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20211111
一旦放在俄国现实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的艺术家。
今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作为19世纪现实主义的殿军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坎坷而壮阔，经历了各路思潮的涤荡，历史上接十二月党人的余脉，下至预见了十月革命，写出了深渊般的厚重作品。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经历，还是他创作的那些伟大著作，都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这位被称为“残酷的天才”、“病态的天才”的俄国作家，被鲁迅誉为“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布罗茨基盛赞陀氏写出了人类能抵达的全部深度。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之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下一个200年，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系列活动，借文学纪念碑丛书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卷本等传记、回忆录等作品回顾他的一生，重新激活19世纪以降的诸多思想资源和事关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借助重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发掘陀氏精神遗产对我们时代的重要启示。
01
戴大洪：
集个人成长史、社会变迁史和文学创作史于一身的陀传
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按照时间编排的：1821-1849、1850-1859，1860-1865、1865-1871、1871-1881。与传统传记不同，具体内容并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解读遵循其发表时间顺序。
第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讲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接受的教育让他形成的思维方式、思想基础、观念意识，尤其是宗教意识的形成和他对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吸收理解；还有就是当时他受全世界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非常大，“全世界”主要指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那些发达国家、先进国家。
《陀斯妥耶夫斯基》，作者: [美] 约瑟夫·弗兰克，译者: 戴大洪，版本: 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6月至今，第五卷仍未出
当时俄国意识形态派别分截然对立的两派，中间当然有灰色地带，两边分别是斯拉夫派（保守派）和西欧派（进步派），进步派有激进的趋势。在这之前，西欧派激进的成分还相对弱，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后，尤其是皮萨列夫，激进的倾向暴露出来了。这一时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是当时他文学创作起步时由《穷人》奠定的一时辉煌已经衰微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个与众不同的作家。他第一部《穷人》取得巨大成功后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继续探讨新的主题，写了第二部《双重人格》。他跟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关系受到影响，这里面他自己不是没有责任的，他在文学界的地位有所动摇。《穷人》名声那么大，和别林斯基的赞赏有很大关系；但别林斯基非常不喜欢《双重人格》。再加上他性格问题，他那时还年轻，多少也不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第一部书的成功多少让他有点飘飘然，他的性格问题以及他的第二部作品受到的公众评价，让他在文学上的地位多少受点影响，开始有点起伏。不过现在看来，《双重人格》虽不够成功，但也非常重要。《双重人格》中所进行的探索，在后面的《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都得到了发展。
在这同时，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虽然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件本身是个冤案，小组里有一个激进的斯佩什涅夫秘密团体，但他确实是其中的成员，而且还积极发展别人。结果，在第一卷结束时，1849年他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而突然被捕了，当局最后也不知斯佩什涅夫秘密团体，因为他没有交代，别人也没说。要是当局知道的话，对他的处罚会更重一些。
戴大洪，陀传译者
第二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讲的就是他被捕后的情况。被捕后流放服苦役，这是他人生道路上很重要的转折。在我的理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有一种文化和出身的傲慢，对俄国民众存在疏离感，对俄国民众也不了解，他在苦役营的经历把这些都打破了。书中多次讲到农夫马列伊的故事，他服苦役时没有说过这件事，在《死屋手记》中也没有提这件事，但在服苦役二十年后发表的《作家日记》中提到这件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突然转变是一个谜。唯一的一手资料，就是《作家日记》里提到农夫马列伊的故事，这是一个促使他思想转变的线索。9岁时，他在父母的农庄散步，当时传言附近的树林里有狼出没，散步时有人喊“狼来了”，他吓得不知所措，跑向在旁边地里干活的农民马列伊，是他父亲的农奴。马列伊赶紧安慰他，说没有狼，让他放心，最后护送回家，眼看着他回到家里。小时候的经历，让他对俄国民众的看法起了很大的改变作用。他到苦役营里直接接触了农民囚犯，他本来就反感农民囚犯的无理性、野蛮、粗暴、愚昧，这时更是火上浇油。忽然有一天想到马列伊的故事，他才意识到这些人只是表面如此但内心善良。他们与生俱来就有着根深蒂固的东正教宗教情怀。他一下透过野蛮、无知、粗暴的表象看到了本质，这对于他后来这三十年思想的转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第二卷的主要意义在这一点。
