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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鲁迅的留学学历

日期: 2024-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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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齐鲁学刊》2022年09月14日

文/李新宇

在鲁迅的学历中,除了在绍兴的旧学学历和在南京的新学学历,还有在日本的留学学历。留学学历属于新学,但因为时间较长、内容较多,而且一些内容不宜置于新与旧的框架之中,所以在此单独考察。1902年1月,鲁迅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被选派到日本留学深造。他于1902年3月24日乘日本轮船大贞丸从南京出发,到上海换乘海轮神户丸东渡日本,4月4日抵达横滨,7日到达东京,开始了长达7年多的留学生活。在这7年多的时间里,鲁迅经历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收获了什么?这无疑是值得关心的。从表面上看,鲁迅的留学似乎并不成功,因为他没有选择热门专业,也没有获得体面的文凭。然而,他走出了一条特别的道路,留学期间他为自己选定了终生事业:启蒙立人,而且有效地从各方面武装了自己,为后来的文学成就和思想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的任务就是对这个过程进行必要的考察和解读。

一、从几个小问题说起

在进入主要问题的考察之前,我想先来澄清几个小问题:

(一)鲁迅官费留学日本,是谁派送的?过去一些传记上说是“江南督练公所”,现在的报刊上也还常见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最先见于1938年版《鲁迅全集》中的《鲁迅先生年谱》,又因为相关内容是周作人撰写的,所以有比较广泛的影响。然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江南督练公所”成立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也就是1905年初。那时候鲁迅去日本留学已经近三年。周作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去日本留学是由江南督练公所保送的,所以就以为鲁迅也是同一机构保送的,却没有注意到1902年这个机构尚未成立。在这一点上,鲁迅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他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曾经写道:“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也就是说,鲁迅留学日本,是两江总督派送的。当时的两江总督是清末名臣刘坤一,具体操办此事的是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

(二)与鲁迅一起去日本留学的同学是哪几位?一般传记和介绍材料大都说是五位,也就是在矿路学堂毕业生中以毕业成绩为据选取了前五名。但照鲁迅的说法,却只有四位:“留学的事,官僚也许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个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不去了,只剩了四个。”周作人在回忆中也说:“鲁迅在学堂的时候,我去访问,在宿舍内见到同住的人,乃是芮石臣(原名芮体乾,毕业后改姓名为顾琅)与张协和(名邦华)。后来派往日本留学,在这三人外加了伍仲文(名崇学),本来是‘前五名’,又一个人则如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说,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所以只好中止了。”这里提到的名字也只有四个。


关于鲁迅等五人的名单,有一种说法是:“同去日本留学的矿路学堂同学有:顾琅、张协和、伍崇学、陈衡恪。”但种种材料可以证明,陈衡恪虽然也是矿路学堂的学生,却未被选为官费生,而是自费去日本留学,后来才改为官费生,所以不在“前五名”之内。

作为当事人的张协和回忆说:“翌年(1902年)三月,鲁迅、顾琅、徐广铸、刘乃弼、伍崇学和我即由当时的总办俞恪士(明震)亲自送到日本留学去了。”在这里,同学成了六个——多出了徐广铸和刘乃弼。

那么,情况究竟如何呢?与鲁迅同去日本的矿物铁路学堂的同学究竟是哪几位?这要感谢日本学者北冈正子,她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找到了几份文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文件之一是俞明震带领鲁迅等人出发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事务代理岩崎三雄从上海发往日本的公函,其中说:“江南陆师学堂俞总办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此次奉两江总督之命,兼来日视察学务,带领该学堂毕业生二十二名,矿务学生六名,同随行人员,教习罗良监、王继美,翻译森村要,文案陈贞瑞、陈衡恪等将于本月二十四日由南京出发,于本月二十九日左右乘坐由该港起航的邮船会社的轮船来日。”由此可知,俞明震带领的留学生是陆师学堂的22名,加上矿务学生6名。而且很明确,这6名学生不包括陈衡恪,他是以文案的身份赴日的。

那么这六名矿务学生是谁?北冈正子提供的文件之二,是鲁迅等人到达日本之后清国驻日公使蔡钧发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郞的公函,内容是送六名矿务学生入弘文学院学习。在这份公函中,附有六名学生的名单:徐广铸、顾琅、周树人、张邦华、刘乃弼、伍崇学。

