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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的亲情与爱情

日期: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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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周刊》20151227

  屠呦呦出生于宁波望族,屠家重视教育,使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她小时患肺结核的经历,启发她对医学的兴趣。她与同乡丈夫李廷钊是互补的结合,屠呦呦不擅于做家务,家中大小事务基本由先生全包。

  1930210日的黎明时分,居于宁波市开明街508号的屠家,传来了婴儿“呦呦”出世的声音,迎来了屠家继三个儿子后终日所盼的“千金”。哭声呦呦,犹如鹿鸣。孩子的哭声使父亲屠濂规沉浸在幸福之中。他随口吟诵出《诗经》中著名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女诗经,男楚辞”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取名习惯。于是父亲便给小女取名呦呦,呦呦之声永远地荡漾在父亲的听觉之中,以表示他对于女儿的喜爱、期待和庆贺。父亲吟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又对仗了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似乎这才哲理,这才完美。这四句满满童话的诗,使呦呦度过了诗意的童年。尤其是“蒿草青青,报之春晖”,竟使千金呦呦一生就此与青蒿结下了不解之缘。

  江南的文化氛围

  整个少年时代,屠呦呦一直生活在开明街——这片地处宁波中心城区的“莲桥第”区域,令屠呦呦从童年起,就浸染于旧时宁波最为精致、也最具江南气息的文化氛围中。与宁波城两大地标比邻而居,无疑让屠呦呦的开明街记忆更加具有宁波味道。开明街二十六号姚宅,是屠呦呦外婆家,承载了屠呦呦另一段少年时代的记忆。这是一幢开明街上当下仅存的民国建筑。由屠呦呦的外公姚咏白兴建。在素有尊师重道之风的宁波,姚咏白曾任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学、大厦大学教授。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1914年,宁波沦陷,屠家在战火中无法居住,屠呦呦随父母被迫卷入姚宅,一直居住到1951年上大学。姚宅的邻居中,曾汇集大批名人故居,包括元代“甬上第一学士”袁桷、宁波帮句子李镜第、一代邮票设计大师孙传哲……堪称文人荟萃、望族云集。在屠呦呦之前,姚宅最出名的,是她的舅舅——著名经济学家姚庆三。

  生于1911年的姚庆三,192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随后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大学最高政治经济系。归国后,1931年起他开始任职于上海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投身于中国货币研究。1934年,姚庆三的专著《财政学原论》出版,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财政学教科书之一。

  1953年起,姚庆三开始在新华银行香港分行任职,并于1979年调任中国建设财务有限公司(香港)任职至1985年。这两家机构,皆为香港中银集团的前身之一,从四十二岁到七十五岁,姚庆三为祖国海外金融事业的繁荣贡献良多。同时,姚庆三也是屠呦呦父亲进入银行界的引领人。

  这个出色的舅舅颇受呦呦敬仰,成为她一生的榜样。

  家学渊源

     与整个宁波重教之风相应,按照父母的安排,屠呦呦开始了求学之路。女孩也要去读书,这与屠家对子女教育一贯的重视密不可分。

  1935年,五岁的屠呦呦被父母送入幼儿园,一年后,进入宁波私立崇德小学初小,成为一名小学生。十一岁起就读于宁波私立西小学高小,十三岁起就读于宁波私立器贞中学初中,十五岁起就读于宁波私立甬江女中初中。长得还蛮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一个宁波小娘的样子,这是老辈的家乡人,对屠呦呦青葱岁月的印像。

  屠呦呦的父亲屠濂规生于1903年,是年为清光绪二十九年,九年之后,清王朝灭亡。因此,在已开风气之先的当地,作为宁波屠家第二十世纪的屠濂规,接受的教育一直颇为西化,从邓孙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又就读于效实中学。对于子女,屠濂规也给予了与自身教育经历相似的安排,屠呦呦的三个哥哥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屠呦呦同样从小就开始接受了完整的教育。

  只是,屠呦呦的学生生涯,从1946年始中断了两年多。这一年,十六岁的屠呦呦经受了一场灾难的考验——她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被迫终止了学业。此时,经历了战乱洗礼的屠家,生活已变得十分拮据。得了肺结核,对着个小女孩的考验可想而知。

  所幸的是,经过两年多的治疗调理,屠呦呦得以好转并继续学业。这段患肺结核的经历,在屠呦呦看来,正是自己对医药学产生兴趣的起源。

“医药的作用很神奇,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学会了,不仅可以让自己远离病痛,还可以救治更多人,何乐而不为呢?”

