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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限接近真理 ——请开始读顾准

日期: 2015-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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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月刊》2015年7月

文/王晓林

  顾准在他生命之树最成熟时期所追寻、探索、领悟和向往的,早已不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产主义”,而是被他定义为“渊源于基督教”的人类大同。他认为“用野蛮的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这是“多么不能满足啊”。他对社会的终极愿望是“以文明的方式实现文明”、成熟和民主的社会主义。 

  作为孙治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多年志愿者,我二〇〇七年下笔写作处女作《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薛明剑孙治方兄弟评传》 。在遍寻孙治方经济思想精髓——“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必须遵循价值规律”来源时,才第一次听到“顾准”的名字。

  时至二十一世纪才知道顾准已是落伍不堪,读过之后忽然发现文章竟是无法写下去了则更是难堪——写孙治方绕不开顾准,中国老经济学人皆知,可对于我这个工科出身的人却是崭新题目。顾准在我面前竖起了一座大山,不是高山仰止的山,是一座想绕却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山。

  阅读顾准是在飞机上,那飞机餐吃得不好,震惊之下几回掩卷呆坐,大脑一片空白,和青春少年时节读《九三年》 、《双城记》情景相似。每逢至此必会下意识翻到文章末页,一次次看清一九七二、一九七三的字样,才能接着读下去。那是何样的年份?我们那是在想什么、做什么?我们的父一辈、祖一辈在想什么、做什么?用顾准作标准,可以很不敬地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想,什么都没有做,或者是想了也没有做——像顾准那样在血汗里、饥饿中和棍棒下把所思所想记录下来,给中国留下一点非物质遗产,给中国人留下一点人的尊严,给中国读书人留下一点可怜的体面。而且,还有最坏的,就是我们做了,做了无数侮辱同类也侮辱自己之举,却什么都没有去想。

  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故事的文字令我流泪,读顾准是第一次。

  学者朱学勤提出过一个很尖锐的疑问:“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即使顾准确是天才,他们和我们以及我们的父辈一样,成长过程大部分也是在“母体”内完成的。到他四十岁左右从“母体”中被排出,按照中国式逻辑,也是“被人误解”、“遭人陷害”,就像很多父辈身上发生过的故事一样,殇情滥情的多,分析推理的少,经逻辑思考的几乎没有。

  顾准的职业生涯开始得非常早,多彩而辉煌到了夺目的地步。他的成功来得太早,这样的人生在激情和理智两方面往往很难平衡。抛开为人熟知、青少年时期神童般出类拔萃的经历——中国会计学大师不谈,也不谈他一九四九年前自认为是职业革命家却被他后来的同志们所不屑的“业余革命军”历史,和《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作者马太一样,他政治生涯的高峰仅仅止于稅吏——他的党的稅吏,之后就从大上海总稅吏迅速幻化为劳改营的一员并险些成为饿殍。

  和孙治方一样,顾准也是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下的知识分子。只因为他俩有一个异于同时代大多数读书人的特点——都精通于一种非母语语言,一个是英语,一个是俄语,而且两人都通晓日语,这就比别人少了一道桎梏的藩篱,而多了一条探索的绳索。但是孙、顾两人都是母体内的官员,和所有的中国读书人一样,要实现自身价值,舍做官别无他途。在这一母体内,做官就是服从,独立思考绝无可能,特立独行不啻自毁,洁身自好又一事无成,同流合污理想又成泡影。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对于顾准、孙治方这样的读书人最是无法逃脱的宿命。纵有顾准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以鱼死网破的勇气向这可憎的宿命一头撞了过去,但从他们留下的文字里你仍处处可见他们的无奈和妥协。

        以历史解读现实

  一九五二年,做大上海“总稅吏”还不到三年的顾准,因为反对“全国采用民主评议方式征税”——这种在今天看来过于不可思议的“人治”方针,坚持所有企业都应依法、依率征税而被撤销职务。这个大知识分子在落入“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的屈辱境地后开始学习数学和几何学。他把这两门最容易让人掌握逻辑推理方法的学问作为研究经济的基础课一头扎了进去。不愧天才的称谓,未几他就从数理中触摸到了强烈的逻辑感,这令他狂喜并沉醉其中。不过很快他就跨出了对数字和图形的迷恋——“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一步就从图规、三角尺和计算尺的神秘丛林跨入了历史的广袤平原,从读史、研史开始,一步步向解史——以历史解读现实进发。

