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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的中国大饥荒日记——顾准《商城日记》背后的故事

日期: 2015-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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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月刊》2015年7月

文/王晓林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凌晨,四十四岁的顾准与中国科学院另外五名右派被遣送河南省信阳地区商场县劳动改造。起先他们随下放干部在西大畈国营农场劳动,后来商场县委执意要将六人调到铁佛寺水库工地,和省城郑州和商城本地右派集中监管劳改。

  “六月十二日,到劳动队时,肯定了这是一个集中营。”(《顾准日记》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二日),这句话不是顾准随手写下的,这是他初见劳改队现场时心理震撼的写照。

  水库工地如一只巨大的盆子,以高地为边沿突然就凹了下去。“盆子”里是蚂蚁一样的民工,车拉肩挑,沿着一条条为减轻坡道陡峭而不断折返蜿蜒的狭窄车道向外搬运土石方,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黄肌瘦。

  这是个典型的大跃进工程,没有勘探,没有设计,没有图纸,没有规划,没有工程师,更没有总工程师。一九五八年县委王书记巨手一挥就决定了要在两山之间修筑大坝,拦河蓄水,修建铁佛寺水库。书记三月激情燃烧,六月就开了工,一纸政府令火速从各个区、镇、村抽调了几千民工开始修筑大坝,期间各种“大跃进”手法无所不用其极。商场县志办公室收藏的一本油印本《商城水利志》中载有铁佛寺水库专篇,其防洪、泄洪、疏浚、承压等筑库常识均不在考量范围之内,施工的唯一标准就是“多、快、好、省”,为一年后必然的大坝垮塌,“人或为鱼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溃坝前已回到北京的顾准,其实是个幸存者,只是此刻的他什么也不知道罢了。在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日凌晨三点的水库决堤中,商场百姓一千一百四十人罹难,其中包括在水库劳改的右派十九人。这是根据实际埋葬死人数量的官方统计数字。若加上失踪者、外乡民工、过路人、“流窜犯”等,死亡人数已超过二千人,伤者近六百人。顾准在《商场日记》中提到过五十多次、被他认为是“有自己的政治信念”、“应该成为全体农民政治上的代言人”(《顾准日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青年右派徐云周就是罹难者之一,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到顾准到来的六月,水库工地仅剩下一千人左右。相当于服徭役、一分钱工资也没有的几千民工从工地上大批逃跑,开始创建时数千人的队伍现在只剩下五百人左右。县委将全部右派,包括商城本地的,省会郑州的,加上顾准六人,也是五百人左右,统统当做了徭役人员。

        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酷吏苛政

  肯定了自己身处的是一处集中营,顾准反倒心里踏实下来。当天他就成了蚂蚁窝中的一只“工蚁”,但时间不长。“到劳动队之初,我参加了几天修筑大坝的运料工作,以后一直在自给菜园”(《顾准自述》,页二五八)。但这并非是谁要照顾他,而是劳动队怕出人命。谁也不愿、不敢和这位四十四岁的老右派搭班拖拉一辆架子车,陡坡车重,半道上泄了劲那是要出大事的。让他自己推独轮车更不可能,连小右派们都搞不成这活,他一个半老头要了他的老命也枉然。挑担吧,没几天他右腿就瘸了,再让他挑,疼死他事小,挡了大家的事大。只好把他调到菜园组去。菜园组就在“盆沿”下边,以种菜自给自足,有多余也卖一些给工地民工。

  从此顾准就成了“菜园顾”。比起监狱的叫号,他多少感觉好受一些。

  一九五八年六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信阳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平均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三千五百三十点七五斤、西平县城关公社小麦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这样有零有整、貌似真实的消息,在全国首次放了“卫星”。灾难就此开了头。信阳也是“全民大办钢铁”的先驱和先烈,一九五八年占全地区劳动力总数百分之三十的一百二十万人被迫参与所谓“大办钢铁”,商城县更是放出日产钢铁二万九千零七十四点六吨,震惊全国的“超级卫星”,中央冶金部为此在商城召开现场会并拍成纪录片,《人民日报》配发了消息和社论向全国宣扬。还有五十多万劳动力大办所谓“滚珠轴承”,一百二十万人大办水利。