借助这些材料,我们终于确切知道:与鲁迅一起去日本留学的,并非鲁迅所说的四人,也不是一般所说的五人,而是六人。看来鲁迅所说的祖母哭得死去活来的那位同学,最终还是留学去了。鲁迅回忆中所记述的,也许只是曾经发生的事,而不是最后的结果。不过,关于这位同学,仍有许多疑点:首先是在公函、档案和同学们的回忆中,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名字:徐广铸、徐庆铸、徐光钰。我在这里写作徐广铸,是因为他的同学张协和在回忆中写的是徐广铸,清国公使蔡钧在公函中写的也是徐广铸,而繁体字的“广”和“庆”字型相近,毛笔抄写或许容易出错。其次是根据沈迭民回忆,同时到日本并且同时进弘文学院同住一个房间的是六个人,其中没有徐广铸,而有陈衡恪。那么,这个徐广铸到哪里去了呢?北冈正子说她为徐广铸、徐庆铸、徐光钰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抑或是三个人而“陷入了迷津”,我也为这个人的失踪而大惑不解。从公使致外务省的公函和留学生会馆的题名录看,他应该是与鲁迅一起到了日本,而且一起进了弘文学院。然而,鲁迅记忆中的同学为什么没有他?沈迭民不是“矿务学生”,但在弘文学院却被安排与“矿务学生”住同一宿舍,并且同用一间自修室。他的记忆中,也与鲁迅一样,同住的六人中没有徐广铸而有陈衡恪。尤其令人迷惑的是,在北冈正子提供的《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的“第一次·第二次报告提名录”中,1902年4月作为“南洋官费”派遣生进入弘文学院的六名学生,他的名字赫然在列——张邦华(燮和)、徐庆铸(甄才)、周树人(豫才)、刘乃弼(济舟)、顾琅(石臣)、伍崇学(仲文),只是“广铸”写成了“庆铸”。但到了1903年3月,弘文学院发生“退学事件”,根据《学生异动报告书》和《文学院沿革资料》留下的“携行李妄宿院外”的学生名单可见,其他五人都在,却不见了“徐广铸”或“徐庆铸”。那么,这位与鲁迅一起到日本、而且一起进了弘文学院的徐广铸,究竟哪里去了?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三)鲁迅为什么未进成城学校而进了弘文学院?到达东京之后,鲁迅立即写了家信,信中曾说“不日进成城学校”。鲁迅到日本是准备进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的,然而,这计划却未能实现。原因是成城学校作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根据参谋本部的要求,对入学者要确认专业基础和从军志愿。因此,江南陆师学堂的二十多位同学都顺利地进了成城学校,而鲁迅等六名“矿务学生”却因为本来学的并非军事而遭到拒绝。怎么办呢?驻日公使蔡钧致函日本外务大臣,希望把他们送入弘文学院,待其有了日文基础之后再入别的学校学习。收到蔡钧的公函之后,日本外务省马上向弘文学院转达了清国公使的请求,弘文学院立即大开绿灯,于是鲁迅等人于4月20日进入弘文学院。

二、东京的机遇与鲁迅的选择

鲁迅的留学生活开始了。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鲁迅在东京遇到了个人发展的大好时机。那时机不是一般人在一般的时代能够遇到的。

鲁迅赴日留学之际,正是义和团运动过去之后出现的改革大潮带来的留学热潮第一波。当时,朝廷接受失败的教训,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改革官制,改革兵制,改革学制。而改革学制的重要内容就是废科举、开学堂、派遣留学生。从理论上讲,既然要学习西方,留学应该首选欧美,但事实上却是大多数去了日本。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日本官方和民间提供的种种方便;二是因为距离近、成本低。当时去日本留学,一年只须300元,而且无须护照,无须签证,随便登上一艘开往日本的轮船,上岸就可以成为留学生。正因为这样,身份不同的各色人等,一时间都成了留日学生。据宋教仁的说法:“国人因拳匪乱后,知闭关之不足自存,竟谈新学。江介大侠,馨遁老儒,其聚于东京者,近将万人。”事实上,根据一般常见的数据,1901年留日学生只有300人,1902年增至1058人,1906年增至13000人……到鲁迅回国的1909年,降至5174人。可以看出,鲁迅留学期间经历了第一次留日高潮的全过程。

到日本的那一年,鲁迅21岁。年轻人到了这个年纪,只要不是浑浑噩噩,就不能不面临人生道路的选择,也不能不对自己的未来有所设计。人的自我选择和设计,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一个置身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一个城镇胡同里的商贩儿女,与一个王子、一个公主,对自己的人生设计大不相同,原因就在于面对的条件不同,眼界不同,理想蓝图也不同。设计自己的人生,需要具体的条件和机遇。所谓条件,首先是拥有的平台和资源。出身于商贾世家,做生意会比较容易;出身于书香世家,做学问会比较容易;木匠的孩子当木匠,铁匠的孩子当铁匠,都会比较容易。原因很简单:他的出身已经为他提供了条件。所谓机遇,有历史的大机遇,也有个人的小机遇。大机遇就是时势造英雄,时代风云际会,一个人只要置身于风口浪尖,就容易成为影响历史的大人物。小机遇来自个人遇到的人和事。遇到人,就能建立某种关系,进入一个新天地,所以聪明人珍惜生命途上遇到的人。因为在这些人中,固然会有“小人”,却也可能有能在关键时刻帮助自己的“贵人”。遇到事,才能在做事的过程中展示自己,从而被人发现、被人记住,为将来显身手准备了条件。对青年学生来说,遇到什么样的同学,遇到什么样的老师,看上去很简单,但事实上很重要。因为遇到什么样的人,就可能获得什么样的平台,就可能获得什么样的机会,从而走上什么样的道路。一个人的人生辉煌或黯淡,不仅取决于自己,也取决于遇到的人和事。

