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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空间:“不求甚解”抑或“不可不解”——《归去来兮辞》的写作时间问题

日期: 2013-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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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冯志弘

转载自2013.8.21《香港文汇报》

  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的“不求甚解”,指的是读书旨在明了大意,不需要咬文嚼字、尤其不可过度诠释。

  五柳先生的话当然不错。问题是:哪些情况属于“甚解”,哪些情况属“不可不解”呢?最简单的说法是:倘若一个问题解答不了,会直接影响对事情的通盘认识──这样,研究这个问题就不是“甚解”,而是“不可不解”了。

  《归去来兮辞》的写作时间正是一个“不可不解”的问题。过去几十年,学术界对《归去来兮辞》的写作时间有两种看法:一是写于义熙元年(405)十一月,支持这个说法的代表学者有周振甫、钱钟书、袁行霈等;二是写于义熙二年(406)春天或稍后,代表学者有逯钦立、朱东润等。

  慢着!上述人物每一位都是文学研究的泰山北斗,该相信谁?《归去来兮辞》写作时间又何关宏旨?一年的差异,真的这么重要吗?

  是的,十分重要。原因是陶渊明在义熙元年十一月“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而《归去来兮辞》中又有“农人告余以春及”、“木欣欣而向荣”等春夏景象。那么,如果这篇文章写于义熙元年冬天,则通篇辞赋的“田园描写”只可能是想象之辞,这正是钱锺书先生的看法。钱老认为这篇作品“叙启程之初至抵家以后诸况”,其实都是作者“心先历历想”,不过写出来彷佛“身正一一经”(《管锥篇》)罢了。

  如果文章写于义熙二年,陶渊明既已归园田居,那么文章中包括归园途中“舟遥遥以轻扬”,以及文中的田园故事,都可能是陶潜的亲身经历了。就如逯钦立先生说:“辞涉春耕,全文写成在次年。”(《陶渊明集》)

  《归去来兮辞》写作时间的判断,事关文章“虚实”,问题不可谓不关键,因此,“不可不解”。

  对这个问题讨论得较详尽的,有三篇文章,不敢掠美,必须交待清楚。一是欧阳楠、肖春华:〈关于《归去来兮辞》的创作时间问题〉(《云梦学刊》增刊.1986年1期),一是张学成、李桂奎:〈《归去来兮辞》创作地考辨〉(《九江师专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一是李金坤:〈〈《归去来兮辞》创作地考辨〉补证〉,(《九江师专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三篇文章均认为:《归去来兮辞》写于义熙元年。笔者也认同这个判断,判断的根据如下:

  一.〈归去来兮辞序〉表明“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乙巳岁就是义熙元年。梁朝.沈约《宋书》记陶潜“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梁朝.萧统〈陶渊明传〉的记载与《宋书》完全相同,都指出《归去来兮辞》的写作时间在陶渊明辞官的同一天,或至少在辞官后的较短时间(义熙元年十一月)内完成。到了唐代.房玄龄等编辑的《晋书》,才出现“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之说。后来若干《归去来兮辞》的版本因为受《晋书》影响,有时候更删去了“乙巳岁十一月也”这一句。

  就文献出现的先后而言:“义熙元年”的说法最早,“义熙二年”之说是后来才有的。那么,除非有证据证明《归去来兮辞》的早期版本、《宋书》和萧统〈陶渊明传〉这一条目的记载或流传都出了谬误,因此《晋书》予以拨乱反正;否则,当以前者的记述更可靠。

  二.关于“乙巳岁十一月”一句,有些意见认为这是指陶渊明“奔程氏妹丧”的时间,不一定指写作时间。这个解释不合语法。除非在“乙巳岁十一月”之前加上另一个主语,才能够讲得过去。

  三.“归去来”的意思是“回去吧”,文中又有“胡不归”一语,即“为甚么不回去呢”?如果陶渊明写作《归去来兮辞》的当时已经归田,赋文更写于归田后数月;那么,作者不断叫自己“归去来”,又不断反问自己“胡不归”、“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就显得矫揉造作,多此一举,而且于常情不合。

  四.文中的“实迷途其未远”、“请息交以绝游”等句,表达的都是作者的自我劝告,以及他对“归园田居”的盼愿;不完全是既成之事。如果作者已经归田,这些文句就显得十分多余了。

  五.陶渊明由“彭泽”归“柴桑”,船程须沿长江逆流而上,行舟艰难,风势猛烈,况且其时正直隆冬,实在不可能“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这两句应当视为“为情造景”的手法,而不是实写。

  六.古代行舟缺乏强烈照明,大雾一般都不得开船,何况天还没亮?因此“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一句也不合常情。当然,就文学创造来说:这些情事则准确反映了作者雀跃、愉快的心情。

  七.陶渊明有〈自祭文〉,也是想象后来之事。《归去来兮辞》的联想笔法在陶渊明诗文并非绝无仅有。

  八.《诗经》已有想象归来之辞的例子。例如〈东山〉“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埽穹窒”等情状,都是征人尚未抵家的联想,其笔法正是《归去来兮辞》的滥觞。  上述八点,特别是前两点都是很硬的证据,后六点属内证和左证。

  自然,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是作者归田后,回忆归田之前的内心感受;因此就出现了设问和盼愿了。”这种理解,又有何不可呢?

  是的,不少文学作品都采用这种笔法。而且,这个假设也许能够疏解诸如上面第三、第四点的问题。但是,这种解读仍然处理不了最重要的第一、二点──为甚么不依据作者自己的说法呢?

  再者,合理的“假设”不一定是事实。就解释一篇文章而言,可以有许多符合常理的“假设”;问题是,要判断哪一种解释才正确,最关键最可靠的,仍然得看:“证据指向甚么?”

  认为《归去来兮辞》写于义熙二年的最主要文献根据,只有《晋书》。如上面讲,《晋书》的记载不是关于《归去来兮辞》写作时间的最早文献。过去许多认为《归去来兮辞》写于义熙二年的著述,其实都未能好好说明根据《晋书》而不依据《宋书》的道理。相反,《归去来兮辞》为数不少的内证和外证,都指向这篇文章写于义熙元年。在权衡双方论据后,笔者认为,《归去来兮辞》写于陶潜将归未归之际,文中田园物事乃想象之辞,才是最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这个解释,也渐渐为近年研究陶渊明的代表著作,例如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集笺注》所采纳了。 

 

(本文及图片由城大中国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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