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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革命

日期: 2018-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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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自己的玩笑:我出生后第二天,耶稣诞生,然后是毛泽东。其实,出生的日期是个人“琐事”,出生的年份是历史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年,母亲怀着肚子里的“我”,从香港回家乡,迎接解放,参加革命。我们初中的语文老师,给这些共和国同龄人的命题作文赫赫有名,“我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时间过得很慢很长,历史却好似很短,共和国成立六十七年了,中国社会仍徘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习近平主席最近教导大家:“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也说:“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至社会主义改造,从社会主义大建设又转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新秩序建立与变异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在构建新秩序过程中,中国人流汗、流血、流泪的阵痛时期。北京宣传部门明确提出“两个三十年不互相否定”,但如果对历史具体问题有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那就应该认真对待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思想遗产与历史功过。无妨引用基辛格博士的原话,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21世纪世界秩序的关系”。

  我们不赞成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的斗志和信心。也反对回避历史人物大是大非而津津乐道正面人物的缺点,淡化“汉奸”的历史负面作用而喋喋不休其所谓“人性”。现在也有一些有意无意抹杀中国共产党“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潮。其要害在于没认识中共伟大历史贡献在于“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见习近平2016年7月1日讲话)

  新中国诞生之时起,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主要内容:(1)“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2)“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先清除外国在华残余势力,取缔西方列强在华特权,巩固新的独立与主权,为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奠定基础;(3)“一边倒”,就是在外交上坚定站在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使之在对外交往不致于处于孤立无援地位。在此原则下,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内,就有十九个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其中亚洲7个:朝鲜、蒙古、越南、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欧洲12个: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东德、阿尔巴尼亚、瑞典、丹麦、列支敦士登和瑞士。五十年代与中国建交还有十五个国家,其中亚洲8个、非洲5个、欧洲2个。六十年代与中国建交国家共十八个,其中包括法国、古巴等。

  七十年代的大背景是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陆续与中国建交国家达六十七个,其中包括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在内的十三个亚洲国家,二十三个非洲国家,包括意大利、奥地利、英国、荷兰、希腊、西德、西班牙在内的十四个欧洲国家,包括加拿大、智利、墨西哥、巴西、美国在内的十三个美洲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五个大洋洲国家。(备注:八、九十年代又另有四十九个国家与华建交)

  从解放后至70年代,中国与临近国家及其他国家签订合约大约120个。最早是1950年2月14日与苏联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动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另外是1952年6月1日,中日签订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最后的是1977年7月7日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和1978年8月12日,中日外长在北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央政府通过外交政治,使中国国际地位逐步得到肯定;它又通过国内制度设立,确保地方政府绝对服从中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全国分为30省,1自治区,12直辖市、5行署区、1地方、1地区。直至1967年区划多次调整,基本固定为22省、5自治区、3直辖市等30省级行政区。根据1960年的统计,全国有52个地级市,管理领导243个县。除了中央政府,新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有稳定的省、地市、县、镇、乡五级政府政权,基本上是有序有效施政。

  在五十年代,中国发布的国家法律有二部。(国务院发布的不算,人大发布的才是国家法律。)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发的第一部法律,“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部法律现实意义很大,历史影响深远,有效保证了婚姻的神圣和家庭的稳定。1954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性质、根本政治制度、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它体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它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应该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当时它既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法律保证。宪法的颁布强化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也大大调动全国人民拥戴和保护国家秩序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后来的十年、二十年,《婚姻法》一直较好贯彻,“五四宪法”却逐渐被弱化,甚至抛却,对中国已经稳定的秩序带来冲击和颠覆、否定。(1982年的宪法修订与规定,才较好恢复法制秩序。)

  在五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共产党统管的大陆和国民党占据的台湾,军事对峙,双方摩擦,但基本处于非战争状态。但是,中国对外却参与了三次较大战争。

