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文

　　每当刘文典开讲《庄子》，吴宓等几位重量级西洋教授常去听讲，刘文典见了并不打招呼，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上，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啊？”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刘文典，字叔雅，祖籍安徽怀宁，生于合肥。他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

　　在1907年于芜湖安徽公学读书时，刘文典就加入同盟会。1909年留学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等国文字。

　　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刘文典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在孙的亲自主持下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一度担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

　　1916年刘文典回国，面对军阀混战，商业凋零的残酷现实，在失望、彷徨中决意以学问报国，并于第二年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选定古籍校勘学为终身所系，主攻秦汉诸子。经过数载苦钻精研，终以皇皇大著《淮南子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十卷本震动文坛，为天下儒林所重。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北平青年学生为敦促政府出兵抗日，发起卧轨请愿行动。当时刘文典的儿子刘成章正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欲参加卧轨行动，得到了刘文典的支持。

　　但北平已进入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身体羸弱的刘成章因在雨雪交加的旷野里连夜行动，饥寒交迫，不幸身染风寒，不治而亡。

　　中年丧子，让刘氏经受巨大打击，从此染上鸦片毒瘾，为日后的许多惨痛经历埋下伏笔。

　　脚踢蒋介石

　　因少年得志，中年成名，刘文典根本不把一般文人放在眼里，连位高权重者如蒋介石，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介武夫。

　　1928年8月，刘离开北大，回到老家创办安徽大学，并出任文学院院长，行校长职。11月，安大学生与省立第一女中校长程勉发生冲突，继而由于军警弹压引发声势浩大的“皖省学潮”。

　　蒋介石正好巡视到安庆，闻知此事后，决定召见刘文典予以“训示”。北伐让蒋名望大增，世人多有敬仰者。而在狷介不羁的刘文典眼中，蒋氏不过是只知操枪弄炮打混战的“一匹夫尔”。刘文典被一帮军警带入省府堂厅后，见蒋氏端坐大堂正中作审讯状望着自己，略吃一惊后很快镇定下来。刘既不脱去帽子，亦不向对方行礼，找了把椅子昂然而坐。蒋氏一看对方的派头与架势，头上火星向外窜起。刚要发话，又见刘文典掏出烟盒打开，抽出一支香烟，径自擦着火柴点燃，旁若无人地猛抽开来，烟雾直冲蒋氏鼻孔。

　　蒋介石见刘氏做出如此颠狂之态，当场严厉斥责其身为国立大学校长，识文解字，为人师表，竟如此混账云云。面对大动肝火的蒋介石，刘文典仍坐在原处仰头喷着烟圈，极其鄙夷地哼哼着。蒋介石再按捺不住胸中愤怒，冲上前来指着刘文典的鼻子，让其交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与煽动学潮、带头打砸抢烧的共党分子，并严惩罢课学生。

　　刘文典也顿时火起，蹦将起来，用“初类饥鼠兮终类寒猿”（刘氏弟子对其戏称）的奇声怪调，反指着蒋氏的鼻子厉声道：“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带好你的兵就是了；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自会料理，由不得你这个新军阀来多管闲事！”

　　蒋介石怒火冲天，顾不得身份，照准刘文典“噼啪”扇了两个嘴巴，又抬腿在刘的屁股上猛踹两脚。想不到这刘文典颇有侠客精神，待嘹亮的耳光响过，他站稳身形后，突然飞起一脚踢向蒋的胯下，蒋介石应声倒地，几乎不省人事。卫士与各位大员见状，急送医院施救。一时间，人喊车鸣乱作一团。

　　蒋介石在医院急救室醒过来，立即下达口谕，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派人把刘文典下了大牢，同时宣布解散安徽大学，将滋事的共党分子捉拿归案。

　　消息传出，安庆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到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刘校长，收回成命。同时，他们致电教育部长蒋梦麟、学界领袖蔡元培、胡适等人请求援助。后经国民党要员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力保，并说刘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蒋介石躺在床上，看着下体浮肿，只得长叹一声，以“立即滚出安徽地盘”为条件，在将刘文典关押了七天后予以释放。

　　脱身之后，刘文典又大骂一通蒋氏乃不仁不义的军阀狂徒，这才卷起铺盖离皖赴京，回北大继续任教，次年接受新任清华校长罗家伦聘请，出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为国文系主任。

　　因为这一传奇经历，刘文典名噪一时，为天下儒林士子所知、所重。

　　月下讲红楼

　　进得清华园后，刘文典才发现这世上确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于是集中精力发奋著述，很快结成硕果，堪称国学领域唯一可与陈寅恪过招并有一拼的重量级大师。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文典未能及时转移长沙，只好暂时蛰伏下来，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宅院内埋头研究学问，等待逃脱的时机。