  一代药学家的原始起点,就是来自于这种“治己救人”的朴素愿望。

  家庭的熏陶,也让屠呦呦对医药渐生兴趣。父亲屠濂规是银行职员,平时则喜好读书。家中楼顶那个摆满古籍的小阁间,既是父亲的书房,也成为屠呦呦最爱的去处。父亲去看书时,屠呦呦也会坐在一旁,装模作样摆本书看。虽然看不大懂文字部分,但是中医药方面的书,大多配有插图,屠呦呦十分享受那段简单而快乐的读图岁月。

  作为父母唯一的女儿,她备受疼爱,曾让许多同学羡慕不己的是:屠呦呦喜食香螺,在繁忙的求学生活中,妈妈总会亲手做好腌香螺,捎给自己心爱的女儿。

  生物成绩优秀

  1948年,休学两年病情好转后,十八岁的屠呦呦开始进入宁波私立效实中学高中就读,也与父亲屠濂规成为校友。

  这是一所颇为传奇的学校。创立于19122月的效实中学,由中国早期物理学家何育杰以及叶秉良、陈训正、钱保杭等当时著名的科学家,联手宁波实业家李镜第共同创办。学校以“私力之经管,施实川之教育,为民治导先路”为宗旨,创校之初就提出了“教育之事,贵有适性,与人适意志,与地适风尚,与时适际遇”的教育理念。

  学校办至1917年时,就已声名鹊起。名校上海复旦大学及圣约翰大学皆与效实中学订约,凡效实中学毕业生皆可免试,直接保送入学。

  19482月,当屠呦呦以同等学力的身份,进入效实中学读高中一年级。虽身在名校,高中阶段的屠呦呦,整体课业成绩并不算拔尖。当年,这位在效实中学的学号为A342的女生,高中学籍册和成绩单中清晰地列著——语文平均成绩71.25分;英语平均成绩71.5分;数学平均成绩70分;生物平均成绩85分;化学平均成绩67.5分。

  生物成绩能如此突出,也源于屠呦呦对生物课的偏爱。每次生物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屠呦呦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老师开玩笑似地说:“如果其他同学都能像屠呦呦一样勤学好问,认真听讲,我即使再辛苦也开心!”

  屠呦呦自己说,“那时的我很文静、很低调”。同学陈效中回忆:“她很普通,衣服穿得也很朴素,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属于默默无闻型的。”

  效实中学对于屠呦呦,除了学习,还有另一层渊源——她正是在这里和比她小一岁的李廷钊成为同班同学。当时在班中交流甚少的二人,未曾想到,多年之后会成为夫妻。

  19503月,屠呦呦转学进入宁波中学读高三,这是她在宁波求学生涯的最后一年。屠呦呦就读于宁波中学时的班主任徐季子老师,曾给这名当时并不起眼的女学生写下鼓励的评语:“不要只贪念生活的宁静,应该有面对暴风雨的勇气。”

  1951年的夏天,已是高中毕业生的屠呦呦认定,自己的求学之路还将继续。考上大学,自然成为她的新目标。考前填报志愿时,素来喜欢自己拿主意的屠呦呦大笔一挥,给自己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当时,国内开设药学系的大学尚寥寥无几,北大医学院药学系更是其中翘楚。但在并无医学家传的屠家,屠呦呦的选择显得颇有个性。其实,高中时身患肺结核后被治愈的经历,已让少年屠呦呦对医学心向往之。为何要学药?则是因为她觉得,用药正式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

