行首场演出。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

面对阔别两年多而且如此欢迎、钟爱自己的观众,他以惯有的方式,向台下诸位频频作揖,人们终于静下来了。

他喉间哽塞,尽量平和地说:“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

话音刚落,掌声再次响起,马三立不知不觉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马三立:坎坷的一生——右派岁月20年

第三次是在1973年的南闸口村,当他闻知给他捧哏的老搭档赵佩茹去世时,禁不住大哭一场。

知道内情的马志明说,老爷子是伤心失去了一个好伙伴,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人给他捧哏了。

第四次是平反以后,在黄河戏院重演二十多年前招致祸端的《买猴》,谢幕时观众起立鼓掌,久不退场。

马三立站在台上,“哗哗地流着眼泪”。

还是在1961年第一次下放结束后,马三立作为摘帽右派重新工作。

上班第一天,领导对他约法三章:

按勤杂工使用,每天早来晚走,来去事先报告,不许接电话,不许打电话,不许值夜班;

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不许和演员们交谈;

工作出色不表扬,不奖励。

马三立马上明白,自己虽然摘帽了,但还是右派,今非昔比了。

对此,马三立平静地接受了。

用马志明的话说,老爷子骨子里是那种老艺人的典型。

他追求的就是能上台表演我的“玩意儿,我的玩意要好,我得让观众乐得岔气”,台下的观众高兴坏了,他这心里也就美了。

据《马三立别传》记载,在当时特殊环境下,动辄得咎的马三立再一次逆来顺受。

曲艺团里设置超额奖,别人每月指标20场左右,有的甚至只有15场,而马三立的指标是每月必须演出60场。

平均每天两场,即使不生病不请假,剧场不停电内部不暂停营业,也只能将就完成任务。

更多的情形是在是别人大把领钱时,演出最多的马三立还要被扣钱,对此,老人淡然置之。

他每天干完活或者完成演出后,就在传达室旁边呆着,任何人来问任何话一概回答“没有”或“不知道”。

乐队演奏员给胡琴烫松香向他借火柴,他明明手里捏着也抱歉地说“没有”。

万一着了火追查责任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有人问他是否知道谁把当天报纸拿走了,他尽管看见了,也回答“不知道”。

倘若两个人为报纸打起来,他不是有挑拨之嫌吗?

多年以后,旧事重提时,马志明直言不讳:我爸爸第一不懂政治,第二不会钻营。

我爷爷外号是“相声公司”,他傍“万人迷”,“万人迷”盖洋房了,我爷爷什么都没有。

到我爸爸这儿,他把这一点发扬得更厉害。

05 寻常晚景

平反以后,年届古稀的马三立和王凤山搭档,将《西江月》、《文章会》、《开粥厂》、《卖挂票》等众多拿手绝活再度搬上舞台。

尤为难得的是,老人在无人捧哏的情况下,又积毕生之功,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

《逗你玩》、《家传秘方》、《检查卫生》、《八十一层楼》、《追》等等。

这些小段一方面融合了传统相声讽刺、幽默的固有特点,一方面又带有马派相声的特色,有着浓郁的市井气息。

因此,一经推出,历久不衰,形成马三立艺术创作上的另一高峰。

马三立:坎坷的一生——右派岁月20年

也许是看淡了,也许是更清醒了,即便总被掌声包围,总被前呼后拥, 历经磨难的马三立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和光环,也总是保持着距离。

在掌声中,在人群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说:

“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

在传统相声的精髓未被充分汲取即被曲解,以及业内风气已经日趋庸俗的背景下,这位老艺人的节操不能不令人感喟再三。

“几年以来,我在剧场、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处演出,都是通过咨询委员会领导下达的任务或义务演出。

得到的礼品有相册、花瓶、镜子、钢笔架等等。

有的演出,什么也没有。

给民进、武警、政协、人代会、车站、外环、平房改建、居委会、焊条厂、油墨厂等单位演出,没有礼品报酬,一分钱也没给。

北京笑星约我一星期,没经过组织联系,我婉言谢绝。

打来长途,约我去香港、新加坡,吃住全管,报酬给港币,我回答暂时不去。

他们又来挂号信,提些待遇,我没给回信。

贵州某单位组台演出,约我坐飞机去,寄来一千元演出费。

邮递员让我盖章取款,钱我不收,请邮递员按地址退回。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是五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儿童节我必须赶场,最少要去三个学校讲话、说故事,报酬是戴红领巾。

我去八里台南边的养老院,慰问演出。

我连说四段小笑话,老爷子、老奶奶们乐的高兴极了。

爱听,不让我说了,怕我累着。

我回答,不累,只要你们高兴,心情愉快,我可以多来几次。

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子,称我三哥。

他说,您也到这地方来吧,这里的孤老户、老大娘很多,能搞个对象。

想用美人计骗我。

我参加居民委员会的义务值班巡逻,戴红袖箍儿,在楼群、路口转一转,防匪防盗,维护治安。

每月我轮班两次。不管是风雨冬夏,我决不缺勤。

查一查各户的门锁,还有门前的自行车上锁没有。

监督路口的车辆停车,交警就不敢让我在路口值班,因为有我,堵塞交通。”

在一份大概写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汇报中,马三立十分细致地描述过多年来自己的真实一面:

“二十年来,我是见人不主动说话,见人不主动握手。

事事寡言,不闻不问。

内心总有自卑感,一直不肯去亲友家、同行家串门聊天,也不参加任何人的合影照像,避免人家小看我,歧视我。”

这当然又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

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千禧年后,天津市民投票推选出10个地方名人,要在海河边上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人瞻仰。

最后,他们把最多的票投给了这位为他们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老人——马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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