  一九五九年信阳大旱,春播时滴雨未下,地委却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在向中央预报粮食产量时预估了六四点二七亿斤,省里根据这个数字将征购任务定为十六亿斤,比丰收的上年多出近七亿斤。最后确定数额时,地委又向各县追加了百分之五——总征购近十七亿斤,而当年全信阳地区的实际毛粮食产量只有二十八点三亿斤,征购比例高达六成。换句话说,官僚们在做计划时就准备连农民的口粮、种子都搜刮一空。如此酷吏苛政,古今中外前所未有。

  还有个更要命的“大兴水利”。

  一九五八至六〇年,信阳地区共修建中型水库六十八座,其中商城投资十八万元修建了包括铁佛寺水库在内的五座,商城县还另外建小型水库九百六十九座。这些水库大部分都在次年和稍后年份的涝害中被冲毁了,一是商城本来就是个洪涝灾害比较严重的地区,中共建政的头三十六年,十五年都是涝年,一九六〇年的洪涝灾害并不是最严重的;二是这些水库大部分是大跃进的产物,豆腐渣工程,在小规模洪水面前也不堪一击。

  山清水秀的商城原来在信阳、在河南也算得上是个富裕县份,至少百姓还有“咸菜干饭树兜子大,天上神仙不如我”的满足感(虽然这被顾准称作“糊口经济”)。而紧邻的固始县甚至多年流传一句据说是乞丐间的传言,曰“酒醉青峰岭,饭饱田家冲”,也就是说连讨饭的也能在那里混个酒足饭饱,可见大自然的恩惠和民风的淳朴。可这些哪里扛得住“人”的糟蹋?

  一九五八年夏铁佛寺水库开始兴建,信阳地区各水利工地上的二百万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肚皮吃饱了,领导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兴头上自不必说,百姓也在兴头上,以为共产主义也就是明后年的事儿了。但是到了一九五九年夏,农民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饥饿-大饥荒-大恐怖近在眼前。去年的“青壮炼铁去”尚还有“收禾童与姑”,今年则连“壳撒地,薯叶枯”的景象也没有了,却还在强征“青壮”修水库,分文不给,还要求自带干粮。一年前许诺下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无望了,“水利带来大丰收”是无望了,“全国都来支援”是无望了,“万不得已政府也会辅助”是无望了……,一切都是瞎话。

  一切“无望”都不打紧,最令他们颤栗的并非春旱(那是比较常态的事情),而是因为压根就没有正经的“春种”哪来的“秋收”?凭藉千年万年的本能,农民们终于意识到大饥荒就在眼前——和十七年前的一九四二年一样甚至更加可怕的饥荒,就像猛兽已经蹲守在每个人的家门口。轻信而迟钝的农民开始恐慌。他们竭力藏匿起一点口粮,希望能熬到第二年春末,最少能收获些瓜果果腹以求不死,却遭到“反瞒产私分”的血腥镇压。仅仅商城县,因被搜出私藏口粮而遭斗争的一千一百二十五人,捆绑吊打的六百六十三人,酷刑致死的七十六人,残废四十一人,这个数据还是当时尚在台上的县委公布的、可信度很低的官方数据。

        饥饿的猛兽扑来

  饥饿这只猛兽来到铁佛寺水库右派劳改营要稍微晚一些,毕竟右派们的粮食还是县里统一发的,到了顾准一行到达水库,右派们还没有一个死于饥饿。让我们顺着《顾准日记》的脉络把事情叙述下去。

  “六月十二日,到劳动队时,肯定了这是一个集中营。”(《顾准日记》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六日)顾准日记中最震撼的部分——“商城日记”其开端应该是这里,而不是起始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

  “这六个月,真正经历了一场严格的锻炼”(《顾准自述》,页二五八)顾准“历史交代”中轻描淡写的这一句话,需要到他实时写下的“日记”中去找出全部的注释。多年后,人们把他一九五九年三月到一九六〇年一月的十个月日记编纂成《商城日记》,除了多处因“不便于公之于众”的缘故而删去的之处,基本上可以当做原生态日记阅读。这是一部迄今为止唯一面世并正式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亲历者写于一九五九年中国大饥荒的日记。