鲁迅来到日本,面对的机遇是空前的。因为历史的风云际会,政界、军界、学界的英才,以及已经是或将要是的历史变革的领导者,在东京聚集了一大群。这是一个简略的名单: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陶成章、徐锡麟、秋瑾、张继、邹容、陈独秀、蔡锷、蒋方震、范源廉、杨度、章士钊……这里面有革命派的代表,也有改良派的干将,尽管一些人心思不在读书,但他们都在日本,有的住在同一座楼上,有的住在同一个院里,有的随时可以见到。如果想结交,是可以随时走近的。这又是一个名单: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孙文……他们不是留学生,而是政治、思想和文化界的领导人物。他们在日本的时间或长或短,但作为留学生,都有走近他们的机会。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清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监督,负责管理学生,也负责为朝廷发现人才。如果想为朝廷效命,这是一条通途;一种是留学生中的皇家子弟,比如良弼等,如果得到他们的赏识,通往朝廷的路也会比较顺畅。

身边有这样一些人,真可谓可遇不可求。然而,长达7年的时间证明,鲁迅没有紧跟任何一派。在时代变革的大潮中,不靠拢官府倒是可以理解的,但面对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宣传和论争,既没有追随孙、黄,也没有追随康、梁,这就有点与众不同。孙文作为革命派,做了同盟会总理,他却没有走近孙文;他与黄兴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可以透过窗子看到黄兴赤膊在院子里洗澡,却没有参加他所领导的同盟会。在一些大事件中,鲁迅的立场与汪精卫、胡汉民高度一致,甚至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却也没有因此走近。他与光复会的人关系密切,而且为光复会保存过重要文件,但光复会的活动他却很少参加,以致他是否参加过光复会也成了问题,学界至今认识不一……总之,不赶时髦,不追潮流,是鲁迅骨子里的特点。站在一边,不声不响,看得多,说得少,一旦表达意见,则如斩钉截铁,自有振聋发聩之力。由此可见,这时的鲁迅,已经不同于寻常之辈。

鲁迅交友相当谨慎,在弘文学院,他朋友不多,深交只有一个:许寿裳。

用中国传统的话说,许寿裳是鲁迅命中的“贵人”。在鲁迅的人生旅途上,这个同学很重要。多么重要呢?鲁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他给发表的;鲁迅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他给找的;辛亥革命后鲁迅去教育部工作,又是他向蔡元培推荐的……这样的同学,也许真的无须多!

回到1903年的弘文学院,当时的情况是:许寿裳接编了《浙江潮》。这个刊物早已存在,但以前的编者不熟悉周树人,所以,一方面是编辑为无人写稿而苦恼,另一方面是能写稿的周树人有稿子而无处发表。许寿裳接管了刊物,情况就不同了,他知道鲁迅的思想和才华,于是马上向他约稿,他则马上把稿子送来。从此,周树人开始发表文章,开始为更多的人所瞩目。这就是机缘,无论是谁,无论多么有才华,都需要这样的机缘。

于是,仅在1903年,鲁迅就在《浙江潮》连续发表了《哀尘》《月界旅行辨言》《说鈤》《中国地质略论》《月界旅行》《斯巴达之魂》等,既有对物理学、地质学的研究,又有文学作品翻译。文学作品中既有科幻小说,又有伟大的作家雨果的作品。由此可见,这时的周树人还没有确定自己的方向。

三、仙台经历

1904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了。报考什么院校?他没有选择当时的热门专业的军事、政法和理工,而是独自到偏僻的仙台医专学医去了。远离当时的热门专业,远离轰轰烈烈的东京,意味着对时代浪潮的某种疏离。然而,入学不到两年,鲁迅却半途而废退学了。

关于仙台的经历,鲁迅本人留下的材料不多,众所周知的材料只有他刚入校时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以及众所周知的《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

为什么选择学医?鲁迅自己说过,是早在南京时就有了这想法:“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为什么又半途退学?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根据鲁迅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弃医从文,最直接的原因是“幻灯片事件”。不过,据日本“仙台鲁迅事迹调查会”的报告,当时的课堂上并没有放映过鲁迅所说的那张幻灯片。日本的专家找到了当年细菌学教学所放的幻灯片,却没有发现鲁迅所说的内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所说的不是事实。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过不少那样的照片。几十年后回忆,把报纸上的图片与课堂上的幻灯片相混淆,也属正常。

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幻灯片事件”存在虚构的成分,所以他更看重“找茬事件”。所谓“找茬事件”,就是升级考试后几个同学出于对鲁迅成绩的怀疑而去要鲁迅笔记查看藤野先生是否向鲁迅漏题一事。对此,鲁迅曾经说过自己的感受:“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这一事件对鲁迅的自尊心无疑是一种伤害。正因为这样,竹内好认为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这件事比“幻灯片事件”更重要。

