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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一个人与一个时代

日期: 201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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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月刊》2015年12月

文/李辉

  历史变化之后,我们那一段经历不讲,所以那些八十后、九十后的年轻人不知道,对红卫兵的表现也不知道。于是,红卫兵的忏悔好像也成了很新奇的事情。这恰恰反映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历史没有远去,我们确实还要读巴金的东西,要传承巴金的精神。

  时间实在太快,巴金先生离开我们整整十周年了。

  十年了,远去的巴金还在我们的视野中,记忆里,他依然与读者同在,与历史同在。

  我曾做过关于巴金的讲座,题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巴金对八十年代文化老人群体的影响”。借此题目,既表达对他的怀念,同时,重温八十年代的历史景象。

  晚年的巴金,主张个人思考,反复强调讲真话。《随想录》有五卷,其中有一卷的书名就叫《讲真话》。讲真话是应该的事情,好像是简单的概念。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八十年代,讲真话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概念。经过文革的都知道,我们的政治文化,在很大的程度上,长时间里是不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或者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像大跃进很多都是假的,包括我们要强调大公无私等等,都是在混合骗的基础之上。

  巴金反复强调说真话,有多种含义。不要像过去一样人云亦云,过去他就是没有自己个人的思考,上面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应该要有独立思考精神,而不是简单的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对他的说真话,九十年代初曾有人批评,说“真话不等于真理”。不错,真话真的不等于真理,但是真理一定是在真话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来。还有一些更年轻的人就认为,讲真话水平太低了,完全是一个小学生的水平。我就不知道怎么会得出这一个结论。其实,讲真话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

  问题是,现在文学界和作家们很少有人这样做了,现在人情世故太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人太多了。在这个时候我们重新再读《随想录》,真是非常有感触的。虽然有的人觉得《随想录》写得太浅,文字太简单,但是要想一想,这是一个八十岁左右这样的一个老人写的。而且巴金他讲过的,“我不是文学家,不是想当文学家的,不是想要写美文的。”他就是把特别想说的话用自己最简单的、最想说的语言,用最简单的方式进入你的心,这也是文学一个很高的境界。

        在痛苦中有一种快乐

  《随想录》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文章,如《赵丹同志》就很重要。赵丹在一九八〇年十月十日去世。去世的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赵丹的谈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赵丹从一个演员的角度,根据多年的教训,讲了很多具体的意见,说文艺是在大的、宽松的环境下让艺术家自己做,会发展得更好。赵丹的最后讲话就是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其后巴金就写了不止一篇文章,钦佩赵丹讲真话的勇气。

  我编过一本《赵丹自述》。赵丹没有回忆录,只有在一九七八年之后给上海电影学院做过讲座,谈他做导演的结果,没有什么自传。但是他在文革期间,关在监狱里写的一系列的交代,有这么厚厚的一摞。后来黄宗英交给我,我就帮她整理了一个《赵丹自述》,这是赵丹在一个非常规状态下写的“交代”性质的回忆录。写三十年代上海怎么拍电影,怎么演戏,四十年代在重庆,后来在新疆,然后怎么在新疆被人抓到监狱里的,最后怎么回到重庆,然后在五十年代拍《李时珍》、《林则徐》等影片的过程。他在监狱里的交代,语言完全是自己骂自己的话,这是赵丹特殊的自述,也是文革的特殊文献记录。

  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认识了冰心,经常听她谈巴金。有时候我跟冰心谈,说巴金好像看着总是看痛苦的。冰心说,他痛苦,但他在痛苦中有一种快乐。巴金是很忧郁,很痛苦的,但是他是把这痛苦作为动力在进行写作。八十年代,当时我在《北京晚报》工作,一九八六年,文革结束十周年之际,我们“五色土”副刊做了一个征文叫“难忘一事”,七千多篇来稿里面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谈文革的。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几篇。我觉得文章太珍贵了,就重新选了一些当年的红小兵的回忆,包括批斗吴晗、去抄田汉的家的回忆,编了一本《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我请冰心写序,冰心在序的第一行就谈到她刚读过巴金的《十年一梦》的文章。

