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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忆先父与宗颐先生的深情厚谊

日期: 201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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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伯慧   文章转载:潮州日报

  饶公生于1917年,这位自幼早慧的“潮州才子”,并没有什么高层次的学历学位,可说是全靠着书香门第,自幼饱读家中藏书而自学成才的。他的父亲饶锷博学多才,工于诗文,尤其擅长修编方志。于整理、研究潮汕文献方面成绩卓著,蜚声遐迩。家藏典籍书画逾十万卷,建有“书斋”名“天啸楼”,其藏书之丰富,实为潮州所罕有。饶老先生著有《潮州西湖山志》10卷及《佛国记疏证》(稿)等,并着力主修《潮州志》,未竟而后由其哲嗣宗颐先生于1936年全部完成,凡16卷煌煌巨著。子承父业,继往开来,父子共修潮州志书的业绩,传为文坛佳话。少年时期的饶公,一直生活在这弥漫书香、得天独厚的家庭环境中,跟着父亲终日埋头于浩瀚的卷轴之中,饱览群书,浸淫诗文,废寝忘餐。由于他聪颖过人,凡诗、词、书、画,以至琴艺古乐,从小莫不一试即通,“神童”之誉,由是而生。16岁时宗颐先生就曾以咏优昙花而语惊四座,竞相唱和。18岁那年他就应聘到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史志,《潮州艺文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名作,至此,不到二十岁的宗颐先生,已经是尽人皆知的潮州才子了。家父詹安泰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于广东高师(中山大学前身)毕业后就回到潮州,进入韩山师范,执教诗、词、曲以及文学史等课程,平日赋诗作墨,跟饶家父子时有酬唱过从,年少翩翩的饶宗颐先生,当年已是我家客厅中的常客;而父亲每上饶府天啸楼去看书论学,也常常把我这四五岁的小孩带在身边,耳濡目染,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也就多少有了“潮州才子”、和“天啸楼”的印象了。

  关于饶公和我父亲的交情,从以上的记忆中,可以知道早在“弱冠”以前,这位潮州才子就已经和家父有了交往,在我父亲的脑海里,早就对年轻多才的饶宗颐怀有深深赞赏之情了。现在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大厅的墙上挂有我父亲和饶公的肖像,同样作为在韩师呆过的前辈名人。由于家父跟饶公关系密切,而饶公又比我父亲小十五岁,因而常常有人误以为年轻时的饶公是我父亲的学生。我在许多场合都郑重说明:这完全是误会!饶公进入韩山师范,第一次踏上讲堂给学生讲课,的确是我父亲推荐的。但他们绝对不可能是师生的关系!当时我父亲因为生病需要一段时间休养,韩师校长要他找位代课教师,我父亲就坚决推荐了这位二十岁左右的潮州才子。果然不负所托,年纪轻轻的饶宗颐先生出色地顶替了我父亲所授的课程,深得学生的欢迎,可称得上是一鸣惊人!这说明年轻的宗颐老师完全不愧为学养深厚,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好老师。而我父亲当年敢于不问学历资历地大力推荐,也凸显了那时韩师领导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的用人观。无独有偶,后来我父亲被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以名士身份聘到中大接替岭南词学名家陈洵讲授诗学词学,从一个地区师范学校的教师一跃而为国立大学的教授,不也正是不拘一格、唯贤是用人才观的体现吗!我父亲不可能是饶公的师辈,但对这位才学非凡的年轻英才,倒是时刻深怀爱才之心,一有机会就想要推荐他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术机构,好让他充分发挥才华。为此,在我父亲接到聘书即将前往已经因抗日战争内迁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时,又想起要推荐宗颐先生也来中山大学任教,并且已跟宗颐先生坦言他的想法。无奈烽火连天,时局动荡,父亲先行单身赴任,饶公入滇的计划终究没能实现,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父亲入滇后不久,宗颐先生进入了另一个地方——香港,开始与香港结下了不解之缘。

  提起饶公和香港结缘的事,实在有点偶然,这里不妨就我所知再补说几句:原来在我父亲应聘前往云南中山大学履新之际,广州已经沦陷,必须绕道才能入滇,我母亲当时怀抱不到两岁的妹妹,不便跟随前往。后来得知宗颐先生有意应我父亲之邀入滇,便和他相约一道从家乡绕道惠州到香港,再从香港经安南(今越南)取道滇越铁路进入云南昆明。没料到路上宗颐先生有点不适,到香港后留下来被香港文化界所聘用,便中止了入滇之行,我母亲只好独自带着我两岁的妹妹辗转到达云南。而宗颐先生则因此而开始和香港结了缘。虽然后来他曾回内地先后任教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广东文理学院及汕头南华学院等院校,但到了1948年,也就回香港定居了,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他一直以香港同胞的身份,驰骋文坛教坛,从事他不断攀升的学术事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业绩,铸就起一生的辉煌。宗颐先生第一次踏入讲堂和第一次进入香港,都与我父亲有点关系,在茫茫人海中,这“缘分”二字往往对人生的取向发挥着神秘的作用,此刻追忆往事,重温早年父亲与宗颐先生的深厚情谊,缅怀命途坎坷、含恨九泉的先人,宁不令人唏嘘无已!

