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文化大革命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召开。“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中央权力，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邓司令部”进行斗争。《决议》指出，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一期间，文革错误的、违法的、甚至罪恶的理念和实践合法化。由于政治天平一边倒，“全国河山一片红”，毛主席为首的新党中央牢牢掌握全国大局。尽管这种混乱中的掌控，破坏了法制和秩序，却在红色的“荒原”有效管理内政和国防。
第二阶段，从“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中间发生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决议》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基本原则的结果，此事客观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一九七二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毛泽东仍然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此时，王洪文当上党中央副主席。江、张、姚、王结成四人帮，极左势力得到加强。
第三阶段，从“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又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既支持“四人帮”充当运动主将，又压制江青部分野心。他重新启用邓小平，期盼“大乱”之后“安定团结”，别有用心希望邓“制约”周。最终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借党的工作整顿、军队整顿、科学和国防科技都整顿、调整，实际翻“文革”之案；他更不能容忍周、邓合力合流，于是又撤去邓小平一切职务，指使纵容四人帮小爪牙围攻迫害周总理。全国再度陷入新的大混乱之中。
其实文革三个阶段可划成前文革、后文革二大阶段，林彪事件标志“前文革”结束，“后文革”开始。后文革政治格局最大特征就是严重失衡，且极不稳定。它不可能长时间维持平衡。表面看毛泽东在上层政治结构仍占绝对制高点，可以左右大局。但，由于早期的狂热已过，重建的“九大”新班子又“塌方”。在全党、全军、全民，人们内心深处开始怀疑毛泽东的处事与为人。在后文革时期，毛泽东不得已做了调整和部分让步，但根本的思想路线绝对没有改变。此时，后文革表面上已结束大群众运动的动乱，但中央新的委员会左、中、右共存却互不服气。毛泽东自信地利用各派各自的优势和弱点，殊不知二大派又各自利用毛泽东不同的“指令”“语录”为我所用，捍卫自己的“正当性”，无情地拆损毛泽东 “平衡术”搭建的格局。这样，“后文革”充满危机、变数，又充满机会和新的可能。文革早期的混乱现象，其负面影响严重后果一目了然。受害者、加害者、发动者、执行者尽管立场角度不一，都认为必须结束“混乱”。各方对此解释为“调整”、“改正”、“总结”、“落实”，或者冠上“纠正”、“批评”、“制止”、“拨乱”、“整顿”……种种信手拈来的政治词汇。（有时，对这些新汉语词汇真感到既“新奇”又“惊奇”，实际无奈地感到既“可怜”又“可笑”。）
为什么后文革的政治语言变得比前文革语言含糊、隐晦，这与当时路线政策修订，各派政治角逐和人物是非的不确定性有关。甚至，直到现在仍有“历史之谜”，“真相未明”一类的东西。何况，从历史思辨角度看，不论是“错中有对”还是“对中有错”，都有很多说不清的东西。
前文提到王若水先生对毛泽东错误的逻辑分析，其实是心理表层的东西。毛泽东何曾不懂“乱”与“治”的辩证关系，“乱”是手段，“治”是目的。但是，毛泽东与其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与世界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差别”是他“发明”了“文化大革命”，又创造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而，如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诠释权和权威判断只能属于毛主席。他老人家自认“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更坚信“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决议》认为“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既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允许容忍毛泽东 “悲剧”存在，那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的悲剧。毛泽东好大喜功，“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和“帝王思想”使他彻底背离自己念念有词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原则。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廿年高度集中执政所作所为，根本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快步进入共产主义；从“破四新，立四新”，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都打上毛泽东鲜明的性格烙印。史论家常说，“历史之于民族犹如性格之于个人”。