　　有一次，周作人找上门来，游说刘文典到伪教育机构任职。刘文典强按怒气，平和婉转地给出答复：“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啊！”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刘文典深知北平不能再留，乃决计设法脱逃，到西南边陲与清华同事会合。1938年5月，经过一路颠簸流离，受尽苦楚，刘文典抵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云南蒙自。此时他衣衫破烂不整，原本黧黑的脸更涂上了满面风尘，身体瘦削不堪，手中除了一根棍子和一个破包袱，别无他物，形同流浪乞丐。

　　联大文学院迁往昆明后，作为国学大师的刘文典开出《庄子》与《文选》等课。生活相对安静与工作上的顺利，让他又找回了在清华园时代的感觉，恃才傲物的气派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每当他开讲《庄子》，吴宓等几位重量级西洋教授常去听讲，刘文典见了并不打招呼，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上，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啊？”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1940年至1942年期间，西南联大出现过一阵《红楼梦》热。在这股强劲的“红风梦浪”鼓动下，对红学素有研究的刘文典内心也骚动挠痒起来，经不住师生们再三鼓惑，毅然走出几间租住的小土屋，亲自披挂上阵，登台亮相了。

　　据当年一位组织者回忆，刘文典最初的一次讲演，被安排在一个小教室。想不到来者甚众，只好改在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改在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方得以如愿。

　　刘文典白发飘零，一身粗布长衫，圆口平底蓝帮布鞋，手里端着一根比胳膊还要长的竹制旱烟袋，摇摇晃晃，以一副“之乎者也”的乡村私塾先生模样，在月色朦胧的广场上纵横捭阖，大显神通，直听得众生目瞪口呆，啧啧称奇。刘氏随之声威大振，云冠一时。之后的日子，每逢刘文典讲演，听者云集，呈翻江倒海之态势。

　　但他的生活非常拮据。尽管此时整个联大教授的生活都极为贫困，但与其他教授不同，刘文典染有吸鸦片的习惯，后来发恨戒掉，到云南后又复发，鸦片瘾日增。这最终将他引向被闻一多逐出联大，以至于战后不能回返清华园，直至客死云南的悲剧。

　　磨黑之行

　　闻一多将刘文典逐出西南联大校园的是非，小而言之，是二人关系不睦，大而言之，则缘起于刘的磨黑之行。

　　据1938年毕业于清华社会学系的鲲西所了解，闻、刘之间早有积怨。两人矛盾最早发生于一次课间休息时，在教授休息室内，刘文典直指闻一多读错了古音，当时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应。鲲西对此评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由羞辱而积怨，终于导致报复，贤者在所不免。”

　　至于磨黑之行，则始自普洱县磨黑镇一位叫做张孟希的大地主、大盐商、大土豪。此人凭借庞大的财力与黑白两道的各种人脉关系，控制了磨黑盐井，成为思（茅）普（洱）地区独霸一方，赫赫有名的实力派人物。

　　此公常以知书达理的进步士绅面目出现于衙门与各交际场所，并出资在家乡办学。为了改善学生的学习状况，张孟希于1941年底，派手下到昆明公开招聘教师到磨黑办中学。几年后，他又请前往磨黑教学的西南联大学生牵线，希望礼聘一位名教授到磨黑小住，为他的亡母撰写墓志铭‘以光门楣’。”

　　当张孟希方面了解到刘文典的情况后，表示非这位被蒋介石打过耳光的教授不请，并许下诺言，假如刘到磨黑，保证他一家三口的生活费用，至于鸦片火腿也可尽管享用。不但如此，待刘家回昆时除赠送厚礼，另奉赠上等“云土”五十两作为谢仪。

　　刘听罢对方开出的条件，经过一番考虑，于1943年初与当时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打过招呼后，携妇将雏，向磨黑进发。

　　但他没有想到，此次磨黑之行，在千里之外的西南联大校园激起波澜。当时清华聘任委员会已召开会议，议决续聘刘文典为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但清华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对刘氏的磨黑之行大为不满，认为此人的所作所为有失学者操守，不足以为人师表，不但不寄发聘书，还以手中掌控的权力将刘氏解聘，革出清华。

　　被革职的消息传到磨黑，刘在震惊之余又惶恐不安，他顾不得吞云吐雾，匆忙于7月25日写长信向梅贻琦申辩，试图挽回颓局，却未得到后者的支持。

　　在闻一多的强势阻挠下，刘文典再未能跨进清华的大门，好在经陈寅恪力荐，转于云南大学任教。从这时到解放后，刘文典心情始终郁闷，精神不振，也由于身体和年龄的原因，讲课渐少。

　　当举国欢腾的“大跃进”来临时，刘文典再度打起精神，想以余年赶写完成《杜甫年谱》《王子安集校注》《文心雕龙研究》，以及规模较大的《群书校补》等八种著作。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病逝于昆明，终年69岁，一颗学术巨星就此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