  看顾准读史、研史、解史的过程,就像看一个人怎样把自己脑子里的浆糊一勺一勺生生挖出,倒掉,腾出一块清清朗朗的地盘来接纳真和善的过程,怎一个“美”字了得!读顾准,首先从美的角度上你就被征服了——美的思想、美的文字、美的灵魂、美的人,美不胜收,而他对人性的追问又是其中最美的部分。

  综观顾准的全部著述,你既看不到要唤醒民众的鼓动家,也看不到要普渡众生的传道士,而只看到一位苦难造就的学者、史家和思辨家,一个点一把火把自身传统的奴性烧了个精光的民族另类,一个在罪恶面前十分警醒和桀骜并苦苦追问着人性的悲悯者。

  自幼即接触西方基督教文化,未及弱冠就自然而然地生活在基督教“爱人”的氛围中,刚刚成年又任教于三所教会大学,无论从哪种角度讲,顾准都是一位很纯粹的人道主义者。他并非出身基督教家庭,从现有资料看,也未“成为”过基督徒。他的文章每每提到基督徒还会调侃地将他们唤作“愚夫愚妇”。他也曾直白地宣称自己“不喜欢基督教”。但只要你认真读过顾准,一定会留下强烈的印象,就是他对基督教独特和深刻的理解。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轨迹都没有离开过对人性、人道、自然法则、自然权利——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追索和探寻。这正是基督教教义的根基。顾准在他生命之树最成熟时期所追寻、探索、领悟和向往的,早已不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产主义”,而是被他定义为“渊源于基督教”的人类大同。他认为“用野蛮的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这是“多么不能满足啊”。他对社会的终极愿望是“以文明的方式实现文明”、成熟和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反人道,反社会行为导致的饿殍遍野、人将相食的真相面前,他“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向地球宣战的战役”,而立志“要做一个历史观察家”,他断言“这和战役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然以坦率,开朗,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代替目前的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使命”;

  面对各种各样的阶级斗争,他毫不犹豫地论断“人性最少阶级性最多就是兽性”;

  直视人性被彻底泯灭的恐怖,他多次在心底、在日记中痛苦不堪地咆哮“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来审判啊”;

  在剧烈的饥饿逼得他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要偷东西吃的境况中,离开九死一生的劳改营,他不是额手称庆而是被“一种悲恻的情绪浸透了”;

  刚从劳改营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面对挂着虚渺的“人民”二字的巍巍“大会堂”发出了最椎心泣血的哀鸣——“我永远也不进这个人民大会堂”。这成了顾准最著名的反革命言论,也成就了他这个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弄成右派的右派。

        对生命和存在的感悟——信仰

  五十年代初遭受无端猜忌打击时,有人传说他走入教堂祈祷,还有人说他到寺庙去烧香拜佛求平安。所有有关顾准的传记文章都十分避讳却又不愿完全不涉及这一传说。我不敢采信“祈祷”一词,但决不采信“烧香拜佛求平安”一句,这与顾准一生的行为模式无疑相悖得过于荒谬了。但是他去这些地方感受宗教氛围却不能轻易排除,从他日后写出的关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及儒教、道教(假如你一定要把孔子学说和老子学说归入宗教的话)的精彩文字看,他不但可能去了人们传说的基督堂和寺庙,甚至还可能去过清真寺,道观或其他宗教场所(只要条件允许)。对“一神教”持极其鲜明肯定态度的顾准,决不可能在身处逆境时“临上轿扎耳朵眼”般慌张到要到处去买“平安保险”,他到这些宗教场所(若确有其事的话),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去做历史的探索、宗教的探索和知识的探索。这绝非当年的人们可以理解,也不是现在的人们能够轻易理解的。

  几十年前基督教在中国已近寂灭,他不惜冒险以戴罪之身四处收集各种版本的《圣经》仔细研读;

  在受尽屈辱与逼迫,本该“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的一九七四年,他却咳着、喘着、笑着,最后是吐着血翻译了乔治•卡特林论述基督教与政治关系的重要著作《基督教》;

  他推崇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鲍尔丁的主旨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人既要成为经济人又要成为道德人。没有市场调节作基础不行,没有道德调节和政府干预也不行。而有道德的人一定是有宗教意识的,这种意识的顶尖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对生命和存在的感悟——信仰”;

  他写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的日记,强烈质疑赫胥黎的《天演论》,讲好听点叫“激情万丈”,难听点叫“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定胜天”说,释为“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非仅人事,特为自然”,并斥为:“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柢悉在此。”说到此处他还嫌不过瘾,又接着大加嘲讽:“此义极精,可与否定之否定相比较。又可与《实践论》中思想改造——共产主义论相比较。”