到了第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可以了解到光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所无法了解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穷人》《白夜》《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多少可以了解早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创作，可以由作品观照这个人。但1860年重返内地，他第一任妻子和哥哥去世，又因创办《时世》杂志而负债累累，再到他再婚。第三卷分析作品的内容少，只分析了《被侮辱与损害的人》，还有在第二卷中已经不断谈到的《死屋手记》，后面还谈到《地下室手记》，《地下室手记》可以被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所有创作的宣言。但是第三卷对了解他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帮助，为他后来创作的飞跃埋下伏笔。
在苦役营，他的思想已经在从西欧派往保守斯拉夫派偏移，但他这种偏移还在过程中。回到彼得堡之后，他在哥哥帮助下办了《时代》杂志，他提出了——我翻译成“乡土主义”——现在的学术界一般叫“根基主义”。虽然用咱们习惯的表述方式叫他在向右转，但他并没有想和左派决裂，在办《时代》杂志的过程中，他试图在左右之间寻找中间道路。这时候他对激进左派，对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罗夫为代表的激进左派，还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虽然在观点上提出质疑，但我不跟你们撕破脸，我尽量维护你们。彼得堡出现大火，有人怀疑是激进分子故意放火，他还难得地去找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如果是年轻激进分子干的事，请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其影响力劝一劝，让他们不要这样做，这种事太危险了。这时候他已经看到激进观点对俄国社会、俄国民众的危害。他看出来了，但这时候他采取的方式还不像最后一卷那样直接谴责。对左派他虽然观点上很明确，但在方式上不跟他们撕破脸皮。到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激进派里都属于温和的了，这时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出现新人了——巴扎罗夫，“新人”“旧人”是在俄国文学史上有很明确的概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屠格涅夫的新人是对年轻激进分子的诬蔑，而皮萨列夫则认为，新人的形象很好，我们就是这样的，激进派内部也开始分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巴扎罗夫这种人是真正危害俄国的人，他在这个问题上观点很明确。
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欧洲旅游，去伦敦看了世界博览会的水晶宫。第一次亲历了欧洲文化，在这之前，他受到以赫尔岑为代表的俄国进步思想的影响，受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非常大。他去了之后看到了西方启蒙运动之后唯物主义的兴起，他认为西方文明衰落了，回来后写了《地下室手记》，之前还写了《冬天里记的夏天印象》，记述游历欧洲的一些观感，他的思想上已经开始出现大的飞跃。
陀思妥耶夫斯基哥哥的去世对他影响非常大。他们办的《时代》杂志非常成功，杂志本身成功，经济上也成功。但后来出了一件事，《时代》的主要撰稿人斯特拉霍夫写的一篇文章被人举报了，文章的内容与当时波兰人起义反抗俄罗斯统治有关。举报这篇文章的就是后来发表了他的主要作品《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俄国导报》的主编卡特科夫，卡特科夫可以说是他的冤家。《时代》杂志被查封，当时他的经济和事业都寄托在上面。他又办了《时世》杂志，哥哥突然死了，使他失去了经济后盾，他可以不继续办杂志，但他赌了一把，他预支了姨妈给他的那一部分遗产，全部投入办杂志，结果办了几期就不行了。这时候他负了很多债，不但他没有了哥哥的经济支持，还要养活嫂子和哥哥的三个子女，还要还哥哥以前欠的债。
九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的著作
到第四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面对危机，他只能依靠写作为生。有个出版商给他设了个圈套，约他写一部这篇小说，如果他不能按时交稿，就可以在九年的时间内发表他的作品不付给他任何报酬，这样他就完全没有收入了。当时《罪与罚》《赌徒》面临交稿，他无法按时写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朋友米柳科夫向他建议，咱们有许多文学界的朋友，找几个来，每人为你写一段，然后你一攒一改就行了，他说我不能干这种事。不然就找个速记员，速记当时是个新兴行业，你说什么，让她给你记，这样快，结果因为这个事他第二任太太出场了，第二任太太是一个比较出色的速记员，他虽然因此度过了《赌徒》直接带来的难关，但是他的财务状况没有丝毫解决。因为他第一任太太和哥哥去世给他留下的包袱，包括他的嫂子和哥哥的三个孩子，侄子侄女，还有前妻留下来的继子，要我说他们是一些没良心的人，这么困难还逼他，向他要钱，他稍微有点稿费都分走了。
他没办法，订婚后有一天去他太太家，彼得堡的冬天多冷啊，看给他喝了好多热茶怎么还不行，一看他没穿大衣，嫂子向他要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把大衣当了。
看来实在不能待了，他就和太太以蜜月旅行为由出国了，为了躲债在国外待了四年没回国。他们在国外的生活非常艰难，例如意大利，这时他太太快要生孩子了，意大利的那种炎热简直是人间地狱，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文学创作却迎来到了高潮。后来他觉得不能继续待在国外了，创作源泉枯竭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夫妇就带着孩子回国了。