关于鲁迅退学的原因,近年来又有了另一说法:鲁迅之所以退学,是因为课程太难,鲁迅的学习成绩太差,跟不上。持这一说法的人,如果只是网络写手信口开河也就罢了,问题是专家、教授们也有人持这样的见解:“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他是学医失败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他的医学成绩实在是不敢恭维。”对此我想说明的是,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是不对的。可以查证,鲁迅在仙台医专升级考试的成绩是:解剖学59.3分,组织学72.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83分,德语60分,物理学60分,化学60分。这样的成绩放在今日中国的大学当然是太差了,但在当时的仙台医专却并不算差,因为全班142人,鲁迅的成绩名列第68名。

应该说,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的原因也许并不单一,各方面因素导致同一个最后的结果,是完全可能的。但无论原因多么复杂,根本的原因还是鲁迅本人兴趣的转变。而兴趣的转变背后是理想和追求的转变。退学之后干什么?要用文学来改变中国人的精神。所以,鲁迅弃医从文走向文学,也就是走向了启蒙立人之路。

“找茬事件”给鲁迅留下过不愉快,但仙台医专也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曾深情地叙写藤野先生对他的热心指导和帮助,并且写到自己时时记起他,对他充满感激。文章在结尾一段深情地写道:“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值得庆幸的是,鲁迅所说的那些丢失的笔记后来找到了,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不是3厚本,是6厚本,分别是《脉管学》《有机化学》《五官学》《组织学》《病变学》《解剖学》。藤野先生的确在里面做了大量批改,而批改最多的是他亲自讲授的《脉管学》。

根据日本专家的说法,藤野先生是一位很一般的教授,日常不修边幅,而且脾气有点怪。所以他的工作并不顺利,后来就离开医专到乡下开诊所去了。但是,他对一个外国学生的善意,他那诲人不倦的精神,却深深地留在了鲁迅心里。藤野先生临别所赠的照片,一直挂在北京鲁迅寓所“老虎尾巴”的东墙上。1934年底,日本岩波书店要出版《鲁迅选集》,鲁迅致信增田涉说,选集的事由他全权处理,却特别请增田涉把《藤野先生》一文译成日文编进去。什么意思?是希望让更多的日本读者了解藤野先生,还是希望自己的思念能让藤野先生读到?总之,这是一份放不下的情。

直到去世前不久,鲁迅还在打听藤野先生的消息。因为没有下落,他曾慨叹: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吧!其实,藤野先生当时仍然健在,只是离开仙台到乡下去了。1937年,当藤野先生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读到《藤野先生》一文,很感动,写了《谨忆周树人君》一文,其中说他如果知道鲁迅是那么想知道他的消息,是一定会写信的。那也应该是一篇动人的文章。

四、鲁迅与秋瑾

当下中国的出版界,与网络媒体一样,“标题党”和“八卦风”盛行,往往更喜欢趣事和惊人之语。这种风气表现于鲁迅传播,就是严肃的论文很少传播,而《鲁迅偷看弟妹洗澡》之类的文章却有极大的阅读量。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像“鲁迅与秋瑾”这样本无多少传奇性的题目,若上网搜索,也会首先看到一些吸引眼球的标题:《秋瑾为何要“刀斩鲁迅”?》《鲁迅与秋瑾的恩怨情仇》《秋瑾为何要判鲁迅死刑?》……若看内容,则是一些情节被掐头去尾,胡乱拼接,结果是本来清楚的事实也被弄得云里雾里。鉴于这种情况,一些基本史实就有必要说清楚。

首先请注意这一组数据:秋瑾生于1875年,比鲁迅年长6岁;鲁迅是1902年4月到日本的,秋瑾于1904年4月到日本,比鲁迅晚了两年;光复会于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陶成章于年末赴日本建立分会,鲁迅是最早一批会员,而秋瑾则是1905年7月才由徐锡麟介绍加入的。所以,“秋瑾引导鲁迅走向革命”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他们两位的关系怎样?网上的热门话题之一是“秋瑾曾宣判鲁迅死刑”,并且“拔刀相向”,让鲁迅“吃我一刀”。

考察此说的源头,应该是周作人的回忆录。但目前人们所征引的却是日本学者永田圭介的《秋瑾——竞雄女侠传》。据这位日本学者研究,那是在陈天华蹈海自杀之后留学生召开的追悼会上,秋瑾有如此举动:

翌日(12月9日),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者),吃我一刀。”

有必要先来看看这件事的背景。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出台了《关于公私立学校接纳清国留学生的规定》(即被称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文件)。这个规则由15个条款组成,主要内容是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这个文件的出台或许与清政府驻日使馆有关,那么其用意大概在于限制留学生进行革命活动。但日本文部省出台的规程显然并非只是限制中国留学生,而是同时限制日本人滥开野鸡大学和贩卖文凭。其中涉及中国留学生的,主要是以下几条:第1条:清国学生需要有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4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9条:接受清国留学生的学校,应安排学生住宿或在学校监督下租住民宅,禁止学生在校外任意租房;第10条:因品行不端而被学校开除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

日本报纸将这个文件断章取义,称之为“取缔规则”。中国留学生一见“取缔”二字,立即沸腾起来,召开大会抗议。然而,会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集体退学回国,被称为“激进派”,他们在会后组成了“联合会”,胡瑛、秋瑾是主要代表;另一派则反对集体退学回国,在会后组成了“维持会”,所以被称为“维持派”,代表人物是汪精卫、胡汉民等,鲁迅和许寿裳也在其中。