  这篇如果按照当时的“政治敌情”标准衡量,本应属于“最本质上反动”的文字,混杂在被某位后人评论为“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充分肯定斗批改”的顾准文字中,当年如漏网之鱼,侥幸没有被查出和销毁,却成了今天洞察顾准世界观、价值观的最好入口。尽管顾准从未受洗成为基督徒,然读遍顾准,我还是无法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思维方式和精神根基最接近的还是基督教精神,是“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过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去掌握”的一种特别、比普罗大众对基督教教义的朴素理解更加深入一步的思维和解析。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思维和解析的能力反倒可能妨碍了人对基督的接近。但往往持有此种能力的人,在肉体生命接近结束的时段所有“妨碍”会突然消失,而从前的思维和解析却一点都没有浪费——他们甚至比普通的基督徒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和祂无尽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自然和人文科学家,在肉体的生命行将终结时会不约而同地在“神圣的必然”面前,在“第一推动力”面前,在“看到了似乎不应该被凡人看到的秘密时的畏惧”面前,在“人对其生存之神性根基的张力的经验”面前俯伏了下来。

        把苦难转换为思想

  顾准的后半生多半都是活在“非人化的氛围中”,社会、人群对他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就没有停止过。没有遮雨的屋檐——家早就散了;没有避风的港湾——爱人已经自戕;更没有桃花源——除非你把他最后的寄身处风雨飘摇的经济所和自身难保的孙治方计算在内。读他的《商城日记》,你能明白什么叫‘苦难造人’;读他的《坦白交代材料》,你能明白人究竟能承受多大的苦难;读他的《文集》,你能明白人能将苦难转换为思想的潜力有多大。

  然而他的后半生却绝不是“绝望”的。

  他有信心,相信自己正在无限地接近真理,其思想如即将成熟的庄稼,开镰收割指日可待;他有盼望,盼望一个“以文明的方式实现文明”的“神武景气”国度和一个充满了善意的社会的终将出现;他有足够的爱,足够到既能爱那些爱他的人,也能爱那些嫌恶他、鄙薄他和加害他的人;他也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虽然看上去生活对他是那样不公平,生命对他是那样脆弱;他原谅和宽恕一切人,虽然有那么多的人对不起他;他不惧怕死亡,当死亡猝不及防劈面而至时,他直视它,勇敢地迎接它的到来。

  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顾准对承受苦难已经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须知他不是苦行僧,不是受虐狂而是一位翩翩才子,一位真正的绅士。惟其如此,这个文弱书生才堪比二千年前身陷古罗马斗兽场、伟岸挺拔的色雷斯贵族斯巴达克斯——同样深重的苦难,同样高贵的尊严,同样悲壮的事业,同样瑰丽的传奇,只是斯巴达克斯面对的是饥饿到要立刻吃人的野兽,顾准面对的是蒙昧到不可理喻的要吃人的人。

  基督教并非仅仅是一个宗教或一套哲学,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一整套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大多不能迎合人的本性,它是反潮流、罕有的,也是很难实践的。顾准在“头破血流”、“唾面自乾”的苦难中,“忍耐”生成了;在“忍耐”中,一种生活方式生成了;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一种罕见的品格生成了,它使最易滋生仇恨的土壤开出最挺拔最绚丽的人性之花,使最非人化的熔炉煅造出人最应该具有的形状——基督自己的形状。

  很难说这不是一种信仰的胜利。

  有人判断晚年顾准其实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我不敢,也无意下这样的判断。

  “是一位基督徒”和“做一位基督徒”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事情。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眼下意义上“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可能性是完全没有的,理由不言而喻,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懂得。顾准最终是否“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并不重要,他“做了还是没有做”一名基督徒,比之前者要重要得多,前者仅仅关乎“宗教”,后者才真正关乎“信仰”。

  现代神学家汉斯•孔对“基督徒”下过一个定义——“任何人,只要他拒绝专制,只要他指责神学家或教会头目的傲慢自大,只要他批评教会专制,批评教会与国家当权者同流合污,他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假如从这个定义出发,顾准何止仅仅在晚年“成为了”基督徒,从读史、论史、纪史、解史开始并竭尽生命的全部力量去追求知识、追求美、追求真理的他,其后半生就已经在“做”基督徒了,否则那些关于“契约”、“宽恕”、“罪愆”、“戒律”、“审判”、“悲悯”、“反偶像”、“反专制”的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知识”大限何在?“逻辑”为何乏力

  年轻的央视主持人柴静在《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顾准逝世三十五年祭》)的文章里写道:“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顾准)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

