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信报 财经月刊》2018年1月号

文/邓传锵

2017年7月1日高永文告别热厨房，卸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一职，重新执业做骨科医生。做官难，做医生也不易，日程排得密密麻麻，无官亦难一身轻。他笑称，近年病人权益高涨，诊症要像教书一样花费唇舌讲解。做官有引咎辞职的危险，今日做医生则有随时被病人天价索偿的威胁，见证香港医疗系统数十年来变迁，高永文呼吁重建医生和病人的互信。

以为辞官后邀的这位有「民望高」之称的前局长会很容易，怎知道还是是要等了一个多月才轮到空档，早上九点依约来到位于佐敦的医务所按门钤，应门的竟是高永文医生。他笑着解释，自己最早上班，约人都会趁十点开诊前或中午一点钟休息这点「空间」。

被问到是否离开政府后，轻松了很多，这位前高官这样回答：「如果动手术，很多时七点半做，五点多钟就要起床了！如果有病人在医院留医，上下班的时间都要去巡房，那更困身。另外，我还有些义务工作继续要兼顾。」

在繁忙的工作中，还要抽出时间进修。他向记者解释行规：「骨科规定要持续进修，做了五年政府，哪有时间进修呢？况且，那时做任何与职务无关的工作，都必须先向行政长官报告。」

「我希望用一年的时间进修拿回专业资格。我同病人说，这段时间，看病、开药、打针没有问题，但做大手术就要转介给我的拍档，或病人自行找医生了。」未来一年，这位名医只能担任手术助理。

人走茶未凉，卸任后高永文出席大小场合依然大受市民欢迎。自2012年掌管食物及卫生局后，风波不断，如2013年，内地禽流感鸡只再度输港，全港需采取杀鸡措施；16年出现哮喘猪，要销毁活猪；即使今年政府换届前夕，也有立法会议员批评高永文需要为医疗事故负责……然而这一切都无损民望，在梁班子中可谓异数。

被称「局长」五年，卸任后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医生」，更喜欢做临床工作。高永文形容，从政是一时需要，从医则是长期心愿，这一切缘于小时候经常要陪父母看病。

小时候陪父母轮街症

早年父母从内地来港定居，家境清贫，高永文两岁时才告别板间房，成功上楼入住北角邨。父母体弱多病（母亲有糖尿病、高血压，父亲因为吸烟，有呼吸道问题），要不时轮街症。

当年一大清早轮街症的苦况，依然历历在目。「小时候陪爸爸去西营盘覆诊，虽然九点才开诊，五点多就要出门，因为轮不到惟有明天请早」。

1976年中学毕业时，高永文选择报读港大医学院，与小时候家人多病痛，经常接触公立医院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有关。比高永文大十岁的姊姊，小时候目睹公立医院的护士很恶，长大后就立志做个好护士。高永文这洋形容：「在五十、六十年代，无论医生、遇士都是家长式的，我说你照做就是了，那时的病人也抱着顺从的心态。」1981年高永文在港大医学院毕业后到玛嘉烈医院做实习，见证当时公立医院的恶劣环境，才对医护人员多了一分谅解。

为了向未亲身经历的记者描述当时医院环境如何挤迫，他画出由于病床不够，要在病床中间架设帆布床的情景。「病床之间的通道，根本没有办法走近，因为布满两行帆布床。当时医护人员经常被帆布床的床脚撞到伤痕累累。」

那些年，人手、资源都短缺，高永文在儿科实习时，试过有日接收过七十个病人。资源少，医生的地位却很高，连医科实习生也备受尊重。「以前社会是家长式，做医生很有权威，连我们医科生，穿件白袍，挂个名牌，大家都立即肃然起敬。不过，医科女同学没有那么幸 运，经常被当成姑娘。」想起青葱岁月，高永文不禁大笑起来。