两派闹得不可开交之际,陈天华写下《绝命书》,于12月8日早上在大森海湾蹈海自杀。长期以来,陈天华的自杀被说成是对“取缔规则”的抗议,但从《绝命书》本身看,似乎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其中这样写道:

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即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矣,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由此可见,陈天华之死主要并不是抗议“取缔规则”,而是痛心于留日学生的“放纵卑劣”。

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出现了所谓“判处鲁迅等人死刑”的事。关于这件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

以前她在东京,在留学生中间有很大的威信。日本政府发表取缔规则,这里当然也有中国公使馆的阴谋在内,留学生大起反对,主张全体归国,这个运动是由秋瑾为首主持的。但老学生多不赞成,以为“管束”的意思虽不很好,但并不限定只用于流氓私娼等,从这文字上去反对是不成的,也别无全体归国之必要。这些人里边有鲁迅和许寿裳诸人在内,结果被大会认为反动,给判处死刑。大会主席就是秋女士,据鲁迅说她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

然而,事情发生时周作人尚未去日本,以上回忆并非亲历,又因为缺少旁证,所以这事就成了悬案。但是,只要我们把视野放得宽一些,证据是不难发现的。比如,作为同盟会领导人之一的胡汉民,在他的自传中就写下了这样的内容:

1905年冬,日本文部省忽颁取缔中国留学生所入学校及寄宿舍之规则,其原因大抵有二:其一,以当时人数过多,有不自整饬其行为者,俾日人有所借口;日人亦有以贩文凭为利之私校,其寄宿舍更不堪言。其二、革命党之组织成文,清公使馆当有所闻,则与日本交涉,日政府乃使文部省为此以敷衍之。留学界闻此则大哗,有径行归国者,同志陈天华(星台)至发愤投海死。同盟会党员对此,分为两派意见:宋教仁、胡瑛等主张学生全体退学归国,谓即可从事革命。余与精卫、执信、伯翘、湘芹、君佩则反对之,以为此事纵出于最恶之动机,吾人自可运动打消之,退学归国为下策……方联合会势最张时,竟宣布余与精卫之死罪于全体留学生俱乐部,女同志秋瑾尤激烈,范源廉避匿医院,亦为所殴击。

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中也曾写到,在“取缔规则”斗争进入高潮时期,由胡汉民和汪精卫组织了“维持会”,规劝留学生不要回国。此举触怒了激进派,由胡瑛出面成立了“联合会”,判处了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死刑。

由此可见,“宣判死刑”的事是历史的事实,但被秋瑾等人判处死刑的,主要并非鲁迅,而是胡汉民、汪精卫等。鲁迅只是那一派中的一员,而且并不引人注目。

与“判处死刑”相关的是秋瑾让鲁迅“吃我一刀”。

如前所述,周作人说的“据鲁迅说她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这个说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秋瑾的确拔过刀,把刀“抛在桌上”,或者“插在桌上”。这有许多人的回忆为证。但是,秋瑾拔刀是对鲁迅吗?“吃我一刀”是对鲁迅说的吗?事实并非如此。徐双韵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具体情景。两派冲突之中,秋瑾等人曾找胡汉民辩论。据胡汉民说,经他对秋瑾、胡瑛等人晓以革命大义,终于说服了他们。但从实际效果看,秋瑾等人并未被说服,最后还是退学回国了。秋瑾回国前夕,浙江留学生为她送行。在那次送行会上,出现了这个场景:

秋瑾发言,力主回国,词意激昂,随手从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这大概就是“吃我一刀”之说的原型。但秋瑾说的明白,是“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鲁迅并不回国,自然与他没关系。

所以,历史的事实是:一、“判死刑”是事实,那是在陈天华追悼会上,但被判死刑的主要是汪精卫、胡汉民等人,鲁迅只是那一派当中的一员,没有材料证明秋瑾提到过他的名字;二、秋瑾说“吃我一刀”也是事实,那是在她归国时的送别会上,不是对鲁迅说的。

永田圭介的《秋瑾——竞雄女侠传》没有注明材料出处,也许是把不同时间里发生的事混到了一起。

除此之外,关于鲁迅与秋瑾,还有一事值得一说:鲁迅接受过暗杀任务,但他“临阵退缩”,没有回国去执行。然后是徐锡麟回国了,秋瑾回国了,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这很容易使人把鲁迅与他们放在一起作对比,一边是英烈的光彩,一边是退缩者的怯懦。一些竭力贬低鲁迅的人,自然要借此做文章。

鲁迅接受暗杀任务而最终没有回国,这事本来少有人知。最早披露此事的,是日本学者增田涉。增田涉说:“他(鲁迅)曾经向我说过,他在晚清搞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地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因为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罢。”