在第五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的衣钵，1871-1881》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后的地位改善了，他的创作也成熟了，思想也成熟了。他依然跟以赫尔岑、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无论怎么流变都是这一脉下来的激进派藕断丝连，他的倒数第二部长篇《少年》发表在民粹派的刊物《祖国纪事》上，民粹派是激进派的一个变种，他一直认为他与激进派最大的分歧在于激进派不讲道德，没有道德观念，没有宗教情怀；民粹派相对有一个进步，它接受基督教的道德观念，但是不接受基督教信仰。他希望跟民粹派有某种和解，尽量继续引导民粹派人士，后来他失望了。在“走向人民”运动失败以后，即大批民粹派前往农村，跟农民结合，启蒙农民，最后失望而归，结果他们转向极端，变成民意党，开始走暗杀的道路，这时候他对激进派不再有任何幻想。《少年》时还是有某种幻觉，《少年》之后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集大成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实际是阿廖沙前传，在书中作家说我写这个人必须从十三年前开始讲起……
值得再说一下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前二十天。托尔斯泰有一个堂姑，想方设法通过别人认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想认识托尔斯泰。当时托尔斯泰已经隐居在亚斯纳雅波良纳，与世隔绝，所以他很想了解这个人。他和托尔斯泰有过一次失之交臂。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办了个系列讲座，他每期都去听。有一次斯特拉霍夫也去了，但是那次斯特拉霍夫躲躲闪闪鬼鬼祟祟的，好像有什么事儿，讲座结束后斯特拉霍夫说托尔斯泰也来了，但千叮咛万嘱咐不能让别人知道，听完讲座后就先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惊讶和失望，他至少失去了一个亲眼仔细观察托尔斯泰的机会：“可您为什么不悄悄地告诉我谁跟您在一起？”他责备地问斯特拉霍夫。“我至少可以看他一眼！”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想跟托尔斯泰有所接触，至于接触之后干什么不知道，这套书里面多次提到主观上、潜意识中，他有跟托尔斯泰在文学上竞争的意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之前不久，托尔斯泰的姑妈把他请到家里，因为与托尔斯泰在宗教观点上有分歧，托尔斯泰当时已经放弃了基督教信仰，他姑妈非常失望。她与托尔斯泰一直有通信联系，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找来，要向他倾诉这些事情，她把托尔斯泰的信拿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还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拿走了抄件。后来斯特拉霍夫也想了解这事，还专门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抄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笔记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能够自我崇拜到什么程度”，说的就是托尔斯泰，如果他不死，对托尔斯泰的想法或者会在作品中表现，或者会在《作家日记》中写出来。
约瑟夫·弗兰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之初就声明：“我所写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传记，或者说，即使它是一部传记，那也只是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因为我不是从生活写到作品，而是绕道走了另一条路。我的目的在于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这一目的决定了我对细节的选择以及我的视角。”的确，弗兰克的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不如说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传记，因为它没有编年史一般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而是无一遗漏地详细解读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所有长短篇小说和《作家日记》，甚至还有他写的文章。可是，读者不得不承认，弗兰克写出了一部个人成长史、社会变迁史和文学创作史，通过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把这三方面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读完弗兰克的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我们不仅更深刻地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且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了十九世纪中期俄国的历史。最后，就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也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史。
意大利艺术家用拖拉机在大地上制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像
02
刘佳林：
陀斯妥耶夫斯基与俄国社会文化史
戴老师提到弗兰克不认为这本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传记，我的理解是，弗兰克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传。作家传和一般传记的区别就在于，不仅要写作家这个人，还要写这个人怎样成为作家的历史，写他创作作品的历史。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好地呈现了一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成为伟大作家的过程。从传记的角度看这部作品，我想谈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看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非常深刻地领会到弗兰克努力揭示的一个重要内容，即一个伟大苦难者的作家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承受的第一重苦难，是在1849年因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捕，经受了假死刑，之后流放十年；第二重苦难，是癫痫病对他的折磨；第三重苦难，是作家内心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矛盾，两者在他的意识中不断激烈的搏斗，让他经受精神的磨练。这三个方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中都得到充分的呈现。
