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惟达

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东陆书院院长、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无论我们赞同还是反对，接受还是拒斥，当今世界都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尽管就全球化的概念本身及其利弊得失来说，还依然存在各种分歧甚大的言说和争议，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全球化对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社会的发展却无疑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当下，不仅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上互相依存的程度显著提高，新技术、新发明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和人们的社会交往、相互联系在全球层面上展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人们还愈来愈认识到，如核裁军、大气和海洋污染、移民权利的保护、消除贫困、消灭传染病等诸多关系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脱离了全球化的语境就无法被充分地讨论，也不可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全球化最初的主要表现是在经济方面。就像沃勒斯坦在论述现代世界体系时说过的，现代世界体系与帝国、城邦和民族国家的最大差异就在于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终于（我们将会见到）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的。” 时至今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化在文化方面的表现也开始受到社会各方（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强烈关注，与商品、人员、资金、技术、信息在全球一起流动的，还有文化符号及隐藏于其中的意义。在某些方面，全球化也带来了文化的同质化倾向。但全球化并没有解决世界上不同国家存在的诸多问题，或许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还产生出其它许多新的问题，如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一方面，全球化曾经是以西方文化为绝对指向的，它在创造了崭新的人类文明史和空前的世界整体观，显示出超越传统文明、跨越国界和民族文化差异的强大力量的同时，也造成了地方历史的非连续性断裂。另一方面，不管是由于全球化的推动或是其它各种因素的作用，非西方世界也获得长足发展。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各个国家也努力探索自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道路，以更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文化上的“趋同”和“逐异”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此伏彼起，使得全球化图景较18世纪和19世纪更加复杂。许多原本被认为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在当今社会都被贴上了文化的标签或者说“文化化”，这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新自由主义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宗教冲突对中东局势等），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全球化绕不开的话题。

　　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世界是一个运动变化的世界，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之一。在以往的政治学、经济学研究中，常常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似乎“发展”作为有待完成的任务、值得讨论的问题仅仅与前者有关，而后者的现状即是发展的最终目的。然而，如果不是把发展的概念定义为某一种既成的模式，那么，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永远存在不断发展的问题。全球化的格局也是一个全球化竞争的格局，发展不仅是为了解决国内人民不断增长的需求和产生的矛盾，同时是为了立足于日新月异的世界。“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这个经验虽然不一定能够适用于今天的世界，但一个国家落后（也就是不发展或者停滞）在竞争中注定会利益受损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为了实现更好和更快的发展，必须要求更广泛的、更充分的社会动员和更有效的社会资源配置。

　　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是社会动员的有效手段和途径，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群体的粘合剂，是一个国家、民族、群体的标识，也是其行动的力量之源。正因为如此，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就不仅来自文化本身，而且也由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所驱动。文化认同既包括对已有文化传统的认同，也涵盖对新创造的文化的认同。换言之，由于文化既有稳定性的一面，也有变迁性的一面，因此需要不断地发明传统、创造传统，以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实现其文化认同。

　　任何文化都不是封闭系统，而是有开放性的。不仅在时间中不是静止而是不断发展的，而且在空间的维度上，也不是静止的，而是有扩散性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的开放性既表现在对外文化的借取和学习方面，也表现在对外文化的输出和影响方面。在根本上，不同的文化（文明）都有以自己的方式去塑模世界的倾向，这既是文化多样性产生、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文化推广、传播的内在动力来源之一。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需要在其内部通过文化来凝聚人心，规范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另外，也自觉不自觉地向外传播、推广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文化来模塑、影响外族或异邦。中国古人说：“远人不服，故修文德以来之”，今天西方人强调文化软实力，这都是一个道理。

　　在世界的历史中，不同的文化不总是和平相处，它们之间也常常发生冲突，数百年来世界上屡屡发生的战争很多就是就是因为宗教信仰不同也就是文化冲突所引起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冲突更加频繁。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现实条件等多重原因，一种文化要改造甚或消灭另一种文化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国家内，以文化而相区别的不同民族长期并存，同样的，在整个世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也以不同的文化相互区别。这样的状况不仅有其现实长期性，也有其历史合理性。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讲，多样性是文化发展的条件，就如中国古人所讲的“同则不继，和实生物。”

　　2001年11月2日，《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0次会议通过后正式公布。宣言指出，为了“增强社会凝聚力、民间社会活力及维护和平”，“必须确保属于多元的、不同的和发展的文化特性的个人和群体的和睦关系和共处”，并“重申应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 。2005年10月20日，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规定了“所有文化同等尊严和尊重原则”即：“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前提是承认所有文化，包括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的文化在内，具有同等尊严，并应受到同等尊重” 。这两个文件大大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时至今日，虽然对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颠覆主流价值观、不利于建构国家认同、可能助长极端主义等问题并未找到适宜的解决方法，但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却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减弱，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的政治家与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研究者在谈到国际关系、族群（民族）和文化问题时依旧言必称“多元” ；而就大众传播和社会舆论而言，多元文化主义的印记也是越来越多——以往曾被视为背离社会主流、“离经叛道”的多种思想和行为因为价值观、道德标准、生活方式、婚姻形式、家庭模式、文艺创作等的“多元化”而变得可以被公众接受。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可以这样说，“多元文化主义虽遭遇挫折，但远未终结”  。

　　从本位文化的角度出发，理想的世界格局是“大同”，如同一信仰、同一文化、同一生活方式、同一思维逻辑、同一情感态度等。从多元文化角度出发，理想的世界格局是“大和”，不同文化的和谐相处。“和而不同”也是我们古代的思想。西周史伯就论述过“同则不继，和实生物”（《国语》）的道理。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费孝通先生曾将“和而不同”由求同存异、化解矛盾的处世哲学引申发挥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倡导以文化自觉、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实现世界文化的多元和谐，他说：“这个‘和为贵’的观念，是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我认为，‘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而现在人类拥有的武器能量已经可以在瞬间毁灭掉自身。如果只强调‘同’而不讲求‘和’，纷争到极端状态，那只能是毁灭，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费孝通的论述对于理解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极具启示性，就世界的总体秩序而言，冲突和矛盾永远都不可能消除，但它们应该是短暂的、局部的、可控的。换句话说，也就是理想的世界格局的特征应该是多元和谐的“大和”而非普遍一致的“大同”。

　　如何实现不同文化的和平相处？需要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取得相互理解与尊重的重要渠道。通过深入地对话，在多样中求同一，在差异中求和谐，在交流中求发展却可以说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而文化对话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多方式的、长期的过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持续不断地工作来逐步进行。

　　2014年4月间，云南大学东陆书院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文化对话——如何理解他者文化”。讨论会邀请了来自北京、中国台湾、香港和澳大利亚、伊朗、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的10多位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参加。本论文集就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一个成果。虽然学者们从各自的专业特点和研究领域出发，不一定能聚焦于特定的论题上，但这些论文都围绕如何理解有关的文化这个中心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也是进行文化对话的初始而有益的工作。希望今后我们能做更多的努力，也希望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关注。

　　这篇小文，权且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