此事的真实性无须怀疑,因为增田涉没有造假的理由,也因为这符合鲁迅的性格。鲁迅知道从事暗杀活动可能会死,所以虽然接受了任务,临走时却向组织提出:我如果死了,母亲怎么生活?想到自己会死,而有这样的牵挂,是人之常情。一些特殊材料造成的人也许不会这样,但放在鲁迅身上,有这顾虑却是必然的。这就是那个真实的鲁迅,那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鲁迅。他对浪漫的革命本来就敬而远之,对暗杀之类的行动并不赞同。他不是那种义无反顾的英雄,从来不主张赤膊上阵。如果英雄就意味着不顾惜生命,鲁迅的确不是英雄。他与秋瑾的性格差异很大。秋瑾是激烈的,一旦认定一种理想,可以义无反顾。鲁迅却不会那样激烈,也不会那样壮烈牺牲。在《两地书》中,他曾跟许广平谈过自己对革命的态度:“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他还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总之,鲁迅与秋瑾不同,与同盟会、光复会的领导者们也不同。他是思想者,不会像秋瑾那样激烈,也不引导人们那样激烈。但是,终其一生,鲁迅对秋瑾都充满敬意,对她的死则充满惋惜,这是在许多文章中可以看到的。

五、鲁迅与章太炎

弃医从文之后,鲁迅主要是自学。这期间他去听章太炎的课,成了章门弟子。

鲁迅早就熟悉章太炎,而且非常仰慕。那是因为他刚到日本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一件事:章太炎发起举行“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

1644年4月25日(旧历三月十九日),明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今北京景山)。崇祯皇帝死后,南明王朝于永历十五年(1661年)亡国。到1902年,已经是242年。在这个日子到来之际,章太炎发起要举行“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他在宣言中说:明朝亡国二百四十二年了!要纪念!他的倡议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包括梁启超、孙文等人都列名赞成。对此,清国驻日公使不能坐视不管,于是请求日本政府禁止此会,并且威胁说:如果日本政府纵容此举,将会影响两国关系。日本政府答应了蔡钧的请求,令警方通知发起人取消此会。

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日本警方请章太炎等人到警局谈话。章太炎长衣广袖,手执羽扇,大模大样地来到警察局。警长问他籍贯是清国哪个省。他回答说他不是清国人。警长问他的身份,他的回答是“遗民”。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有这样的记载:“警长首问各人籍贯为清国何省人。太炎答曰:‘余等皆……非清国人。’警长大讶,继问属何阶级:‘士族乎?抑平民乎?’太炎答曰:‘遗民。’”

纪念会虽然没有开成,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在留日学生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最明显的影响之一,是从1903年开始,海内外许多报刊都不再使用清国皇帝纪年,而改用黄帝纪年、孔子纪年或其他纪年方式。这意味着一代觉醒者不再承认清国是自己的国家,意味着他们对清国合法性的彻底否定。

包括鲁迅在内的留日学生,事实上是一群特别的爱国者。他们爱国,但事实上无国可爱,因为他们爱的不是他们实际置身其中的清国,而是另一个国家。那个国家或称华夏,或称中夏,或称中国,并不是实际存在的政治实体。众所周知,政治意义上的爱国无法不爱国家政权,但章太炎们显然不情愿。怎么办?人民、土地、主权,这是国家三要素,缺一不成为国家。章太炎们面前的现实是:土地已经被占领,人民已经被征服,主权已经被侵夺。自己在别人的这个国家之中,算是什么?只能算是亡国之后的“遗民”。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他们把自己划入了已经亡国的大明帝国。

毫无疑问,这意味着那一代人国家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他们的爱国不再是盲目的,而是开始辨析眼下的国家到底是不是自己的,自己是否享有国家主权。辨析的结果是他们不再爱别人的国家,而要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家在哪里?回答是已经亡了。那么,甘心做亡国奴吗?不甘心,那就要把国家夺回来……这就是章太炎此举所彰显的革命意义。

考察当时的思想界,许多人都无法避免一些思想上的矛盾。比如,他们从国外接受了某些现代国家理念,根据这些理念,国家是保障国民权利的工具,因此国民应该爱国,等等。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清楚自己所属国家的性质,因而往往用西方现代国家法理谈论自己所面对的国家问题。这就常常陷入难以解决的矛盾:他们爱这片土地,爱这个人群,却不爱国家统治者。然而,如果在国家三要素之中抽掉了主权,只爱土地和人民,那能算爱国吗?因为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主权,只是一片土地上生活着一群人,是不算国家的。只要是国家,就必然有政权。而对于当年的革命者而言,那政权恰恰是他们不但不爱而且要颠覆的。这种爱国而不爱现实的国、爱国而不爱国家主权的情况,使他们想出了种种理由,比如,把国家与政权分开来,把爱国与爱政府分开来,等等,最终却依然是矛盾重重。这原因不难明白:致力于维护现有国家的爱国者的爱国之情是不言自明的;而致力于颠覆现有国家的爱国者的爱国之情却很难论证。唯一能自圆其说的,就是他们爱的是一个已经亡了的国家,或是尚未建立的国家。章太炎的“亡国纪念”以“亡国”之说解决了人们在理论上的一些困惑,以“遗民”的身份解除了与现实国家的某些纠缠。他们后来的组织叫“光复会”。所谓“光复”,就是夺回自己的国家、重建自己的国家。