  父亲执教中山大学,凡三十载,战乱中多次随校播迁,最终病逝中大康乐园,可谓从一而终。生前与饶公虽无缘同居一城,共处一校,然音讯常通,酬唱不辍,堪称莫逆之交。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饶公任教广西“无锡国专”期间,两度进入大瑶山,赋诗结集为《瑶山诗草》,家父闻讯喜亟,即赋古诗一首作为题辞,后为饶公录入《选堂诗词集》中。

  1949年中秋前后,先父惦记着香江的文坛故旧,曾赴港短暂探访,与时在港大执教的饶公及多位诗坛友朋相聚,尽享酬唱之乐,数日后家父北返羊城,广州随即解放,遽料此后港穗两地咫尺天涯,家父与饶公,虽仍时刻萦怀,唯囿于时势,音讯渐疏,到了1958年家父罹难,被错划为“右派”,丧失自由,知己如饶公者,亦不得不断绝来往,此后便失去联系。“文革”期间,先父因癌魔缠身,药石罔效,含恨辞世,从此与饶公再会无期!而先父与饶公的深交情谊,也就落到我这下一代人的身上了。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终于有机会直接接触饶公,建立起从先父那里传承下来的深厚情谊,这确是我这辈子的一大幸事。饶公十分牵挂父亲辞世后家母及弟妹们的生活,对家父遗稿的搜集和去向尤耿耿在怀。其时我在武汉大学任教,恰好1979年冬,饶公应邀访问湖北博物馆鉴赏出土文物,一到武汉就和我取得联系,专程到武大来看我,见面之下,亲如家人,令我十分感动。先父和饶公结下的深情厚谊,终于由我承传下来了。那天我陪饶公游览东湖,一同追忆先人往事,他听我诉说先父三十年来风风雨雨的坎坷人生、在深为叹惜之馀,始终把话题落到如何搜集、整理先父诗词遗稿遗墨,设法梓印刊行这一“慎终追远”的大事上。他一再叮嘱我要想尽办法做好这件事,表示他将竭力玉成。他说:“我一到武汉就急着要找到你,是想和你商量这件事”,并强调说:“祝南先生的遗稿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是宝贵的财富,一定要想尽办法刊行问世。”又说:“诗词稿本以影印祝南先生原手书刊行为宜。”“有困难我一定竭力帮助。”说来也真有缘分,就在饶公访问武汉的第二年春天,我受教育部推荐应聘出任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席两年,而这年初夏,饶公也应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之邀,到日本访问讲学四个月,关于先父诗词遗作连同手稿遗墨影印刊行一事,我们终于能够在日本进一步策划落实了,真是天助我也!我按照饶公的主意,出国时先把先父手写的诗词遗稿带到东京,再由我送到京都给他,由他负责张罗梓印。饶公把它带回香港后,果然不出两年,就由他出面商得热心刊行岭南文献的何耀光先生鼎力支持,作为何氏《至乐楼丛书》第25种,以典雅的线装影印形式,将《鹪鹩巢诗》和《无庵词》合刊印行。先父遗作蒙饶公奔波鼎力,终得面世,深深寄托着饶公对先父的怀念之情,令我辈感铭无已;此举亦尽显饶公尊贤崇文的高风亮节,令学界赞赏不绝,诚如香港作家联谊会创会会长曾敏之先生在纪念先父的《感旧见遗篇》中所言:“很感激饶宗颐教授为我送来《鹪鹩巢诗》及《无庵词》合集。这是中山大学詹安泰教授的遗作,几经波折终能付梓问世,这真是文苑中值得一记的美事。……饶教授学贯古今,也是诗词能手,崇尚道义,引詹老为乡贤,遂毅然承担擘划出版詹老著作之责,曾几何时,詹老之诗词就能以装帧精美、影印其手迹问世了。”(见《詹安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以上仅就记忆所及,拉拉杂杂谈了我父亲跟饶公的情谊。如今以饶宗颐命名的星星正在太空不停运行,我们祝福地球上的饶宗颐大师既寿且康。他不仅是感动香港的国学大师,也是感动全世界的汉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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