今日社会经历重大变迁。「连政府的权威都遭到挑战，何况是医生。今日医学生要自我介绍，表明是医学生，询问病人的意愿，病人有权拒绝。」

正式当医生后，高永文曾在急症室工作，试过一场严重火灾后，同时接收了十八个严重烧伤的病人。他称在公立医院工作十年，每天都是一场考验。

1990年医管局成立，标志香港医疗重大跃进。翌年高永文离开服务了十年的玛嘉烈，跟随梁智鸿加入医管局，希望改革香港的医疗制度。高永文指出医管局除了增加人手、增加资源外，亦将整个医疗文化从以医生为中心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以前病人到公立医院看专科，通常6点钟排队，9点才派筹，拿到筹后苦等医生10至11 点开诊。」

医管局成立 改变医疗文化

他澄清说：「不要以为医生懒惰，其实他们7点多就要先去所属医院巡房，然后才到专科诊所诊症。医管局成立后，就将专科病人的轮筹制改变为预约制，今次看诊后就可以预约下一次。医生也被分为两批，一部分去巡房，一部分9点钟就去看症。」

香港医疗文化的改变，高永文曾是推动者之一。2003年沙士爆发，当时行政总裁何兆炜染疫，身为专业及人力资源总监的高永文临危挂帅出任署理行政总裁。期间他作出多项具争议性的决定，如禁止探病、关闭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把病人集中玛嘉烈医院处理等。2004年7月，梁智鸿引咎辞任医管局主席，处于风尖浪口的高永文感触流泪。个多月后，高永文以约满为由，离开医管局，私人执业。

今日，病人的权益更高涨，高永文从政五年后重新执业，也要适应这种文化。他笑称，现时诊症就好像上课一样，要不厌其烦解释清楚，看一个新症起码半小时。「我要向病人解释病情，做什么可以帮助自己、治疗上有什么选择……一讲到治疗，就要介绍治疗成效，疗程价钱……」

「就算公公、婆婆不明白，他们也有家人陪同。现时获病人称赞，都是因为我能清楚向他们解释病情及疗法。」当然，高永文也承认有时的确很难解释清楚，「如果病人全部明白，就不需要医生这一专业了！」

高永文强调，病人保障自己的权益，医生尊重病人的权益，都是理所当然的，但近年却有走向极端的忧虑。「医护人员也有他的专业及尊严，现时有些病人会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指责医生，私家诊所尤其严重。」最令医生惶恐不安的，还不是病人的口头指责，而是一封律师信。

律师找病人合作控告医生

在巨额赔偿的诱惑下，律师往往主动找病人「合作」控告医生，高永文形容，这股歪风正从欧美吹袭到香港。

在英、美、香港等实行普通法的国家或地区，医生们都害怕被索偿，高永文有次到美国开一个骨科专科会议，旁边另一个会议，就是讨论如何设立医疗过失赔偿的上限。「如果没有上限，法官癫起来可以判医生赔偿过亿。由于控告医生情况太普遍，在澳洲有一段时间，所有妇科医生以暂停执业来迫使政府立法设立上限。」

其实不单美国，英国也一样。高永文苦笑说:「以前我在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开骨科会议，有一个讲者讲的不是骨科专业，而是NHS每年要花多少钱来作医疗赔偿及诉讼费。」

即使医生拥有专业知识，上到法庭仍处于下风，高永文解释，这与一个地方实行的法律究竟是大陆法抑或普通法有关。「大陆法需要一个专业机构来判断，但在英美实行的普通法下，法官跟陪审团都不懂医学，于是谁愿花钱就能请专家协助，律师可请最贵的专家，医生哪有这么多钱请专家协助。」

他解释，由于担忧法律诉讼费用，医院以至医生都要自保，衍生出医生与病人互不信任的流弊，最常见的例子，包括凡事都要病人签名作实，医生被迫买保险。

病人要签名 医生要买保险

高永文批评，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不健康关系，源于现行畸形的制度。「以前医生很有权威，说的话通常都被视为可信，在美国的法庭，却往往向病人倾斜。」