当然,如果进一步想,章太炎们也很可悲。首先是虽然他们不愿承认自己是“清国人”,但在他们的种种证件和登记表上,却都清清楚楚地写着他们是“清国人”,这让他们无处可逃。其次是他们不承认大清帝国是自己的国家,自认是大明帝国的遗民,但在事实上,大概他们连自己也说服不了。因为“大清”固然是“他们”的,“大明”就是“我们”的吗?很显然,章太炎并不姓朱,即使回到大明,家天下的大明帝国也是朱家的,姓章的并不享有国家主权。章太炎未必不清楚这一点,但在某种感情的支配下,他们只愿承认先人被征服而亡国的历史,却不愿承认祖先们一代又一代都不曾拥有过国家主权的历史。

尽管如此,章太炎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影响还是很大,对鲁迅影响也很大。正是它给了鲁迅清醒的国家意识,使他不再盲目爱国,而是开始思考眼下的国家与自己的真实关系。正因为这样,他曾经去水户凭吊那位誓言“非中国恢复不归”因而老死日本的明末大儒朱舜水。在进客店登记时,他写下名字“周树人”,然后在国籍一栏写下了“支那”。对此,许寿裳曾解释说:“那时,日本称中国人曰清国人,我们却不愿自称清国,又不便称中国……所以写作支那。”

鲁迅对章太炎非常崇敬。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先是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写于1936年的10月9日;几天后又写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时间是1936年的10月17日。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写完这篇文章几十小时之后——10月19日,他就离开了人间。在生命的最后,他所回忆和怀念的,是章太炎先生和那段历史。

回到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的日子,为了能继续拿官费,他把学籍挂在一个德语学校,而主要时间却是自己阅读、翻译和研究文学。这时候,章太炎也到日本来了。众所周知,他在1903年因苏报案入狱,被判刑3年,1906年6月刑满出狱。出狱后即东渡日本,做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1908年4月,章太炎开始在大成中学讲堂给留学生讲小学(即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鲁迅、许寿裳等人仰慕章太炎的人格,敬佩他的学问,也想去听讲,但与他们固有的课程时间冲突,于是托龚宝铨转达,希望能在星期天另设一堂。章太炎欣然同意,于是,从7月开始,龚宝铨,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钱钧夫,朱蓬仙,钱玄同,朱希祖,这八个人,每到星期天就到章太炎寓所去听课。从此之后,这8人就成了章门弟子。

因为是“章门弟子”,鲁迅的学问在学界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但在鲁迅看来:“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鲁迅说他去听章太炎先生的课:“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对于章太炎,这才是他最为赞赏的:“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鲁迅从章太炎那里学到的,的确不只是学问,而是风骨。

六、人生志业的选定

在这个小标题之下,我首先想说,鲁迅人生志业的选定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些曲折。在南京,他曾选择了地质和矿产;到日本之后,又选择了医学;然而不到两年,他又弃医从文,要通过文学而启蒙立人!他似乎很任性,却又透露着青年人选择人生道路时的一个规律:越是对自己的生命认真负责的人,越可能犹豫再三;倒是那些随波逐流的人,更容易无论怎样偶然走上一条路,就随遇而安不再想,一直走下去了。

客观地、冷静地,真正以局外人的目光看鲁迅,他选择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呵!看看他身边的人们,有的致力于革命,有的致力于改良,有的在谋求富国强兵,有的则只想学得一技之长,用以养家糊口……鲁迅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这是怎样的志向呵!在一般人看来,它是多么迂远,多么大而无当,又多么不自量力!然而,鲁迅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早在去仙台之前,他就显示了对文学的兴趣,并且开始探讨中国人的精神,尤其是所谓国民性。据许寿裳回忆,那时他们就常常讨论以下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经过几年的思考,鲁迅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见解。这时的鲁迅已经是一个进化论者,从《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文章可以看到,讲到欧洲和人类的历史,他看到的是不断进步的文明图景;回望中国的历史,中国人却是在几千年专制统治之下不断弱化和愚化,民力、民智、民德都是一路颓败和沦落。鲁迅不甘心,不甘心华夏民族如此沉沦,所以选择了这条路。

作为孤立无援的个体,却要承担起改变国人精神的使命,这的确比改朝换代打天下当皇帝还要艰难。改朝换代打天下,可以利用“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无知追求,可以利用饥民的绝处求生之力,也可以利用人们的贪欲,从而让人们去流血牺牲。而改变人们的精神,改变人们的思想,改变人们的文化性格,却找不到什么诱惑力。在这条路上,注定不会有太平军或义和团那么多的追随者。

