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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悲催的著作权案

日期: 2014-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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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于《文汇报》2014.06.25

文/王兆贵

  古往今来,在我国流传着许多祖传秘方或独门秘籍的故事,有的因传承纠纷还卷起过诡谲的江湖风云,并演绎为情节跌宕的武侠传奇。不过,这里说的秘方则是另一回事。话说宋国有一户以漂洗丝絮为业的人家,善于调制防皴裂的护肤药。有人听说了,就以百金的高价请求收买这个秘方。这户人家聚集起来商量说,我们家世代以漂洗丝絮为生,所得不过数金;如今凭技术一下子就可换得百金,还是把药方卖了吧。那人得了药方,就用它去说服吴王。适逢越国发难,吴王就让他去领兵。冬天里跟越军在水上交战,防皴裂药物派上了用场,大败越军,吴王便赏他一块封地。

  这是庄子向惠施讲述的一个故事。意在说明,同一件东西,用在不同地方,效用大不相同。如果我们跳出这个故事给定的寓意,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这或许是我国最早的知识产权案例了。尽管那时还没有知识产权这个词汇,但从祖传秘方的传承机制可以看出,我国古人的专利保护意识还是很强的。庄子原文中有“鬻技”一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出卖技艺。由此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就把民间技艺视作无形资产,既有使用价值,也有交换价值,那个肯出高价购买防皴裂技术的人,无疑是看出了这种技术的价值所在。

  知识产权这一概念生成较晚,追溯起来,最早也早不过意大利时代。1474年3月19日,威尼斯元老院通过了首部批准和保护专利的成文法,这是世界第一部接近现代意义的专利制度。不过,这还只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前身,作为智力创造成果的保护,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概念,是在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签订后,才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在我国古代,由于统治阶级对属于私权领域的知识产权毫无兴趣,再加上“轻利重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向没有进入国家立法的视线,也不可能制订完整的法规。因此,那时的国家和政府,是不可能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但是在民间,自发地保护专利权的意识和行为还是存在的。祖传秘方之所以能世代相传而不外泄,其中必有一套严密的保护措施。

  除了民间技艺的专利权外,属于知识产权范畴的著作权问题,同样存在于古代的文字领域,否则就不会有“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之说。像张怀庆这样的“文抄公”,既非空前亦非绝后,历朝历代都有。1933年5月,胡适悉心考证了《真诰》后发现,该书有多处是从《四十二章经》中抄来的。胡适以为自己侦破了一桩千年剽窃案,陈寅恪通过傅斯年告诉他,朱熹早在七百年前就发现了。经查,朱熹确有此说。《朱子语录》卷百二六云:“道书中有真诰,末后有道授篇,却是窃四十二章经之意为之。”《真诰》系南朝陶弘景编撰,《朱子语录》中提到的“道授篇”,准确的名称应是“甄命授”。在我看来,陶弘景之举还算不上抄袭,因为他是《真诰》的编撰者,而非原始著作人。

  据《唐摭言》等古籍记载,唐代吴兴人杨衡,工于诗,好古调,有人偷了他的诗文去应试,居然考中了。上朝时,杨衡找到那个人,生气地问他,“一一鹤声飞上天”还在吗?那人赶忙讨好说,我知道仁兄最爱的就是这句诗,所以没敢偷。杨衡这才笑说,若如是想,尚可饶恕。这段轶事,后世多有转述,并引为笑谈。可当你听过因为一句诗的权属问题酿成命案的奇闻后,恐怕就笑不出声来了。

  唐朝诗人刘希夷,长相帅气,文采斐然,25岁那年便高中进士。刘希夷善长军旅诗和闺阁诗,“词情哀怨,多依古调,体势与时不合,遂不为所重”,传世的篇章也不是很多,唯《代悲白头翁》最为有名。感觉上,曹雪芹为林黛玉写下的《葬花吟》与之很相似,当是受到此诗启发而成。这首拟古乐府诗,运用迭句循环的对比手法,将韶华易逝、富贵无常的人生哲理阐发得非常透彻。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尤为其舅宋之问所喜爱。当宋之问得知这首诗尚未公开,就恳求他转让给自己。刘希夷碍于情面当时答应了,过后又反悔,并将这宗私下交易告知别人。这让宋之问恼羞成怒,一气之下,竟支使家奴乘其酒醉,拖到另一间房子里,用装土的袋子活活闷死。仅仅是因为一联诗句的所有权问题,就让这位年轻才俊无辜罹祸,令天下无数心地善良的人唏嘘不已。

  这件杀人夺诗的传闻,唐代刘肃《大唐新语》以及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等书言之凿凿,辛文房在文后还以「贾生悼长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来」作模拟,为刘希夷之死发出了悲愤的惋叹。但后世文坛多有不信,考据存疑者也不乏其人。但若以宋之问诗名远在刘希夷之上为由,说他不至于因为一联诗句而致人非命,似乎也说不通。宋之问的人品是比较龌龊的,他曾向武则天自荐面首,给张易之提过尿壶,更有甚者,他还曾出卖友人张仲之。人性的阴暗面,有时是很难用常情来忖度的。隋炀帝嫉贤妒能、扼杀才情的事例,也许能从另一侧面左证这个问题。

  据《隋唐嘉话》记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应该说,隋炀帝杨广还是懂些翰墨之道的,一生也写了不少诗,多为五言。唐太宗曾对侍臣说:“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隋炀帝杀害薛道衡与王胄,纵然不全是因为诗才竟胜所致,但也与他惟我独尊、蛮横霸道的心性有很大关系。他贵为人主仍有不甘,还想称雄天下文坛,以至行刑前还不忘嘲弄对手,怀恨在心、妒火犹炽、刻薄冷酷的嘴脸尽显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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