       《随想录》的影响

  韦君宜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版一本回忆录《思痛录》,后来也有人把它和《随想录》比较,认为《思痛录》思考更深,而且更尖锐、更敏感。我想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作品是九十年代写的,而巴金的是八十年代写的。八十年代,当巴金写《随想录》的时候,韦君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情。一九八二年我毕业之后分到《北京晚报》,一九八四年做一批作家近况的报道,当时我专门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胡风,冰心,艾青、肖乾、聶绀弩、端木蕻良等这样一批人。其中有一篇写胡风,梅志告诉我,胡风正在写《胡风评论集》三卷本的后记,很长,几万字。我就把这个消息发了,发完之后,报社很快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公函,说“我们还没有决定出这本书,你们为什么把这个消息发出来呢?”那时候是韦君宜执政。但是,与此同时,韦君宜开始找到巴金,出版发行《随想录》的单行本。我想八十年代的整个变化,包括巴金对韦君宜,是有直接影响的。她开始写小说《露莎的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又写了《思痛录》。由于时代变化,九十年代的思考,和八十年代的思考肯定不一样。所以韦君宜的思考更有力度我认为是可能的,但这并不能取代《随想录》的重要而不可取代的价值。我觉得,恰恰是《随想录》的出版,对韦君宜这一代人的写作,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屠岸先生当时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是他陪同韦君宜一起去约巴金的《随想录》书稿,他在文章中就明确谈到巴金对韦君宜写作的影响。

       为年轻作家的成长付出代价

  可以说,整个八九十年代,文化老人的写作进入了一个高潮,比如说杨绛《干校六记》、梅志《往事如烟》、季羡林《牛棚杂忆》、韦君宜《思痛录》、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和《大跃进亲历记》、廖沫沙《瓮中杂俎》、于光远《文革中的我》等,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单。如果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就会发现,我们现在谈八十年代,不谈那一代老人的创作,都是不完整的。

  八十年代最重要的一批老人,他们现在几乎都不在了,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人再谈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那一代人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才换来后来文化和思维空间的相对拓展,这时候我们对老一代人那时候做的事情,不能漠视,更不能淡忘。历史不是孤立的,年轻人的成长,和老年人走在前面挡风挡雨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像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水运宪《祸起萧墙》、谌容《人到中年》等年轻作家的文学作品受到批评,或者评奖不能得奖的时候,是巴金写文章为之辩护。当时巴金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他实际上用这种方式为年轻一代作家的成长付出很大的代价,做出很多贡献。

  巴金一九九九年病重,二〇〇五年去世,这六年时间是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下度过的。前几年插管还能吃,还能睁眼,还能握手,还能说,但实际上不能和人交流了。我有一篇文章就说,巴金最大的痛苦是不能够写文章了,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要把心交给读者。面对脑子还清楚,有话想跟读者说,但是又不能写的情况,这是巴金最大的痛苦。

  巴金是一个悲剧的人物。软弱中有自省精神,在痛苦中思考,尽可能自己的语言表述方式,把自己最想说的话说出来,他是一个充满理想的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巴金依旧与我们同在

  在八十年代,巴金的影响当然不仅仅限于文化老人群体,他对当时的读者影响也是非常深的。一九八六年我们举办“难忘一事”征文时,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写来的文章,其基调是历史忏悔。近年来,大家对红卫兵的忏悔一下子开始关注起来,甚至成为一个热点。这说明我们的历史叙述脱节了,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对那一段事情都不知道。甚至有很多年轻人说文革挺好的,文革可以不上课,想骂谁就骂谁。而且还不相信,那时候会有那么多的人挨斗,不相信那些书堆在那里焚烧。我们现在推崇国学、推崇孔子,我们能想象到文革初期会把孔庙的那些东西都烧掉,砸掉吗?历史变化之后,我们那一段经历不讲,所以那些八十后、九十后的年轻人不知道,对红卫兵的表现也不知道。于是,红卫兵的忏悔好像也成了很新奇的事情。这恰恰反映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历史没有远去,我们确实还要读巴金的东西,要传承巴金的精神。

  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巴金依旧与我们同在,我们还需要读巴金,读他的《随想录》。三十年前,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作家的勇气,影响八十年代的文化老人群体和读者,三十年后,远去的他,仍与我们同在,仍将继续产生影响。

      (作者是内地作家,主要撰写文学传记和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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