鲁迅不必要首先考虑敌我友的力量悬殊,不需要获得足够的追随者,不需要考虑如何赢得大众,不介意让他们看到自己脸上的鼻涕和头上的疮,看到自身的愚弱和丑陋。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无论是底层大众还是上层精英,都是批判对象,统统不留情面。这不是与全社会作对吗?不是与大众为敌吗?因此,对自己选定的事业,鲁迅不敢乐观。对同胞们是否能够被唤醒,也不敢乐观。通过历史的经验,他看到了一个事实:民众是不欢迎启蒙的,而且会迫害启蒙者。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写到了苏格拉底之死,写到了耶稣之死;在《摩罗诗力说》中,他看到的是拜伦、雪莱的命运。这些人都是在为人类而思索,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却为社会所不容。由此可见,鲁迅清醒地知道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有多么艰难,知道这事业成败难卜。

但是,鲁迅上路了。开始,他和几个人一起计划办杂志。杂志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新生》。然而:“《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刊物办不成,怎么办?鲁迅没有放弃。他一面与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一面利用《河南》等刊物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一系列文章。

那么,这时候鲁迅想的是什么?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思想和主张?应该说,这时的鲁迅已经是一个思想家——他是先成为思想家,然后才成为文学家的。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首先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若有叛逆者出现,“必竭全力死之”,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使人们“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所以,文学艺术也缺少反抗和挑战的声音。面对这样的历史和现实,鲁迅不能不寄希望于反抗者和挑战者,不能不特别欣赏他们的声音。因为那才是中国特别需要的。所以,他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克拉辛斯基和裴多斐等八位诗人,把他们称作“摩罗诗派”,赞美他们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作品,称他们是“精神界之战士”。在文章的最后,他呼唤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早日出现,打破精神界的萧条,带来一场真正的精神革新运动。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提出了一个大问题:生存天地之间,角逐列国之中,何为根本问题?何为当务之急?他的回答是:“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也就是说,什么富国、强兵、改良、革命,等等等等,都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国人处于奴隶状态,处于愚昧无知而且野蛮顽劣的状态,繁荣富强有什么意义?自由平等只能是空话。改变国人的精神,从何入手?鲁迅的答案是“尊个性而张精神”。这个主张在鲁迅的表述中还有一个说法:“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是他关注的首要内容。在他看来,人要真正成为人,就不能完全被淹没在物质之中,而是要有点精神;就不能习惯性地随大流,和光同尘,沉沦于大众之中,而是要有个性,有自我,有独立人格,要知道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至于国家富强这一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时代主题,鲁迅并未忽视。他的说法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也就是说,只要“人国既建”,国家富强是附带着就能实现的。

这就是当时鲁迅已经确立的“立人”思想。他关心的不是维新改良或排满革命,也不是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国民性不变,中国人的精神不变,即使身体强壮,也不过是杀头示众的材料;即使掌握了先进的武器,也只能去欺压弱小;即使进行政治革命,也不过是在同样的舞台上重复上演陈旧的历史剧。因此,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关键,不在坚船利炮,不在维新或革命,而在于让国民成为一个个站立起来的觉醒的个人。

考察鲁迅的思想渊源,他的立人思想毫无疑问是从“新民”思想发展而来的。严复曾经提出强国需要标本并治,重要的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接过这个思路,提出了“新民说”,认为只有新民,才有新制度和新国家。他们是鲁迅的前辈,已经触及人的自由等现代社会的基本主题。在他们面前,鲁迅是后来者。

然而,在严复和梁启超们那里,关于人的思考只是关于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思考的一种副产品。开出“新民”的药方,目的仍在医治国家和民族衰弱之疾。他们还没有能够获得从人出发的价值立场,所以,他们虽然看到了破除奴隶性和个人自由对于新民的重要,却对自由抱有警惕,甚至认为今日中国国民还不可以享有自由,甚至不能没有皇帝。他们反对民主共和而主张君主立宪,理由并不是民主共和制度不好,而是因为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由此可见,梁启超们与他们的前后反对派都是国情论者。他们关于维新改革的思考是在承认国情的合理性和不可更改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在他们看来,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明专制,才可以实行民主。一句话,在他们那里,新民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国”而不是“民”,更不是单数的“人”。

鲁迅的思想却有明显的不同。他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看上去似乎目的仍是“角逐列国是务”,是为了“邦国之兴起”,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述中的“溢出”和“跑题”现象。也就是说,他从严复、梁启超的那里出发,沿着为强国而寻求真理的路径走来,却常常游离本来的目的而直奔人的自由主题。他赞美那个曾经宣布“我是国家的死敌”的斯蒂纳尔,对其思想津津乐道。他赞美克尔凯郭尔,赞美易卜生,也都是因为他们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强调。他对尼采的认同也是因为那种自己做自己的上帝而不做他人奴隶的个人主义。也就是说,他从强国走向立人,但一旦发现个人之后,全部的关心却为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所吸引。此时的鲁迅当然还存在思想矛盾,因为他一腿仍然在“新民”之中,而另一腿却已经跨出,他的“立人”将不再以别的目的为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的“立人”思想还不是完整的,也不是成熟的。他以“尊个性”超越了新民思想,却仍然没有与梁启超们为国家富强而维新、又为维新而新民的思路划清界限。章太炎以个人的自由与尼采一起帮助他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新民说,却又以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给他留下了各种矛盾。这一切,直到五四时期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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