毛泽东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二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确实可以在毛主席身上看到“投影”。简单粗暴的否定与贴标签式肯定一样无知。秦始皇历史暴政虽以重刑罚、多残杀、重税赋、多徭役，更著名莫过于“焚书坑儒”，但他建立‘法制实施郡县制，统一文字、轨道、度量衡……，堪称千古一帝。’奇怪的是毛泽东对包括千万仁人志士、无数革命先烈，也包括他在内，参与创建共产党前三十年革命生涯不断奋斗，好不容易建立的新中国法制，加以破坏却多于维护。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见之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注：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552877人，复查核实改错的右派533222人，占总人数97%。但是，在经历反右、文革一系列整治运动后，加上时间因素，55万中国知识精英二十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十万余人。）我们这一代人，读马克思的文章著作，除了其历史睿智和思辨逻辑让人叹服外，他对知识的尊重热爱，以及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情怀，更感染和影响我们这些读者。毛泽东后二十年之文章虽也不乏精彩篇章，但更多是盛气凌人的霸道与歪理。他对历史文化、科学知识缺乏起码的尊重。毛泽东浓烈的思想感情有其鲜明的恩爱情仇色彩。虽然毛主席也喜欢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在他身上，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的生命真正的尊重，对大自然和宇宙规律的敬畏，真是太少太少。
毛主席博古通今，“帝王术”一类古书典籍读了不少。从六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御人”之术炉火纯青，得心应手。后文革时期却开始“撞板”，连连“碰壁”。追溯其原因，由于“攝政”不当，自林彪事变，“破绽甚多”，毛的路线策略越来越失党心军心民心。这时，要求“批林”、“批左”的呼声越来越高。
高文谦先生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官方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他对毛泽东“文革情结”研究较为深入。他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政治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批林彪不行，一批又怕否定文革。眼看文革破产，毛却不想认错服输，……与其说这是毛对自己政治理念的执着，不如说是忧惧他本人身后的春秋褒贬。”“林彪明明是文革‘左家店’的二掌柜，却硬要去批他的‘极右实质’”，“在政治上难以服人”。
毛泽东公布林彪《“571工程”纪要》，说明林彪“反文革”“右”的实质。（以“左”或“右”来作为对与错，是与非的标签是肤浅的政治形式主义。本文不为此展开，姑且按中国政治社会一般约定俗成的习惯来界定。）谁是《“571工程”纪要》的炮制者并不重要，炮制者的目的是什么也不重要，关键《纪要》内容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对文革的否定是否正确。《“571”工程纪要》是林彪小集团声讨毛主席的檄文，谴责他党内斗争做法及其政治道德。《纪要》还抨击那些令广大干部群众困苦和怨恨的政策：“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青上山下乡，变相劳改”；“红卫兵前期受骗利用，后期变成替罪羔羊”；“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变相失业”，“工人工资冻结，变相受剥削”。《纪要》提出“打倒当代秦始皇，推翻挂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真正社会主义国家”，要“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571工程”纪要》的公开第一次在亿万民众自我显露现实政策的弊端，揭示了党内斗争丑陋险恶的一面，使意识形态宣传营造的完美图景扯开裂口。但是，由于林彪等人长期以毛泽东好学生、接班人面目出现，这种机会主义的两面派政治操作很难在党内外有公信力。对此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一般都认为，“人们宁可将党内政策转变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对文革做法有保留，并在有限范围内努力缩小动乱恶果的周恩来老干部，乃至文革中被批判打倒的那批老干部身上，因为他们的政策比较明朗，他们为自己的主张付出沉重的代价，是有担当的领导人。”
林彪可以说是“战神”，在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统领千军万马战功赫赫，谁也无法否认。但，把他当作党与国家领袖来培养与对待并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他的要害不是“思想路线”正确与否，他的孤僻性格和阴冷心理，还有健康状况根本不适宜当党的领袖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林彪历史上最大的污点和耻辱是解放战争东北战场围攻长春一役，他不顾其他将领的反对，长期围困住数十万陷于饥饿威胁的平民百姓，迫使守城国民党军队内乱不战自溃。三个多月的围困，使用军事暴力，不让老百姓离开战区，结果有十万至十五万无辜民众死于饥饿。这是十足战争犯罪。历史，始终是公正的老人。林彪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他最终没落实执行“南下广州的反叛计划”。因为这样，才“避免了整个国家捲入一场更大的战祸之中，老百姓免遭刀兵血光，生灵涂炭的悲剧。”有人评价说，林立衡功不可没。其实，凭这一点，林彪也罪不该死。林彪的出逃当然尚有不解谜团。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根据事后九月十二日晚在场的某工作人员转述的，听到林彪流着泪表示：“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这句话的真实性。
毛泽东在后文革考虑维护大局，也着手在外交与内政打开新局面。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借助得益美国的战略需求和国际关系新平衡的力量，其实应该实实在在记住毛泽东和周恩来“始作俑者”之功劳。（后面的系列文章将进一步分析）在内政方面，毛泽东为安抚对连年政治运动感到厌倦民心，稳住文革败局的阵脚，而发出“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新指示。
后文革的政治格局是一本不好懂的书，资料接触多了，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和相忍为国自我牺牲精神令人感动。他委曲求全在乱局中隐忍顺守，困局中借力用力，他内与病魔相搏，外与恶魔智斗，过度劳累，精疲力竭，却抱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信念和宗旨。