现时即使做一个小手术，病人签同意书也要签到手软。高永文无奈地说：「病人不想签这么多文件，医生何尝不觉得麻烦。不过，偏偏有些病人，医生已经向他们解释清楚了，却声称没有，甚至控告医生，胜诉的个案通常都是没有病人同意书。

他指出，医生、病人的沟通通常没有第三者，也没有理由长期录影，因此医院及医生为了保护自已，就把纪录制度化。

他举做手术作为例子：「手后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写出来有一本书那么厚，惟有全部列出来让病人看及签名，否则出了事，上了法庭，没有证据，对医生很不利。」

高永文缅怀那「牙齿当金使」的年代：「从前医生与病人之间讲个信字，医生口头解释后，只会笔录向病人解释了什么。但现在这些笔录不能成为呈堂的证据。」

除了要病人签名作实，医生也要买保险保护自己。「虽然说人命不可用金钱去衡量，但判决的赔赏金额愈来愈天文数字，几千万、上亿元并不鲜见，所以医生要买愈来愈贵的保险。」

见证香港医疗制度从昔日医生拥有绝对权威，到今日病人权益过度膨胀，重操故业的高永文医生，强调要在权威与权益间取得平衡，医生和病人要重建互信。

观星、赏鸟、察民情

「我去旅行都未试过离开香港十日，因为长时间休假，很难安排病人预约。医生也很难真正退休，因为即使年纪大做不了手，也可以诊症做顾问。」医生工作忙，退休难，高永文认为，除了要在专业中精益求精外，也要有多元化的兴趣作为平衡。

读中学年代，高永文理科、文科都热爱，除了中国历史、文学外，也喜欢观星。初中已加入皇仁书院的天文学会，为了观星，曾在星空下捱过无数个通宵，难以负担价值不菲的天文望远镜，还废寝忘餐与同学DIY 。

2004年高永文离开医管局开设骨科诊所后，开始在长子高伟琛的感染下爱上了观鸟，视为亲子活动。「我儿子在英国读大学本科时修读生物，原本有兴趣主攻鸟类学，后来觉得这门学科主要还是做研究，所以将观鸟作为业余兴趣，回港重头再读五年医科。」今年高永文第二度离开公职后，正计划购买相机重拾兴趣。

熟读长征历史

在高永文医务所的书架上，大部分的书都与医学无关，其中有本是关于长征的历史书。「几年前有人重走长征的路，我六次在中途加入，参加之前已经熟读这段历史。你们要知道，中国第一、二代的领导人，都是长征的『死剩种』，20万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到陕北只剩下3万人……」他笑称，自己不单对长征这段历史有兴趣，对于明朝的历史也想多了解。

为地区老店打气

除了观星、观鸟，有「民望高」之称的高永文也善于察民情，备受市民欢迎。「我与市民相处，比起与官商名流相处更自在，他们喜欢我，我也很喜欢融入他们。」

早前有59年历史的深水埗公和荳品厂重开，卸下局长身份的高永文到场支持，第五代传人「霞女」苏意霞感动到哭了起来。

被问到这段励志新闻，高永文道出一间老店的辛酸史：「这类豆腐铺铺位很细，只是领食品制造厂牌照，没有资金升级，以申请餐厅牌照，因此不能设堂食，只可以售予客人，这些铺头为了方使客人都设立枱凳，总有些人会投诉，一收到投诉食环署就要执法罚款。」

常年高永文执掌食卫局时，这是他的工作范畴之一。「通常食环署两边都不讨好，被骂到狗血淋头。或者被指执法不力，或者被指不保育香港地道食物。由于我是局长不便参与，但每次落区遇到这些店主，都会私下鼓励他们循正途申请牌照，我非常欣赏公和的后代愿意投资，来传承传统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