  五十年代初期抗美援朝战争中,总计240万人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轮战方式入朝部队共计190万,补充兵源近50万。以2000年10月16日《解放军报》某篇报导,各省市区统计志愿军在册烈士为171705 人。另外方面的不完全统计,负伤、失踪、被俘等约30多万人。中国为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共消耗作战物资560 余万吨,战费62.5 亿元人民币(当时约为25 亿美元)。1950年中国国民总收入仅508.75亿人民币,抗美援朝直接军费占了整个国家1950年总收入的13%左右。(美国阵亡54246人,加负伤、失踪、被俘总计172847人。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公布“联合国军”伤亡总数是147万余人,美国韩国官方公布为113万余人,美国的战费是400亿美元,消耗物资7300余万吨。)抗美援朝战争双方都不是胜利者,最后和谈停战却稳住东亚军事政治平衡。中国军民付出重大牺牲也换来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意志和力量的尊重与重视。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向越南派出的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人员32万余人。解放军官兵1100多人阵亡,4200多人负伤。中国对越援助达200亿美元左右,其中无偿援款93.3%,无息贷款占6.7%。当时这笔巨大对越援助,约等于1970年中国国民总收入的28%。这一场战争是以美国失败告终,中国尽了“同志加兄弟”的国际主义义务,间接也显示了新中国的国防综合实力。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一结束,中国马上撤兵,没在这些国家驻扎军队人员,这证明中国出兵参战并不是出自本国自私的意图,至少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道德制高点”。

  六十年代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中国边防部队阵亡722人,(其中军官82名,士兵640人)负伤1697人;伤亡总数2400余人。中国军队军事上无疑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曾深入印方战略后方阵地却主动快速后撤到战前的实际控制线一侧。实际上到五十年后的今天,印方仍非法占领大片“有争议“的中国国土。中国是伟大的和平主义者。

  三场战争,证明中国不是扩张主义者,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绝对是“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抗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也是这三场战争,稳定了东亚、东南亚、西南亚地区的多方平衡稳定格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向西方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被外敌列强欺凌侵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五、六十年代中国先借助苏联援助,后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开始“两弹一星”伟大工程,使中国加入世界核俱乐部。这种威慑力量不因中国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削弱,反而因为后发制人的战略思考及表现中国人的东方智慧而取得国际不同政治军事力量的理解与尊重。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国际安全与国内秩序的相对稳定,“两弹一星”功不可没。我的办公室,一直摆放着小波尔的学生兼朋友、中国核物理专家、世界核反恐理事会理事杨福家院士赠送的金色照片:两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历史见证。

  邓小平生前评价历史功过上,认为毛泽东是“七三开”。一般的评论者又以一九六六年作为毛泽东功过的分界线。如果评价只在大是大非,或者宜粗不宜细,肯定站得住脚。但是,再深一层应该还有进一步思考探讨的地方。

  我的出生好像给家族带来新的希望,又伴随着不少麻烦。为我接生助产的,是我母亲的姨母,她是注册的助产士。姨祖母是大美女,她的丈夫好像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最近在网络上检索一下,唯一可见的报导是抗战中期曾率领粤西某地部队阻击日本兵,打了一个小胜仗。抗战胜利他思乡恋家,脱离军队回汕头,似乎还受国民党部队军法处罚。他在汕头车站谋站长一职,享受和平的生活。解放前夕,他率部反正,委为副站长,镇反运动即成镇压对象。我母亲向其上级工作队队长反映:此人解放前思想进步,同情劳动人民云云。结果无效,她姨丈被枪毙,母亲被锁定为阶级立场不稳份子,不宜在革命队伍工作,另安排当小学教师。五十年代因父辈“问题”影响子女的升学尚不严重。母亲的二位表弟、二位表妹仍可升学,一个甚至读北京工学院,他们虽然一辈子背着十字架,如履薄冰做人,总算当了总工程师、小学教师、舞蹈演员和医务人员。