  起初,右派们至少吃得饱,粮食不够但自种的蔬果很多,可以花一点钱买了吃。右派们除了北京的六位还保留了原单位的一点生活费(例如顾准从原来的二百六十元工资降为五十元生活费)都是没有任何收入的,靠在劳动队中干活和对队长沈万山的“态度”每月评级,领取从六至十二元的生活费,可以用来买果蔬吃。

  沈万山是劳动队唯一的共产党员,也是唯一的统治者。据说是在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时为我军送了情报,这是他参加革命的开始。他最喜欢对右派们说的一句话是“你们简直不像样子”,最愤恨的是右派们“骄傲”,就是瞧不起他。尤其顾准,沈队长特别在乎此人的“态度”,降服了他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在拒绝了沈队长要他做北京右派联络员(组长)的青睐、惹得他恼羞成怒后,顾准给自己也找了个“大岔子”——原来可以在国庆十周年“大赦”时由商城县委给“摘帽”的机会就白白送给了别人。可此人根本不在乎摘不摘帽,将其称为“政治勒索”(《顾准日记》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六日),再说商城县委的摘帽也根本就是个乌龙,完全做不得准。

  为了“帮助”顾准,批斗会是常常要开的,但绝不能占用劳动时间。到了盛夏,每天的劳动时间延长到了十五六个小时,有时从凌晨二三时起,晚上还要夜战。为了能早点睡觉和不占用睡觉时间写检讨,顾准常常轻易就认了错,无非是骄傲自满、人道主义什么的,他也决不辩解,并很快理解了古人所言“人有唾面,洁之。是违其怒,正使自乾尔”之意。

  劳动上他也进步不小,可以穿着胶鞋下到粪窑底部去清底,用手把大粪抓到粪框里;也能挑起一百多斤的粪筐走上二三里路。夏秋间菜园要巡视,防着水库民工偷菜。轮到他时,晚上十二时起巡夜,第二天白天可以照常整天劳动。可左股骨开始下挫,他写信向妻子要钱好看病,但妻子不相信他信中的叙述,怕他不好好改造,不肯寄钱来。

  生活上,他早就忘掉了“翩翩君子”是个什么意思,夜里冷上茅房是个苦差事,他也用瓦罐做尿壶,大通铺房里人人尿的山响,谁也不在乎。“起身大便,束装上班”(《顾准日记》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充满“豪情”,大便在他的眼里早就成了宝贝。到了后来,在因为饥荒,人根本拉不出来大便的日子里,他会老练地蹲守在茅房门口,等着拉屎的人们留下点宝贝好抢在自己的粪桶里交到菜园组。他蹲守劳改队的茅房,也蹲守民工的。可是“眼下民工拉的屎都没什么肥料了,有时全是蛔虫”(《顾准日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

  可就算这样,县长书记们还要搞什么商城的“中山公园”,什么“万头养猪场”,沈队长赏脸要顾准参与设计,又被他以“不熟悉”为由坚辞。这个老右派太给脸不要脸了,沈万山愤怒万分,可他哪里能懂得顾准此时在想什么——“将来还是让猪吃人呢?还是计划落空,浪费一大笔钱呢?”(《顾准日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秋天很快过去,野兽般的大饥荒从乡村迅猛扑向劳改队。果蔬没有了,粮食是绝对不够的,主食变成了红薯和胡萝卜。人们开始浮肿,十人九肿,顾准也肿。农村已经开始人吃人,“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宣判。二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顾准日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杀活人吃要公判,吃死人的就不追究了。我们的调查对象亲见过吃了饿死的孙子尸体的祖母。胖一点的人不敢上街了,怕被吃掉。实际上哪里有“胖子”,都是肿的。

  劳改队成了天堂,右派们虽然也开始饿死,可好歹到目前只有一个,他们的家属今天饿死两个,明天饿死三个已成常态,有全家都饿死了只剩下一个孩子被乡亲给送到劳改队的,还有全家除了右派自己一个都不剩下的……。“劳改队是天堂与避难所”(《顾准日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顾准这么说。

