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20210101
这几年，许多人喜将陈寅恪与郭沫若二人并谈，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怀有深意的。
他们的潜台词在说，郭沫若与陈寅恪，代表着民国文化人的两种类型：一位曲学阿世，文人无行；另一外，独立不倚，骨气铮铮，完全争锋相对两类人。这里面的用心，不是纯粹地要去谈论这两位现代学者大咖的关系渊源，而是有意把他们对立起来，扬此抑彼，曲折传达看法。
可这种预想，实话说，只怕是要落空的。因为，这种“印象记”，过于符号性、简单化，太刻板理解复杂人事了。再明确说，我们现在给予他们二人所立的“人设”，确实没太大问题，可是从现有材料看，他们两人的关系又的确并非我们猜测的有啥不堪。
他们之间，不但没有文人相轻，各种互怼互踩，甚至水火不容，实际反倒是始终相互礼敬，惺惺相惜的。归结起来就是，郭沫若很尊重陈寅恪的学问、人格、选择；而陈寅恪也很欣赏郭沫若的才华，对他的出处也能体谅。
从经历上看，陈郭二人，有许多相同点，若不是时代风云莫测，本就是可以坐下来从容谈笑的。
他们都是民国时代的明星学者，出身、教养啥的都挺相似。祖籍都是福建，都是客家民系，只不过一个生在四川乐山，一个在江西赣州落户，其实祖上老家就隔着数十公里。据我所知，他们若各说客家方言，辨识一会其实都能听懂——虽然没有文献可查证，他们见面时是什么语言交流。
（图：陈寅恪江西修水故居）
他们连生活的轨迹都很相似。郭沫若小陈寅恪两岁，小时都在家风领带下，勤奋于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同时也都开始接受一些新派思想，此类书刊都读了不少。后来，都不约而同地成为日本留学生，陈寅恪东瀛求学超过12年，郭沫若则在扶桑呆过9年。他们的思想、读书兴趣点，都是很重合的。
他们的差异，最重要的地方，其实无非两点：其一，个人气质与修养大相径庭，一渊静，一躁动；其二，与这性格相连带的，是彼此人生道理的选择有所偏差。陈寅恪走埋首书卷的纯学者学术道路，是粹然学者。而郭鼎堂则既致力于学术，又积极参与政治，是亦官亦文亦学三栖，长袖善舞。
但是，各行其志，两不妨碍。解放前，他们没有见面，动若参商，也没机会面基。彼此早已大名贯耳是肯定的，一些材料没有指名道姓，但是隐约存乎其人。
很多朋友认为陈寅恪与郭沫若，会因政治立场而对立，其实也是有点主观瞎猜。
为什么，核心来说，二人只是如上所述，人生路径选择不一样而已。并没有这种我们预想上的政见对立：
陈寅恪是持民主趋向，可也不绝对化，是所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更并不反马列主张。
比如，他早在1911年苏黎世大学留学时，就勤读过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据吴定宇教授考证，是首位读过此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中国人。
再比如，他同周恩来总理其实都是少年交好的朋友。1922年3月，周同张申府等人到德国，住柏林市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 54号。陈寅恪就常与来往，经常一块吃饭，讨论时局，陈晚年还跟人谈起过这段往事。
他说白了，他并无特定的顽固主张，无非希望国家独立，人民安居，学术可以自由。他关切时局，但不参与政治，很大原因是陈家遗训是后辈不要接触这东西，所以他一生刻意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希望通过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以培育人才、振兴中华学术作为终身事业。
而郭沫若呢，也绝非大家后来妖魔化的那般不堪。他博学多才，是铁杆爱国者，生平也从无主动害人过。他年轻时狂妄，可总体上对文化人是很尊重的，尤其是对自己学问好的人，谦退虚心反倒才是他本来面目。这是太多他周边人回忆文章可以验证的。
他们二人，走的路有分叉，朋友圈啥的也是分化的，更几乎没有呆在同一地方的时候，早期确实没见面，也很少联系，平日也很少互相提及。
可不混在一块，就不等于互相就不了解。陈寅恪与郭沫若，都极其清楚对方在学术上的地位与影响。
比如，1947年10月前后，当时的中研院搞首届院士选举，郭沫若因为政治立场问题，受到质疑，陈寅恪是为他说话了的，也促使了郭最后的当选；
再比如，解放后，郭号召年轻人搞跨越式的学问，超越前辈，举的大咖典范就是陈寅恪。可以说，这是双方以独特的方式，传达对对方学术成就的肯定。
1953年，郭沫若骤然新贵，也不忘恭敬。他亲笔写信，委托专人到广东中山大学约请陈出任彼时的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这是极高的学术殊荣了。这次聘请，陈寅恪拒绝了，但不是反感郭，而是觉得不自由。他给来人的回话是，“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 ，他依然尊重郭的学问，从来没有一句非议。
而且，还需注意的是，郭对此丝毫没有恼怒，也是理解。仅仅一月后1954年1月16日，他再次致函陈氏，聘他担任正筹办的《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同时郑重约稿。陈也重视，当日就回函，信件至今还在，言辞是感激且“殷拳”的，不但应聘，而且马上投稿，就是回来的《论韩愈》这一名文。
1953年底至1954年前后，围绕《论再生缘》这文，他们有些讨论，也有局部分歧，但是彼此语气都很平和，风度都好，是真正的学术争鸣，也是君子之商。
因为有这些良好互动垫底，二人关系反倒是越来越密切的了。尤其是郭沫若，对陈寅恪是愈加佩服。
就是这样，随后也就有了两人一生中仅有的两次会晤。1961年,郭沫若曾先后主动两次，从北京到广东中山大学校内，专程趋往陈寅恪寓所内拜访请教。当时，二人的社会地位已经是很悬殊的了，一赫赫高官，一不过大学教授，说起来其实算郭难能可贵。
两次拜会大概情形,郭沫若都在日记中有记录。第一次，是1961年3月13日,二人谈笑风生，比彼此生肖作比喻，开玩笑是“龙虎斗”，郭沫若尤其留心陈的身体状况，详细说明了陈的病症，关切之心是溢于言表的。而且，连陈的稿纸问题,他都很关注，说回去给他找，听说陈正在写钱柳因缘，还热情地自告奋勇，说回北京代为查找相关资料云云。
半年后的11月15日,郭再度亲去探访陈寅恪。谈了些清史的问题,“谈约小时,看来彼颇惬意”，就是说，互相聊天都很开森。这其实也是可以相见的：二人学问都是国之顶尖，相同话题一定会非常多，默契感必然十足。
郭能礼贤，视陈为师者；而陈呢，则对郭并无成见，而且对他的学问才华都是一以贯之的欣赏，如果外界风雨不曾催逼，二人又怎么会怒目相向呢？
只是，遗憾的是，此后事态直转急下，牛鬼蛇神横行四海，文化人都怀璧其罪身不由己，二人是不可能再晤言一室之内了，连书信都断绝了。这样的结局，并不能说他们有啥嫌隙，只能证明罗素所说的“悲剧感”，竟然可以是真的：
“在变异时代，忠实学问，都是最危险不过的。而学问的危险，是没有其他的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