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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期: 2018-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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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新秩序

  三千年来,中国华夏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帝国王朝兴衰史。秩序基本是通过对国内的统治而建立。尽管北方游牧民族或局部或整体威胁到中原中央王朝的稳定,甚至曾发生改朝换代的历史大动荡、大变动,如蒙元、满清取而代之建立一、二百年或两、三百年的新封建王朝,但也算是中华帝国王朝兴衰历史剧变奏曲。基辛格在其《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一书也是这样叙述:“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但每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均自称是在正统地重建颓败的合法体系。”

  中国原有秩序体系被挑战和摧毁始于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大炮和战舰对准老中华帝国,“鸦片”仅是敲门砖,随后涌来的是一切“洋货”——工业舶来品。经过较量,中国人终于“承认”工业、技术、经济、军事、政治、教育、文化等“事事都不如人”。国土沦陷,山河破碎,整整一百年,血和泪的教训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各阶层精英,都在思考、学习、探索如何重新建立“国家安全”的“新长城”,如何构建中国新的“社会秩序”。

  满清的同治中兴、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这些年来历史教科书几乎都一致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错误的“国策”。我们暂时不做“概念”的分析和“哲学”的思辨,反正洋务“已经”失败,满清也已消亡,历史也做了终极的结论。但,我们必须看到东邻兼仇敌的日本,它们的“洋务运动”非常成功,在后来的一百多年,一次又一次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侵略亚洲各国,甚至挑战“世界秩序”的缔造者——欧美国家。无论日本口头多少“普世”的描叙,但它从来并没丢掉“和魂”。洋务运动和满清政府为什么彻底失败?无论如日本天皇维持“道统”,还是英王室维持并遵守宪政,成败与否在于统治者集团在关键时候是否真正以国家利益为首位。满清对广大民众,对代表主流价值的汉族知识精英和官员处处防范,内心潜在双重惊慌与深层敌意,“宁赠外敌,不赠家奴”的思维习惯最终是毁灭了满清统治集团。

  二十世纪是变革、动荡、发展的伟大世纪。

  任何有意有志构建中国新秩序的社会集团、党派人士都不能沿袭建立新封建王朝的老思路。辛亥革命护国护法运动的革命党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他们自己都不敢或不想当“皇帝”,也不准再有人想当“皇帝”。任何中国新的执政集团都必须考虑世界新潮流,为中国的新定位。当然必须考虑历史—时间的纵坐标,也必须考虑国际——世界空间的横坐标。不考虑国情,新政治结构难以稳定,国家缺失竞争力,更无法立于国际民族之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民权——揉合了国家利益的立场,资本主义的手段和民众全体与个人的权利。当他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外交内政方针和组织路线,更是包含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

  其实,民国初期许多地方军政强人,也如同孙中山先生,在各省推行“新政”,教育、卫生、实业、交通,诸多领域发展都取得可喜的成绩。救国与爱民都是地方领袖人才施政的主旋律。这些人大多有旧学功底,又出过洋留过学,靠枪杆子保住地方政权。不少人也接触接受各种社会新思潮的时髦东西,同时也聘请俄国人、日本人、英、法人士当军事经济顾问。不过,孙中山先生及其追随者希望的是国家的统一和富强,地方军政强人在未成为或无法成为国家利益代表者的时候,他们看重的是地方利益与保住自己个人的实力。现在回头看,地方军政强人即以往称之为地方军阀者,他们在全国各地如东北、山西、云南、四川、广东、广西有效管治,确实促进地方经济、文化、教育进步与发展。但,因为他们各自的地盘利益,妨碍和影响了中国统一的有效管治,拖住了国家真正的强大与复兴。因而,外国列强伺机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更得以在东北、华北展开一连串军事行动,甚至赤裸裸对华发动全面战争。

  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先生之后的国民党领袖,提出一个国家、一个命运、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口号,虽有其个人独裁之野心,但也有中国内部政治分裂现实的考虑。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决裂,不是将工农大众作为自己和国民党的执政基础,他重视的是江浙资本和各地实业资本家。应该承认,中国三十年代民族工业飞速发展,是日本侵华中断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在展开整合各半独立半自治的地方政权和“剿共”的连串军事行动过程中,国民党抛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中国国情特殊,中国社会发展之阶段结合国家管治方式有效实施的过程,在国家内外不存在军事危险和威胁之前,必须实行军事管理政治。在此之后,也必须经历训导监督政治管理的过程。最后,国家才可以实行真正的宪政,按中华民国国家宪法程式和程序进行管理,全面接受西方现代国家政治模式,党派轮选,还政于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各地军阀和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除了汪精卫投日派之外),都自动自觉参加抗日,服从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共产党与国民党也实现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此时,中国执政当局难得在分散分裂各自为政的二十六年后,在国难当头的大背景,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实现了国土虽大部分沦陷,全国军民却有效团结统一的战时秩序。抗日浴血苦战的十四年,前六年是半内战半抗战,后八年是枪口对外,一致抗战。中国军民顽强斗志和旺盛生命力,向全世界各民族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勇敢、坚毅。中国几千万民众伤亡,几百名战士牺牲,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几百名将军洒血沙场……这段历史证明,告别传统封建国家模式,在近似于现代的国家模式下,中国政治家、军人、人民有建立自己“秩序”的新能力。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透过麦克风,用浓重的湖南乡音,铿锵有力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中国新秩序的再一次开始。六十七年来,共产党的中央管理架构几次调整,但整体基本不变。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现在已成了“正统地重建颓败的合法体系”。中共中央共和国中央政府一直掌握大局,一直是统一进行管理,所以中国的社会大体上秩序基本稳定。但是,六十七年来中共中央和年青的共和国已经经历若干大危机;现在,也有许多困惑的问题。分析这些危机,剖析这些困惑问题,将有助于晚上和巩固中国新秩序。

  本文,是“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新秩序”系列文章的前言。系列文章,将对中共的思想组织路线、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进行分析梳理、批评、建言。中国新秩序的建立非常重要。中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但是,只有世界各主要国家、地区“保存自身价值”的体系自序,才能在这基础上,建立“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也是基辛格博士所认为的“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觉和理想的秩序观”。当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我认为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化,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努力方向”。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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