  他和一位郑州的右派C(老人如今还健在)结成了一个“吃”的联盟,他出钱(因为有北京的汇款,顾准在劳改队算个财主),C出面,出力,去搞吃的。年轻的C凭着从未离弃他的好哥哥好嫂子和北京显赫的亲戚,永远有本事搞到吃的。是时商城的货架上连咸菜都没有了,早就卖光了,许多人当街就能把一斤咸菜吃下去。唯一剩下最昂贵的虎骨酒和鱼肝油,C就买了下来给顾准,但很快连虎骨酒、鱼肝油也没有了。有一次,C千方百计搞了一袋代乳粉,顾准接过去,抓起一把就直接填进嘴里。有时C什么也弄不来,饿得七荤八素的顾准就去地里偷两条生胡萝卜吃。

  人在饥饿面前是没有尊严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活还要干,粪还要抢,检讨还要写,批判会还要开。沈万山照样骂人,还打,打“流竄犯”,打偷菜的民工,打不听话的右派,他因为能吃饱而格外有力的双拳是可以把人往死里打的。我采访的所有当年的右派老人对他的称呼都是“牢头”。《顾准日记》中对他的描述不是过分而是不足。

  许多人肿了之后开始发烧,顾准也发烧,医生起初还给量量体温,后来干脆免了,谁都知道病因是什么——在身体逐渐冰冷之前会有一段持续的发烧,在浮肿之后。最后连沈万山也害怕了,动用了和县长的私人关系买回了一副牛骨架,熬了豆腐每人一碗。这一碗豆腐可能挽救了很多右派,比他唾沫星子乱飞呵斥、教训他们意义大得多。也有右派熬不到这碗豆腐汤恩赐到手,就匆匆冰凉了身体走掉的,那也只能怪他们没有耐性。

  商城的大饥荒从一九五九年初冬开始,直到一九六〇年仲春第一批瓜果长出才有好转。据一份官方文件——中共商城县委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日《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张念仲罪恶事实的综合报告》统计,其间共死亡人口九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占全县总人口百分之二十一点七。死绝的村庄四百五十三个。撇下孤老二千四百四十七人,孤儿三千六百六十七人。张念仲一九六〇年三至九月出任商城县委第一书记,而商城开始饿死人始于上年十一月初,他的前任似乎应该负有更大的罪责。

  万幸的是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六名右派回到。北京中科院方面也怕出人命。

        在仇恨肆虐中悲天悯人

  比起《夹边沟纪事》,比起《定西孤儿院纪事》,商城故事可能也就是一般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顾准亲历了它,观察和记录了它。还有特别了不起的,在国人还毫无“名单”的概念或者认为“名单”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年代,他留下了一份“顾准名单”。

  “顾准名单”——一九五九年商城右派劳动队部分队员名单,就在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除第一名——队长沈万山之外,名单中的人全部是右派分子。其中科学院右派六人,其余为郑州和商城本地右派,他们大部分原是中小学教员、小职员、小干部。根据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一九五九年四月编纂的《右派分子汇集》所列,全县公职人员二千六百五十九人,划为右派者四百五十六人,所占比例为约百分之十七。而六名“畏罪自杀”者连在册的资格都没有。

  这份名单是“商城日记”最震撼人心之处,也是彼时十分罕见的人文关怀个例。

  顾准在暴戾环境中对人性的追问,在仇恨肆虐中的悲天悯人和在丑恶生态中对美善的追求都是超越时代的。仅举一例:

  人们都知道顾准写于一九六四年的《粮食问题初探》,对我国的粮食价格政策提出了至今也不过时的思路。可谁能想到他首次提到“粮价”问题,是在腹中已经没有一粒粮食的一九五九年年底的商城,劳改队已经饿死了三人,人民面对着致命的饥饿,恐怖到极处的饥饿,别说“粮价”,连“粮食”两个字都无从谈起。

  十二月二十二日,这一天的日记他写了将近四千字。很难想象在腹中没有一粒真正的粮食,饿到需要“偷东西吃”境况中的顾准,是怎样挣扎着写下这些文字的。

  晚饭是红薯和胡萝卜,腹中没有一粒正经粮食的顾准开始考虑粮价问题:

  真正的改弦易撤,必待农村财富积累,可以从生产资料这个盆边溢到消费资料;必待糊口经济的强力改组已消耗完了它的生产力,放宽,有利于生产发展之时才行……在中国,这意味着粮价提高,农村粮食供应尺度放宽,公共食堂方向取消而代之以严格的工资制,公社有力量为农民营缮新宿舍等等的时候才行。新制度是工资制度,新制度不仅不是吃饭不要钱,而是吃饭很贵,少一张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的制度。(《顾准日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就是在此处,他首次提到了粮价问题。四天后他又写道:

  饿死人究竟是可怕的,然则一九五七年前的局面不会再有了,知道实行下列的根本改革为止:提高粮价,农村全面实行工资制度,粮食自由供应,公共食堂自由化。(《顾准日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顾准各个年代的文字多次提到“回到一九五七”,也多次哀叹“回不去了”。正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终结了自一九〇七年秋瑾为武装创立共和牺牲,各省开始筹备选举成立咨议局始的、中国五十年宪政民主追求的进步历史。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国家粮价”是顾准一生都在摸索、探索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在亲身经历了“粮食问题”的残酷性和恐怖性后,他认为自己有资格,有能力去论证它,为国为民献上正确的国家粮食政策。这才有了后来的《粮价问题初探》。

  《商城日记》中类似的思考还有很多。例如他对人为制造“匮乏”与“饥荒”动因的观察与记录,对这二者作用于专制制度的助力、推力以及分量的思辨,在中国思想界都是空前的,至今也是绝后的。它不仅与和他同时代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匮乏经济学”不谋而合,更早于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整整二十年分析了饥荒现象,而后者正是因为首创性提出了“饥荒理论”以及“福利经济学”而获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可惜就可惜在中国顾准的“糊口经济”和“白薯共产主义”理论在他的那个年代根本不可能有条件被整理成书,它们过于凌乱,无法形成体系。痛哉!痛哉!

  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

  还在商城,顾准就痛苦言“历史要重写的。谎话连篇,哀鸿遍野,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顾准日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他立即着手书写《铁佛寺水库记录》。可人们最怕的洽恰就是他要“记录”些什么。临行前沈万山场长的“千叮咛万嘱咐”还不清楚吗?

  沈场长老实不客气地指示了。其内容是接上头接不上头,我对你们的教育如何如何等等。所说的话只有一点是有内容的,就是要从大处看党的成绩。这意思就是说,说谎、饥饿、死亡都是小事,你们回去说话要小心。这个王八蛋居然自称我对你们指示……!(《顾准日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没有人要他“记录”,更没有人要他“汇报”。就算不提那些明示、暗示、指示、威胁他的人,连妻子和孩子们也全都不相信他们的丈夫和父亲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一切。他还没来得及说出看到、听到的十分之一,就被他们冰冷仇视的目光嚇住了。一家人,除了母亲,都以为他是因为右派下放劳改而精神分裂了。

  可他就是要写,要记录!

  他推测,饥荒最严重的还不是商城,甚至还不是信阳,这种状况应该是全国范围的。

  “五九年的旱灾,看来是以湖北为中心,二头扩展的。河南确实还算较好的。”(《顾准日记》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八日)“还有四个半月,谁知道会出什么事?……中央知道这些下情吗?那么一九六〇年上半年还会有些什么措施呢?”(《顾准日记》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五日)

  顾准,一个右派,一个贱民,一个“人民公敌”,忧的却不是近在眼前的“摘帽”、“回家”、“官复原职”而是常人完全无法理解的他的国,他的民,优旱忧涝,忧患忧失,忧国忧民……,无尽的忧虑。

  从商城地狱回到北京人间的顾准,眼下最急于要做的,除了记录下他所观察到的恶性社会病株,还有就是坚决要“脱出二十年的拘束,走上自由批判的道路”(《顾准日记》一九六〇年二月三日)。既然一切改变都始自批判,就让我来做这个始作俑者吧。

  “我将潜伏爪牙忍受十年,等候孩子们长大”(《顾准日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很惊叹他居然敢在日记中写下如此“变天账”式的语言。

  顾准的“铁佛寺水库记录”如今不知在何处。

  一个大饥荒的亲历者,思路宽广、清晰,文笔平实、流畅,假使保存下来将会是一份何等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不要太遗憾吧,好在如今,毕竟中国有了《墓碑》,有了《定西孤儿院纪事》,顾准地下有之应得安慰。

  附记:本文所有有关顾准的引文均出自中国青年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顾准文存》。

  (作者是孙治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志愿者、民间顾准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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