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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先生:自将磨洗认前朝

日期: 202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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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新闻20210417

瞿同祖先生:自将磨洗认前朝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瞿同祖先生(1910-2008)

他是现代中国社会学史上出身最显赫的世家子弟,又是为数不多的燕京大学硕士毕业生,还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任职长达20年。

他也是命途多舛的中国学人,60年代克服种种困难回到祖国,却从此几乎与学术研究告别,他活了98岁,但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是在50岁以前完成的。直到去世后,他的著作才被作为沧海遗珠多次再版,人们才意识到这位“学术史上的失踪者”学术成就的分量。

他是瞿同祖先生。

他的坎坷经历,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际遇的一面镜子。今天是瞿同祖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中国新闻周刊》在他去世时采写的报道,作为纪念。

金剑已沉埋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季羡林、周一良等甄选,推出了北大学生应读的30本书书目,其中包括《周易》《史记》《红楼梦》,也包括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该书单列出的人文作者中,出生于20世纪的只有梁启超、鲁迅、冯友兰、瞿同祖四人,而瞿同祖是当时唯一尚健在的作者,这本《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则是他在半个多世纪前完成的。

瞿同祖先生:自将磨洗认前朝 

瞿同祖先生代表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1965年,瞿同祖学术声誉正隆,他辞去海外教职,辗转回到大陆。等待他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此后,在长达40余年的岁月里,瞿同祖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及社会生活领域,均保持了缄默状态。瞿同祖的学术生涯在盛年时被腰斩。当他在湖南长沙无所事事之际,在大洋彼岸,他此前参与的“中国史研究计划”仍在结出硕果,其英文著作《汉代社会结构》1972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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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先生著作《汉代社会结构》

美国社会经济史学家魏特夫,以研究中国水利工程的文化意义著称,同时兼任“中国史研究计划”的总监,他认为,瞿同祖的工作已经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魏特夫表示:“瞿教授在与他早些时候返回中国大陆的妻儿会合之前,完成了他的工作。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在这个计划里面,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发展都留下了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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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德裔美籍中国历史研究学者魏特夫

(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

2008年10月3日,98岁高龄的瞿同祖在北京协和医院去逝。根据他的遗愿,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这是他最后一次非同寻常的奉献——因为瞿同祖从小就在协和医院看诊,这里有他一生的详尽病历,其样本因而有了特殊的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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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瞿同祖

世家

“瞿同祖不能够算是同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不具代表性。使得他有能力不求名利、努力工作,永远不会因为受到一点挫折而走向偏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赵利栋向记者描述。

1910年7月12日,瞿同祖出生于长沙。祖父瞿鸿禨是晚清重臣,曾任光绪时期的军机大臣。他曾经三次向慈禧保荐康有为,参与筹划预备立宪,并与另一位权臣岑春煊配合,试图扳倒袁世凯而未果。事情虽败,而其影响所及,却是清代末年的政局演变。

瞿同祖是其嫡孙,瞿鸿亲自教授,为其开蒙。除了让瞿同祖为《论语》断句,还以朱笔写正楷,让年幼的孙子在上面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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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鸿禨(1850-1918) 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子玖,号止庵,晚号西岩老人。1871年(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年升为内阁学士。先后出任福建、广西乡试考官及河南、浙江、四川、江苏四省学政。“庚子事变”后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参与预备立宪,是晚清最后几年中最重要的汉族官员。

瞿同祖的叔父瞿宣颖先后任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著有《汉魏六朝赋选》《中国社会史料从钞》等。他指点瞿同祖古文,给他讲汉赋,还教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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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宣颖 (1894~1973),字兑之, 瞿鸿禨之子。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早年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湖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后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任教。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精诗词书画,尤擅于文史掌故,是深具国学功底的文学家和史学家。

幼承庭训,瞿同祖的文史知识远远超过了同龄人,他还在中学时便自学了《尚书》,而《尚书》之难,居五经之首,连韩愈都认为它十分难懂,称其为“佶屈聱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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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瞿鸿禨、瞿同祖、瞿宣颖