这里仅举一例，1849年经受假死刑对他造成的影响。直接面对死亡而后死里逃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难得的经历，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在《白痴》中讲述了这个故事，但他始终不会忘记这个经历。第五卷中写到，1878到1879年的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诗人雅科夫·波隆斯基家做客，波隆斯基家在谢苗诺夫校场边上，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假死刑惩罚的地方。波隆斯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带到窗口，指着外面说问他，是否认识这个地方。“认得！……认得！……当然认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把1849年受难的情形详细地讲了一遍，然后陷入了沉默。这时候波隆斯基安慰他说，好啦，一切都过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低声反问：“真的过去了吗？”
这已经是187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881年去世的，去世前三年这个事情一直还在他心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苦难者的形象，在弗兰克笔下得到很多的描绘，以至于一些读者，尽管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喜欢《群魔》，不喜欢他的政治观念，不喜欢他犹太主义的思想。但是，只是因为他经受的这些苦难，他们从心底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
刘佳林
第二，弗兰克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展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国的历史、现实，文化、思想、精神、信仰之间一种宽广而亲密的联系。我很赞同戴老师的观点，我们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个作家放在一起论说时，喜欢用广度描述托尔斯泰，用深度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他的广度，这种广度可能在某些方面托尔斯泰也不及。
《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卷本对这部分内容有充分的描写，我举个例子，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由于他对俄国历史、现实、文化、精神、思想等把握的广度，进而带来了他对俄国文学的深刻理解。第五卷中提到，1880年5月下旬到6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莫斯科参加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在这个仪式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屠格涅夫有个竞争，屠格涅夫先发表演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天再讲。弗兰克用很多笔墨，作了很多渲染，来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理解。他充分地阐发了他所理解的普希金的意义。第一，即使是在普希金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一般文学史家看来还是模仿西方的阶段，普希金已经表现出他的俄罗斯品质。陀思妥耶夫斯基阐释了普希金的作品《茨冈》中的阿乐哥形象，他认为阿乐哥是俄罗斯大地上的一个不幸的漂泊者的形象，彼得大帝改革之后这种形象就在俄国出现。普希金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形象，后来又在《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中，通过奥涅金的形象，进一步塑造刻画了这个不幸的漂泊者的形象，成为俄国文学经常出现的多余的人的形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第一重理解。
第二重理解是，普希金写《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时候塑造了一个俄罗斯女性的形象——达吉雅娜，最后达吉雅娜拒绝了奥涅金向她的求爱，因为她已经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将军。很多人不理解达吉雅娜何苦要忠诚于年老的将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达吉雅娜是普希金笔下的俄罗斯的灵魂，她对奥涅金的拒绝，对婚姻的忠诚，源自俄罗斯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不幸基础上，哪怕那个人是一个年老的将军。“幸福不仅仅是享受爱情，幸福还是最高的精神和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对普希金与俄罗斯精神进行了准确的关联。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阐释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他揭示出普希金作为伟大的诗人，在整个俄国文学、文化历史上的先知地位。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这个广度，他对普希金的理解是不可能这么深入和准确的。所以他在莫斯科的演讲引起了轰动，当时所有听众纷纷拥抱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破解了普希金的秘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能破解普希金呢？屠格涅夫也在破解，很多作家、评论家都在试图理解普希金，为什么唯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取得了成功？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广度，他把自己的创作跟整个俄国社会文化史结合起来，因此他才能理解普希金在俄国的地位和意义。