高文谦先生有这样的论述：“周恩来的治国理念和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毛是以抓阶级斗争立国，用政治运动统领一切。而周则比较务实，注重国计民生问题，主张以经济建设为本。他的这种治国理念集中体现在提出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可以说，他是在中共领导层中提出“四化”的第一人和鼓吹最力者，但由于和毛治国的指导思想格格不入，一直有志难酬。”
我们家的老相片本，珍藏着外公与周总理和贺龙元帅的合影，外叔公与周总理亲切握手的合影。他们的友谊始于一九二七年潮汕七日红，它记录沉淀了南洋华侨永远心系周总理的深厚感情。这些老照片没办法成为我们家逃避文革厄运的“护身符”，但它一直是我们三代人对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不失信心的精神支柱。
邓小平1980年与意大利记者奥的娅娜•法拉奇的谈话中说：周恩来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么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对待周恩来，毛泽东和江青内心充满妒恨和厌恶，因为他们都认为这当代“大儒”是圆滑、世故、虚伪。江青是毛主席对付政敌一张王牌。毛泽东看到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更得人心，自己威望无形跌落，心怀恨意；更认为周恩来已成了他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大反对派。据说，毛对身边的王海容解释说：“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围绕四届人大组阁问题，毛泽东启用邓小平出于二点考虑：（一）抬邓排周，先把周挂起来，逐步排出权力格局，用邓取而代之。（二）借邓之力，收拾文革烂摊子；又扶植四人帮，用王、江、张牵制邓。这样，经济发展靠“右派”，继续革命靠“左派”。毛泽东希望江青与邓小平在这种权力格局中合作，就可以稳稳妥妥“抓革命，促生产”，他本人认为这样就可积极有效为文革继续护航。
事物的发展无法为毛主席全面掌握，江青等四人帮除张春桥外都幼稚无知，狂妄自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邓小平不愧钢心铁胆，“复出派”刮起各项工作大整顿的旋风，扭转常年来工业生产持续下降局面。邓小平整顿中国科学院和国防军工科技系统；整顿军队，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整顿党的组织路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毛泽东原本是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邓的深入“整顿”，势必触及到“文革”的成果，自然而然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系统全面纠正。这不单遭到“四人帮”群起而攻之，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正式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六年注定是中国当代史最动荡的一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病逝。人民群众不胜悲痛，“四人帮”压制人民的自发悼念，又加紧展开“反右倾”与“批邓”。四•五运动爆发表明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严重不满，对“四人帮”的极力愤恨与对毛泽东“愚忠”彻底动摇。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通过二个决议：一是决定华国锋代总理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1976年7月6日朱德元帅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伤几十万人；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控制拘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举粉碎“四人帮”。基本结束后文革失衡的政治格局，也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华民族的空前大灾难。
毛主席在后文革政治格局最成功的一步棋是启用了党内左、中、右各派暂时认可，并大体能接受的华国锋先生出任第二把手，公开正式确立为新的接班人。这样，在结束“文革”与开启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安全桥梁，顺利过渡。随着时光流逝，历史回顾，证明华国锋主席是一位没有个人野心的忠诚共产党人，他的厚道，他的宽容值得后人敬仰学习，他的历史功勋不可磨灭。
在失衡的后文革政治格局中，在毛泽东的思想心灵深处，他实际最看重的人是张春桥。他顶住周恩来、康生的压力，坚持不让党中央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这不是毛主席的“私心”和“厚此薄彼”，因为他确信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阐发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诱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公心”。历史的吊诡却是：毛泽东的“公心”经过自我的“发酵”，却强化了“私心”，变成“祸心”。另外，“手段”只能服从“目的”和“效果”，由于“手段”的不正确，任何良好的愿望可能引导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地狱。
张春桥与江青不象别的毛主席的追随者，一直拒不认错，也不肯背叛毛泽东。当年，张春桥审判前，说了一番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参考高文谦《晚年周恩来》P550）
研究日本历史的美国学者詹姆斯•L•麦克莱恩说得好：“研究历史是一种艺术：猜测人们的动机，评论他们行为的意义，估量我们的观察，然后从我们更深的洞察中得出结论。”因而，第三只眼睛看文革、看改革开放、看中华新崛起，以及这个伟大历史变革过程的失败与教训，是希望给香港的青年学子，中国新一辈的知识分子多一种思考历史与社会现实的新参照系。
二〇一六年八月廿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