  非常钦佩在这样的年代里,在央视这样的地方还会有这样的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我依然无法完全赞同柴静的提法。在人文、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内的“知识”必是要有一个“宽广”标准的,这意味着你要具有对文明进行比较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对某一种或几种文明的“知识”。你不仅要知道现代文明,而且还要知道古代文明,不仅要知道东方文明,还要知道西方文明,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的原点,使你能从具象的“知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分析、取舍,也就是“逻辑”,撇开具体形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否则凌乱的“知识”真的就会是“风暴中的石子”(柴静的形容太贴切了),试想,在“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风暴中,小小的石子如何能让人“扣住”而“不被吹走”甚至“不被沾染”?更遑论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知识”,许许多多“逻辑学家”和他们的“逻辑”自身就已成为了风暴的一部分,以“飞沙走石”的方式助纣为虐。

  从“知识”和“逻辑”上说,你还真不能将这些“石子”统统归为“假货”,不能说那个年代中国一点真正的知识和逻辑都没有。无论如何,虽没有阿姆斯壮那样的登月,总还有上了天的“东方红一号”;虽有一九五九至六一年滔天人祸造成的大饥荒,总算还没有弄出一九七四年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那样、以屠杀三分之一国民的手段搭建起一个“猿的社会”的事情。

  顾准在风暴中扣住的,决不是两颗“石子”而是两块“磐石”——宽广的“比较知识”和有原点的“逻辑思维”,而这两块磐石又都是“大山”的一部分,这座大山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换句话说,顾准的“知识”和“逻辑”之原点就是信仰的原点。

  柴静也提到学者朱学勤的判断——“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已经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大限何在?“逻辑”乏力?难道在这个领域顾准是唯一的天才?难道他占有了比别人多的资料或文献?难道他掌握外语的水准无人能够企及?难道那时的史学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拒绝研究希腊和罗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河和海上文明、希腊和希伯来文化?那还能称为史学家吗?难道那时的哲学和社会学家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拒绝研究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西方哲学和逻辑学?那么中国各大学还开办那么多的哲学系是做什么的?抑或是“如今通常西方哲学领域中对经验主义等的理解”都是错误或片面的,而唯有顾准当年“完全根据XXX宣传部给出的资料和文献”所得出的理解才是准确的?撇开被顾准刻薄了又刻薄、贬损了又贬损的郭若沫、范文澜、李亚农不谈,难道十年里就没有一位青年学子像顾准那样掌握了“知识”和推理了“逻辑”?难道只有顾准拥有一个“亲爱的六弟”陈敏之,保留下他这些日后直接教人惊心动魄的文字?须知这是个当时有着近十万万人口的国度啊!

  这些无法成立的原因,正在于这些“知识”和“逻辑”是没有原点和凌乱的。而顾准,这位幸运的、“被历史格外青睐的中国人”(易中天语),找到、咬定被彰显了这个原点。

  这,才是“顾准交响乐”的定音鼓。

  旅居海外的经济学家朱嘉明先生在看过我最初写就的“顾准”一文后,曾经给我打过一次很长的电话——

  “王晓林,你绕过梅里雪山吗?你想过人们为什么要绕,而不是翻越吗?”

  “应该是‘敬’和‘畏’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就是这个意思吧。”

  “你注意到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许多都是基督教吗?”

  “我注意到了。且何止是经济学家,文学艺术家、学问教育家不也是吗?”

  对于我,读顾准不仅是一次异常艰难的精神跋涉,也是一次改变生命形态的历程。读过顾准和未读顾准,你会感觉到不一样的。

  人,假如你还在读书,请今天就开始读顾准吧。

  (作者是孙治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志愿者、民间顾准探索者。本文为《顾准和他的时代》一书序,该书将由香港大山出版社出版。)

 

         顾准生平

   顾准(1915-1974),祖籍苏州,生于上海,中国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学者,思想家。

  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潘序伦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通过自学,逐步掌握了会计学。1934年完成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

  1934年与汪璧结婚,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曾经自发成立过一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回到华东。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

  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后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分为右派分子。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1965年在被划为“极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4月,妻子因不堪迫害自杀。他遭受迫害期间,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生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病逝于北京。1980年2月召开追悼会,并葬于八宝山的革命公墓。

 

        孙治方简介

  孙治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化名宋亮、孙宝山、叶非木、勉之等,无锡玉祁镇人,模范共产党员,著名经济学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孙治方经济科学奖于1985年开始设立和评选,每两年评选、颁发一次,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

  1921年入高小读书。1923年在无锡俟宝学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底转为中共党员,任无锡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同时加入中国国民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委员会书记,后来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1949年随军到上海。任上海市军管会工业处处长。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77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

  1983年2月22日,孙治方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骨灰撒入故乡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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