1930年,瞿同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吴文藻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瞿同祖与同门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等皆生于狗年,四人被冰心戏称为“吴门四犬”。

1936年,瞿同祖硕士毕业,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得金钥匙奖,其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清华大学图书馆至今存有瞿同祖1937年的亲笔赠书,上书“西南联合大学惠存,著者敬赠。”该书由陶希圣和杨开道为之做推荐序,很快成为了国内若干大学的指定参考书。罗隆基后来告诉瞿同祖,他在西南联大兼课时即以此书为主要参考书,并说若无此书,他便无法开课了。但瞿同祖本人并不苟同,他认为20多岁写不出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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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硕士论文

瞿同祖在燕京大学的最大收获是赵曾玖,1932年,赵曾玖从培华女中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年8月,两人共结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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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瞿同祖、赵曾玖摄于燕京大学

不久,抗战爆发,瞿同祖南下避乱,并应吴文藻和费孝通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教,兼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期间,他撰写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当时的写作条件极其艰苦,为了躲避空袭,瞿同祖和费孝通等一起住在了云南呈贡县的农民家里,每个礼拜都骑马到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城里去上课,上完课又坐火车,再骑马回来。

1947年,《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为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赢得国际声誉,后者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而当此书还在征订单上时,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就提前预订了。这位20世纪伟大的思想者,不断追问自己的中国学生林毓生,这本书有无到货,以及他对于该书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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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在哈佛大学(1960年)

1945年春天,经费孝通联络,应魏特夫的邀请,瞿同祖携赵曾玖及子女抵达美国纽约,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瞿同祖的研究日臻化境,美国《亚洲研究学报》赞扬他的新作《清代地方政府》,认为其“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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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方政府》中文版

归来

1956年,新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到纽约拜见胡适,请他推荐一位旅美中国学者到该校任教。胡适推荐了瞿同祖,但瞿同祖谢绝了。1958年,胡适本人去了台湾,荣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而瞿同祖心之所系的,是岸的那一边。

早在1949年冬天,赵曾玖便携一双小儿女回到了中国大陆。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当时只有十岁半,虽然会说中文,但一个中国字不会写。瞿家与俞平伯家是世交,瞿泽祁便拜俞平伯为师,由俞平伯教他学习中文。谈及母亲1949年返回大陆的原因,瞿泽祁告诉记者,就是想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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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全家(1941年)

1965年,瞿同祖辗转回到了中国大陆,还背回了不少唱片,他酷爱古典音乐。但是他所面临的,绝非浪漫情致:文化革命即将爆发,学术研究已濒临瘫痪,没有人能够为他安排工作。

而一个没有单位的人,在那个年代,与黑户无异。瞿同祖完完全全地浪费了自己的时光,在宾馆里一住就是5年,没有书看,没有朋友,生活没有着落,几乎花光了带回来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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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盛年的瞿同祖先生

接待他的华侨事务委员会让他到湖南去,说那边有义务安排你的工作,等他到了湖南,湖南方面却表示,你还是回北京吧,我们安排不了你。在这个过程中,他大病一场。1969年,瞿同祖在长沙犯胃病,大出血,报病危,被送到湖南湘雅医院抢救。1971年,湖南文史馆终于接受他为馆员。瞿同祖除了参加政治学习,没有做过任何研究。幸运的是,他没有挨整,而当时从美国回来的人,大都遭遇了特务嫌疑。

1976年,尚在湖南文史馆工作的瞿同祖与夫人赵曾玖应约翻译《艾登回忆录》。这是一本内部发行的读物,共52万多字,分上、中、下三册,艾登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左右手,并被内定为其继承人,他自1935年起数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其后又任首相。翻译此书主要是作为内部历史资料参考。这是瞿同祖回国10年后第一次跟“学问”沾边,而且与其研究领域风马牛不相及。但瞿同祖还是很高兴,他后来曾表示,“当时翻译出版这本书,是没有报酬的,但我很乐意,因为回国,就是想为国家出力,所以,好容易有这件事,我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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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夫妇译著