  按照规定,作为浙江考生,有志北上求学的屠呦呦,需要离开已生活二十多年的老家宁波,前往省会杭州参加考试。三天时间里,尚未满二十一岁的屠呦呦在考点浙江大学校园里,完成了自己的高考征途。当时,华北区高校的录取榜,会登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上,于是,在等待发榜的的日子里,没事儿就去翻翻这几份报纸,也成为屠呦呦那段时间的习惯。

  当1951年的夏季即将到尾声时,屠呦呦接到了北京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她即将启程,北上入京,开启自己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求学生涯。

  研究员的爱情

  与许多专注于科研的学者类似,生活上,屠呦呦是个实打实的“粗线条”,不大会照顾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回,她的身份证明找不到了,让同事帮忙找找,打开她的箱子,发现里面东西放得乱七八糟,被大家戏称:“能收拾得那么不妥当,完全不像女生。”

  屠呦呦现在自己也说,要让身边的生活琐事变得井井有条,“我依然不灵光,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由我家老李做”。屠呦呦口中的“老李”,是她的丈夫李廷钊。

  李廷钊19319月出生于宁波,与屠呦呦是同乡,两人还曾是效实中学的同学。1951年,李廷钊从效实中学毕业后赴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外语。此时正值抗美援朝,他和班上的许多同学纷纷提出要到朝鲜战场。消息传到了周恩来总理处,周总理说:“不要去朝鲜战争,国家急需大量优秀人才,你们应继续学习深造。”李廷钊因此未能到朝鲜,而是到了农大补习班学习。

  当时他最想报考的学校是北京工业学院和清华大学。1952年,他如愿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在校期间,他表现非常出色,担任了班长。1954年至1960年,他被派到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归国后,李廷钊被分配到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北满铜厂工作,后又在马鞍山钢铁厂(19611964年)、北京钢铁学院(19641967年)和冶金部等单位工作。从钢铁实务、科研到管理,他的人生与钢铁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马鞍山钢铁厂期间,李廷钊有个姐姐恰好在北京工作。因为都是同乡,屠呦呦常会同李廷钊的姐姐会面;当李廷钊从马鞍山到北京看望姐姐时,也常会遇到老同学屠呦呦。姐姐看出他们间的意思,主动当起了红娘。一来二往,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走到了一起。1963年,他们在北京重逢两年后,正式走进了婚姻殿堂。有朋友戏称,李廷钊与屠呦呦的结婚,是传统(中药)与现代(钢铁)的融合。

  大学同学王慕邹的妻子,也与屠呦呦熟识。她说,婚后屠呦呦不擅于做家务,家中大小事务基本由先生全包,“屠呦呦与一般女孩子的兴趣不一样,她是个心胸开阔的人,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了”。

  为了科研扔下孩子

  虽然在家中角色有所不同,但婚后屠呦呦两口子共同的主题,实际上只有两个字——奉献。“交给你任务,当时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说起往事,屠呦呦显得很淡定。那时,她被派去海南岛,丈夫李廷钊因为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背景的背景已下放到五七干校,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四岁的大女儿送到了托儿所全托班,小女儿则一直在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也正是由于长时间的骨肉分离,以至于“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

  小女儿李军记得,自己第一次对母亲有清晰的印像,已是三岁多。李军在宁波老家待了几年后,屠呦呦才有机会在繁忙的科研任务中,抽出一点时间去看看朝思暮想的小女儿。那天,在外公外婆家门前的小巷口,李军远远就瞧见一个人,拎着行李快步走来,张开着双手,嘴里不停地叫着自己:“小军、小军……”李军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那一刻,小女孩的脑海中,已经没有“母亲”的记忆,她不知道,眼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女人,就是自己想象过无数次的母亲——屠呦呦。李军至今也纳闷,母亲那时如何能认出自己。

  三四年才能有一次的母女相会,一直持续多年。女儿李军很长时间里无法理解,母亲怎么能为了科研、为了事业,就可以舍弃自己的家庭,连孩子也顾不上照顾?每次都颇为“陌生”的母女相会,也让屠呦呦暗暗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多年后,她依然会有些懊悔地说:“孩子长大后,甚至一度不想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当初的选择,在现在看来有些不近人情,对于如今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和李廷钊而言,这是情非得已,是那个年代的人都理解的无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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