第三方面，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充分证明了全世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思想的艺术家。当我们在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偏重于他作为艺术家、小说家的一面，有时候我们会说他是一个思想家。如何来让读者理解作为思想的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呢？弗兰克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整个的创作历程揭示了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艺术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很多思想，其实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抽象观念、哲学上的东西，而直接根植于俄国社会。
《地下室手记》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作品，弗兰克就是从《地下室手记》开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的。他从《地下室手记》切入，试图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当中很多观念升腾而形成的幻景，如果不把这些幻景放在历史环境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就成了一个幻想家、心理学家、哲学家，而一旦放在俄国现实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的艺术家。
莫斯科地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站
03
糜绪洋：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俄研究与在中国影响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苏联、俄罗斯的研究状况，可以标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是他刚刚逝世之后到苏联建立之间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白银时代，那时俄罗斯诞生了很多哲学家，尤其是宗教哲学家，比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洛谢夫、舍斯托夫等，他们对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俄罗斯经典作家进行了各种阐释。这些著作，与其说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念来阐述作者自己的思想，但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深度的发掘，至今是后世很多学者的严谨研究所不能企及的。
1921年，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这对主办者而言还是颇为尴尬的，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很多方面跟他们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没想到革命成功后，第一个要庆祝的大作家诞辰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当时的陀学研讨会，在同一张桌子的两边还能坐着立场截然不同的人。一边是别尔嘉耶夫这样的宗教哲学家在大谈陀氏的启示意义，另一边坐的是卢那察尔斯基，苏俄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说着新政权应如何批判性地接受陀氏的遗产。不过好景不长，宗教哲学家们一年后差不多都被送上“哲学船”驱逐出境了。
但也有一些学者没有出席这场研讨会，比如形式主义文论最重要的传人巴赫金，当时他已在酝酿自己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稿。几乎要到半个世纪后，历经无数磨难，他的论著才会被人重新发现，彻底改变了陀学研究（确切地说，是一切文学研究）的格局。
官方试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包装成一个书写“被侮辱与伤害者”的革命受难者，而对于他们不喜欢的部分，则要么变形一番塞进官方体系，要么进行严厉批判。二三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著作尽管为数不多，但还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除了许多后来成为经典的研究著作外，陀氏手稿、书信的整理也在进行。1935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最不受当局欢迎的《群魔》。此事在主流媒体上引起大争论，最后已出版的书被收回，出版社领导和编辑承担了毁灭性后果。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多只是个“不方便”的人物，现在他开始变得“危险”了。
糜绪洋，俄罗斯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俄语译者
战后苏联的文化管控一度有所松弛，但1946年日丹诺夫对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的批判（那句著名的“一半是修女一半是荡妇”即诞生于此时），在文化界引起非常大的连锁反应，1947、1948年，多利宁和吉尔伯丁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受到批判，结果从1949年起一直到1956年，持续七年时间苏联没有发表、出版过一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或专著。