淡出

瞿同祖回国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为了与妻儿团聚。1976年,赵曾玖病逝。1949年归国后,她从北京被发配到贵州,上个世纪70年代初,才退休回湖南,与瞿同祖团圆。因为战争及动乱,他们结婚40余载,共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18年。“文革”期间,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这个曾跟着俞平伯学习中文的孩子,亦被发配到了东北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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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瞿同祖

1976年,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听说了瞿同祖的际遇,将瞿同祖借调到了近代史研究所,且于1978年,为之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此时,瞿同祖已年近七十,方回归到学术圈内。他始终记得燕京大学师友的鼓励,再写一本好书。为此,他每天坚持坐公共汽车,去王府井和美术馆之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数据,但渐渐感到力不从心。1981年后,瞿同祖的胃病多次复发,数次住院,没有治愈。直到他在协和医院碰到张孝骞,解放前张孝骞就曾经给瞿同祖看过病,张孝骞一针见血,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引起的。瞿同祖从此彻底放弃了写书,结果10多年病都没有复发。

此后,瞿同祖再无著述。瞿同祖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学者,但是他从来没有招过学生。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向记者表示,父亲的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如果他要收学生,倘若不能够亲自教授指点,他是宁肯不做这件事的。瞿同祖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仍然听古典音乐,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

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瞿同祖及其著作,开始逐渐引起了中国大陆研究者的注意。但他成为一个无法被界定学术领域的人物,他以社会学出身,在法学界闻名,研究汉代与清代社会,最终又在近代史所落足。其跨越不同领域的博学,反而成了分工日细的学术界的“边际人”,这妨碍了他成为单个学科的“大师”。

2006年,瞿同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但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林端认为,大可以去掉“荣誉”二字,因为从某种程度看,瞿同祖在某些著述上的贡献,并不逊于其鼎鼎大名的同门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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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瞿同祖

薪火

瞿同祖仍然保有海外声名。老朋友们仍然记得他。1999年,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译本出版,即赠送给瞿同祖。孔飞力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1977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接任了他的职务。而上个世纪80年代,瞿同祖曾经到香港大学讲学,用英语为该校师生作了一次关于“清代司法”的演讲,引发了轰动,香港媒体连续追踪报导。

“他隐姓埋名太久了。”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林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已经开始翻印瞿同祖的书。林端上个世纪70年代在台湾大学就读,学校附近,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盗版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林端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居然还有机会拜访这位前辈。

1999年林端初访大陆,偶然得知瞿同祖仍然健在的消息,立即登门拜访。2005年,他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举办讲座,以《瞿同祖与戴炎辉的法史学: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为题,而这恰恰曾经是瞿同祖当年拒绝的教职。林端“揣测”了瞿同祖后半生辍笔的心境,“所有的学者学术生命到一个高峰以后,都会有一个自我内在的压力,比较普通的东西,他可能自己也不满意。”

生命的光亮阶段已然走过,瞿同祖与世无争,缄默到底。林端认为,瞿同祖回到大陆,其后半生清淡无为,反而成就了他的人格典型,既然被大环境左右,没有办法随心所欲,便做一个隐逸之士,回到他自己的生命世界里去。林端钦佩这样的“狷者”,因为无论入世还是退隐,进出之际,都需要强大的自我克制和自我信心。而他认为,这种自信,源于真正的学贯中西,是传统中国与西方现代性的天作之合。

2007年3月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学者赵利栋对瞿同祖进行了数次访谈,而在多次交流中,赵利栋从未主动涉及瞿同祖归国后的话题。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爱国而报国无门,不问名利,但求努力工作而未果,他不愿触及这份时代造成的隐痛与焦虑。而瞿同祖亦从未向外人公开过自己的想法。当他预感到赵利栋将是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讲话,一次,凌晨5点,他拨通了赵利栋家的电话,详尽解释了自己当年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经历;还有一次,瞿同祖委托儿子瞿泽祁,告诉赵利栋自己半生蛰伏的缘由,瞿同祖表示:“过去说回国后没能写出书,是自己的疏懒,那是谦虚,实际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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