  另一案例:广东土改时,当时叶剑英、方方从广东实际出发,认为执行《土改法》时,要保护华侨,保护商业,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却同意中南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判断,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于是,从各省市抽调7000干部南下广东督战,粗暴处理原来的广东土改干部队伍。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与共产党风雨同路的庄世平老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在泰国崇实中学、新民学校培养一大批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学生。我的外祖父和叔公都是他的老同事和朋友。庄老创办“南方人民银行”,任职香港中行,创办华侨商业银行、南通银行。周恩来总理对他的评价是:“潮汕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两个经济人才,一个是理论的许涤新,一个是实践的庄世平。”但土改时期,庄世平的家族在潮汕普宁,几乎全部都评为专政对象的富农地主,家族财产一律充公没收。“令人不解的是,庄世平一家兄弟六人,每个兄弟又有儿女数人,合共三十多人,但分在名下的土地仅一亩多,竟然也被评为地主。”方方原是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也是庄世平的长辈,更是革命工作的上级,因对广东土改政策持不同意见被冠以“农民运动右倾”、“地方主义”帽子,降职降级处理。毛泽东在亲自出面处理,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后来,方方夫妇文革开始即被批判关禁,方方1971年9月21日含冤逝世。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每次全国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都在家中“亲切接见港澳代表郑铁如和庄世平”,庄世平常反映一些尖锐问题——“诚如华侨和港澳同胞”、“受冷眼以至敌对”,“侨眷中开展阶级斗争有扩大化和过失作为等等”,周恩来的回答总是干脆的:“一定要派人查办”,“中央注意到了”,但“常常会在大义凛然的愤慨中,有时流露出一丝丝忧虑。”

  二个案例说明什么呢?尽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整个思想政治路线明显过于左倾激进,在取得政权后不是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以法制建设为主导,几乎所有政治运动都有违反法制和打击面过广的现象,特别是土改、肃反、反右一连串运动都严重存在左倾,这不利于国家与社会和谐稳定。土改后,毛泽东派陶铸取代方方。在反右时,又把广东地方主义与反右斗争结合,搞出“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受迫害广东干部达2万多人。相似的还有福建、四川等地,许多解放前在复杂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出生入死的地下党及革命同情者,在解放后的受整受审中蒙受冤屈长期未得平反。直到胡耀邦任组织部长,项南、习仲勋等福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才断然平反。幸运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开明稳健中共领袖起了平衡、补救和局部匡正之作用。毛泽东七分之功确因一大班开国元勋为之加分;毛泽东之过,又幸有一批“右倾”分子帮其减少“震荡”,缩小部分扩大影响之险。当然,党内也一批或品德有问题,或盲从的积极参与者推波助澜,使毛泽东的错误路线畅行少阻。

  如果说“反右”是“阳谋”,“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是发高热,那么,文化大革命确是不可思议的颠狂“行为艺术”。“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文化大革命乱的是中国,害的是中国共产党,拖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后腿,却影响不了整个世界。

  中国1959年至1961年总计死亡人数是3602.026万人。其中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史料记载:

  ①据正式统计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摘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P381)

  ②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

  (摘自:《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炎黄春秋》第2000年三期,作者廖盖隆,他曾担任中共中央党研究室副主任)

  ③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约1500万人。

  (摘自:《生存与发展》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编写,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P39)

  ④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超过平常两三倍。

  (摘自:《当代中国的人口》,许涤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P74)

  在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张闻天对大跃进出现的错误和混乱作了批评和分析。1962年彭真认为有关“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大办公共食堂是毛泽东批准决定,应负责任。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公开反对毛泽东自己对“大跃进”得失的评价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大胆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人祸),而大饥荒成因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如果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文化大革命即是“十分人祸”。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指出: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强调,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和瘫痪,非正常死人数难以统计。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1970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是1946亿人民币,十年文革废掉大约4年的生产总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以上的数据足以叫触目惊心,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共产党人,任何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中国公民都不能在历史的真实面前蒙上眼睛。在文革期间,共产党被“反革命集团”骑劫与把持,而毛泽东也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说,“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如果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打下了红色江山,那也可以这么说,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共产党人将可能会毁灭掉红色江山,然后悲壮而荒谬的“再上井冈山”。十年文革,中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亚洲经济腾飞的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又大幅度下降倒退,相对落后又拉开大距离。