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几周，苏联宣布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当年官方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以巨大的印数发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卷文集。这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苏联得到了部分平反，作为一个文化史现象，它与赫鲁晓夫的解冻进程是密切相关的。
19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50周年，苏联在官方层面上举办了非常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尽管仍免不了按照官方立场重塑一个苏维埃作家形象，但苏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可以在这一年划一道分界线，“后71年代”陀学研究著作的数量开始井喷，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有学者统计过，在俄罗斯的论文网站上（类似知网）用题名、关键词、摘要检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果是从2016年起，每年发表的文章都超过一千篇。若再算上未稍稍提及他的论文、专著的章节等，这个数字差不多要乘以六。换言之，一个人用一年时间也看不完俄罗斯学界一年内产生的陀学论著。
1971年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现代陀学”奠基性巨著三十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开始由苏科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着手编纂出版（从1972年出版第一卷，历时十八年，到到1990年才出齐）。这套全集的编者都是顶尖学者，比如主编弗里德兰德尔，中文世界翻译过两本他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世界文学》，但其实他最大的学术成就是主持了这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许多顶尖陀学家都放弃了个人功名，全身心扑在了《全集》的校勘和注释编写工作上。
我们知道，中文世界也有《鲁迅全集》《茅盾全集》等，但它们和苏联学者编的各种作家全集完全不一样。翻开三十卷陀氏全集，可能首先就会被那种密密麻麻的观感震撼。每部长篇小说所附的注释都比正文还要厚。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某处提到伏尔泰说过什么，那注释不会简单写一句“伏尔泰，生卒年月，法国思想家，著有这书那书”就完了，它会很详尽地论述这里指的是伏尔泰什么著作中的什么话，陀氏对伏尔泰的哪些思想接受，哪些思想不接受，他在人生不同阶段对伏尔泰的认识有什么变化，等等。
弗兰克的传记写作差不多也是与三十卷同步，第一卷出版于1976年，第五卷出版于2002年。如果大家在阅读时仔细从文献考察的话，会发现他前几卷还得自己做很多细节考据工作。而到后两卷，这些事情省了大半，因为三十卷全集的编纂者都帮他做完了，他只需直接引用他们的成果即可，可以把更多精力花在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上。可以说，他是从巨人的腰上逐渐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
差不多在十年前，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二卷的中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就是以三十卷全集为底本。当然严格来说并不全，我粗略统计过，《作家日记》大概只收录了三分之二，而书信光未收篇目的目录就有16页（当然其中多数可能都是不重要的事务性便笺）。手稿、笔记完全没有收录，题解只有文学作品有，且都是很简要的摘录。即使如此，也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所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手稿，中文世界基本尚未翻译过。弗兰克的传记里面引用、论述了不少，这可能是目前在中文世界能读到最多陀氏手稿的地方了。手稿为什么重要？首先可以通过它知道一部作品从作家脑海中几个构思发展到最后成型的整个创作过程。再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观念在文学作品往往是通过角色之间的对话，以间接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他在手稿中，则以命题的形式非常精确地写出来，因此两者之间往往可以互作参照。
2013年开始，普希金之家的学者又开始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二版，总共三十五卷，目前编了九卷。新版新在哪里？一个是文字部分重新校勘，另一个是题解、注释大大丰富，补充了许多苏联时期需要规避的内容，以及近几十年来陀学研究取得的新成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七卷《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七卷《罪与罚》的注释部分，一共800页，前300页是《罪与罚》的三版创作手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字迹非常潦草，尤其在打草稿时，手稿识别专家会识读这些天书，包括被他划掉的词句，也会在脚注中得到体现。之后100页都是关于版本学的，作家生前出版的各个版本的《罪与罚》中，某个词某句话有过哪些改动，全都会罗列出来。随后的400页就是注释，一开始是题解，交代小说的创作过程，当时思想界、新闻界的热点议题，这些议题和《罪与罚》诸多母题的关系，以及《罪与罚》发表后俄罗斯报刊上的评论，最后是小说的后续影响，不仅包括对俄罗斯文学、世界文学的影响，也包括对影视、戏剧界的影响。题解之后，就是对具体文本的逐行注释。
但是，这么一部包罗万象的皇皇巨著，印数才700册。而1973年第一版的《罪与罚》注释卷印了20万册。现在编这么一套严肃学术书的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资金非常之少，参与者基本都是在“用爱发电”，资金不到位，好学者流失非常严重。过去普希金之家是苏联陀氏研究毫无疑问的头把交椅，现在很多人未必还这么想了。但大家还是东拼西凑（无论资金还是人员），努力把新版全集编下去。