  文革的另一严重后果是中华优秀文化遭到唾弃,毁坏,颠覆。人性的良善一面被粗暴否定,诋毁。如果毛泽东只是一个诗人,一位一家之言的学者,有个人偏好的论古谈今的历史爱好者,无论他有多少革命激情和浪漫情怀,无论他如何尊法家贬儒家,无论他如何“劝君少骂秦始皇”或赞美“百代都行秦政法”,并批评郭沫若“‘十批’不是好文章”,那只是代表他的观点,如1968年10月他在八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问题是毛泽东不但是执政党中央主席,而且更是“指导”全国人民的“思想家”和“一句抵一万句”的导师和领袖。到了文革,他几乎成了“神明”“上帝”。正如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所说:“这也许是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剧。只要毛泽东在思考,他们就习惯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分机器。”所以,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学问偏好和个人性格修养,不管是好或是坏,都严重影响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和心态。五千年的文明、礼仪、行为准则,都被文化大革命打个“稀巴烂”。我们?!我们的共产党,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人民,就这样都成为思想和立场非常坚定的历史虚无主义者!

  在科学工作上,除原子能科学、航天科学因国防需要得到发展外,毛泽东一本正经的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他又鄙视轻佻地说,“对于资本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0人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或作为审查对象。文化大革命又停止了大学的正常教育与招生。继反右把五十万知识精英当作粪土搞臭后,又整整一代青年学生被中断耽误学业。我初中毕业是在文革前一年,我们那一班初中同学43人,后来能完成完整正规高等教育的,除了我78年上大学,83年读研究生之外,只有原有一位同学1970年保送到华南师范学院政治系当了三年工农兵学员。胡甫臣先生写了《对建国后历史政治运动的认识》系列文章甚有功力,他的收集数据和见解广泛被学术界引用。他说,“结果,我们不但批判了、扼杀了、摧残了、许多精神文化的精英,而且堵住了新生力量的成长。更重要的是权力集中的官僚主义,(即专制主义),一言堂,使其他的人不愿用思想,不愿动脑筋,因为动脑筋会受打击,不动脑筋最保险。这就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思维。”

  邓小平语重深长的说,“这20年(指1957-19778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局面而言,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胡绳当过社会科学院院长,当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他认为,毛泽东只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对立关系,其实还有继续关系。毛泽东过早丢掉新民主主义带有民粹主义思想。胡绳主张要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建设社会主义,不是把资本主义尾巴都割掉。

  我们这一代人,不管内心拥戴毛主席还是思想上批评毛泽东,大家都读过他的著作,不可避免受其思想影响,毛泽东的诗词更是很多人的至爱。有一首真伪尚有争议的《诉衷情——赠人》,写于1974年。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有交往的作家舒群在《毛泽东的故事》纪实性小说最后一篇引了这首词,称以细腻刻划毛泽东晚年度过生日时的心境。陈晋在其他文章予以否定。他称:该词已经证实并非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但当时人们信而不疑,广为传抄,多少反映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晚年心境颇趋一致的体会和揣度,反映出广人民群众同毛泽东一样对祖国的命运表示忧虑和深切地关注。”

  王若水先生对毛泽东为什么一错再错一直错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个精辟的分析:“毛泽东不是看不到自己的错误,而是不承认错误。大跃进、人民公社本是左的错误,为了证明没错,他发动了”反右倾“,为了证明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了防止有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又发动了“批孔”、“批《水浒》、批邓。就是说,为了证明第一错误不是错误,他就去犯第二个错误,为了证明第二错误不是错误,他就去犯第三个错误。这样越左越反右,越反右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

  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袖创建了新中国,又差点儿葬送了新中国。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但关于前三十年还有许多悬念未解答,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历史又一位巨人,他对毛泽东有什么继承,又有什么扬弃?邓小平的目标很明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富起来。

二〇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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