新版全集，还新在校勘。严格来说，陀氏并非校勘难度很大的作家，因为主要作品在他生前都发表了，也就是说都有定稿。难度较大的主要是手稿、笔记、书信等。当然作家要是泉下有知，可能会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本来就不是写给你们看的，你们何必自寻烦恼。
举个例子谈谈手稿重新校勘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白痴》里有句名言：“美拯救世界”。当然，这句话也不是作者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两位主人公的对话慢慢引出来的。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这个“美”到底是哪种“美”，作者本人是否同意这个观点，小说中其实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我们在《群魔》的手稿中发现了这么一句话：Mir stanet krasota Khristova，严格来说这句话语法并不严谨（在手稿中是很常见的），可以理解为“世界将变成基督的美”，也可以理解为“基督的美将变成世界”。从1935年这段手稿第一次公布至今，关于这句话写了无数研究著作，尤其比如是讨论作家的美学观的“进化”——在《白痴》里还只说美拯救世界，到《群魔》就强调是基督的美，且它还要变成世界云云，甚至还有学者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这句话。结果最近校勘学家发现，这句话一直被读错了，其实这句话是Mir spasaet Krasota Khristova，“基督的美拯救世界”。换句话说，就因为过去的校勘者看走眼了两三个字母，导致一整个错误的学术传统延续了七十多年。
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就文学界而言，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没影响谁，可能还比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了谁简单些。即使最痛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尔基和纳博科夫，若是深究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们两个人创作的影响来，他们自己看了也要发抖。比如刘佳林老师就此专门写过一篇论文，叫《纳博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电影界，比如所有文艺青年心中的神塔可夫斯基。今年年初魏东老师推出了一本《塔可夫斯基父子》，讲导演塔可夫斯基和他诗人父亲的人生经历。书中大量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塔可夫斯基父母亲和对他本人的影响。有人说塔可夫斯基是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导演，虽然他没有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想要改编《白痴》，但计划没有实现），但在精神结构上或许是最契合的。
举个例子，他拍过一部科幻电影叫《索拉里斯》（旧译《飞向太空》），改编自波兰科幻作家莱姆的同名小说。莱姆今年很火，因为他的作品被系统性地译成中文出版了。电影拍出来之后，莱姆一看气得不行，我写的是科幻小说，你倒给我改成《罪与罚》了。多少能从侧面反映出塔可夫斯基创作的精神底色。
《塔可夫斯基父子：阿尔谢尼与安德烈》，[俄]马克西姆·古列耶夫著，张晓东译，文学纪念碑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
国外导演，改编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也不少，维斯康蒂的《白夜》，布列松的《梦想者四夜》《温柔女子》，黑泽明的《白痴》，大家都耳熟能详。不久前刚在上海办过影展的当代土耳其导演努里·杰兰（通常被误译作锡兰），他的《冬眠》说是改编自契诃夫的两个短篇，但里面也有来自《白痴》的段落；新片《野梨树》里的许多哲学争论，明显也来自陀氏。
最后粗粗谈一下陀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对中国近代文学影响最大的陀氏作品，主要是《穷人》《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伤害的人》和《罪与罚》，这种取舍至今仍不乏影响力，比如《被侮辱与被伤害的人》远非他最重要的作品，却往往被收录于各种名著名录中，再版频率远高于《群魔》，甚至《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更为辉煌的作品。看民国时各位大家对陀的评论，感觉他们读过的一手材料可能也仅限于此，其余更为高深者，往往都是借助勃兰兑斯、昇署梦之类当时流行的二手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起他们重视的，主要是他的革命受难者身份，以及他创作中对“被侮辱与被伤害的人”之同情，至于更为深刻的政治、哲学、宗教主题，通常不是被刻意回避，就是过于沉重，超过了他们的承载阈值。李泽厚先生所云“救亡压倒启蒙”的倾向，也体现在了对陀氏的接受上。
那个时代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最深刻的，可能还是夏氏兄弟。今年陆续出版的二人书信集中有许多关于陀氏的零散论述，能看得出他们认真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作品，且有自己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夏志清衡量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准绳，甚至张爱玲这样我们通常以为与陀氏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家，他都能拿陀氏来比附。
最近在为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第十一卷《群魔》的注释部分搜集一些有关《群魔》在中国影响的材料。因为历史的原因，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出现得相当晚，因此可能大大地减少了它在中国本应有的影响力。但还是能例举一些作品，或许是受了它的直接影响，或许至少与它形成了有趣的呼应，比如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新生代作家周恺的《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