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古代儒家的历史哲学，常用“理—势”的分析框架来观察历史。所谓势，就是一种现实的势力、趋势；所谓理，就是规律、原则、理想。势往往与现实性、必然性相关，理则往往联系于合理性而言。二者有分、有合。离开历史的发展现实，空谈理想和正义，就会被历史边缘化。但如果认为“理势合一”是无条件的，那就意味“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使我们失去了对历史和现代的批判与引导力量，抹杀了人对历史的能动参与和改造。因此，就本来意义上说，“理—势”分析的出现，既是为了强调人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清醒认识，更是为了强调人以及人的道德理想对历史的批判改造的功能。从前人们常说“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历史潮流就是势。势或历史潮流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不一定是全然合理的，不是不可以引导的；但不顾历史大势，反势而行，逆历史潮流而动，则必然要失败。妥当的态度应当是“理势兼顾” “以理导势”，这是朱子学面对全球化的问题应采取的立场。
一
如果放开历史的眼界，把晚近迎来的所谓“全球化”进程放在近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放在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展开过程来看，那么可以说，全球化其实是世界史上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世界各地区联结一体进程的一个新的阶段，当然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应当承认，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诠释的主题，它所引发的各种诠释涵盖了人类社会实践的多个领域。因此，如果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和流行的全球化概念看作狭义的全球化概念，即指冷战结束以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世界新发展时期。那么，要思考和回应全球化运动的特质，必须顾及广义的全球化观念，即19世纪以来有关世界交往联系加深的理论思考。今天的全球化，可以说是“世界普遍交往和互相依赖的全面扩展和深化”。
今天，面对经济、技术的全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我们必须以“全盘承受”的态度，全面加强和世界的联系与交往，加速科技文明的进步，加快学习现代企业制度及其管理体系，推动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立足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机遇，趋利避害，大大发展生产力；借助全球化，促进现代化，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中，建设起适应世界发展和潮流的社会，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全球化”一词，若作为动词，本应指某一元素被推行于、流行于、接受于全球各地，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是有主词的；如说“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其主词就是市场经济，如说“美国文化的全球化”，其主词就是美国文化。但是，事实上，虽然众多政治家、学者，以及媒体使用全球化这一语词，但多数人并不赞成这种有主词的全球化理解。从文化上看，原因很明显，一方面，有主词的全球化，是一元论的，意味着用单一性事物去同化、覆盖和取代全球的文化多样性，意味着同质化、单一化、平面化，这在文化上是极其有害的。另一方面，这种有主词的全球化，一般被认为是西方化，甚至是以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其主词的，它必然引起与世界各地民族认同和文化传统的紧张关系。而现实世界的全球化过程也的确有这样的趋势和倾向，特别是美国所主导和推动的全球化始终致力于朝向这样的方向发展。这理所当然地受到欧洲和亚洲等多数国家人民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警觉和质疑。基于这样的立场，更多的人赞成把文化的全球化视作全球各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甚至把全球化作为一种杂和的过程。这样的全球化概念更多地代表一种全球性状态，而不是指单一中心把别人都化掉，这里就不需要主词了。可见，与这样一个时代相适应，必须发展起一些新的、富于多元性的世界性文化概念和文化理解。
所以，全球化和本土化在实践上是互相补充的，所谓“全球的本土化”（glocalization）即是如此。从这个方面来说，全球化应当是多主词的，从而形成复数的全球化，诸多的全球化努力相互竞争、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全球化时代大交流的丰富画面。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是一个竞争平台，是一种技术机制，任何事物都可以努力借助当今世界的技术机制使自己所欲求的东西全球化。
由于早期现代化过程是历史地呈现为西方化的特点，因此，从韦伯到帕森斯，在伦理上，都把西方文化看成是普遍主义的，而把东方文化看成是特殊主义的，意味着只有西方文化及其价值才具有普遍性，才是可普遍化的，而东方文化及其价值只有特殊性，是不可普遍化的。从而把东西方价值的关系制造为“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对立。这样的观点运用于全球化，就是以“西方”去“化”全球，以实现“全球化”。在这里，全球化的讨论就和现代化的讨论衔接起来了。“现代化”要求从古代进入现代，讲的是古往今来，突出了“古——今”的矛盾；而“全球化”要求放之四海而皆准，讲的是四方上下，突出的是“东——西”的矛盾。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论者凸显“传统——现代”的对立，要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抛弃传统文化价值，拥抱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主义者强调的是“全球——地方”的对立，要用全球性覆盖地方性。可见，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古今东西的问题始终是文化的中心问题。从儒家的思想立场来说，针对现代化理论，我们强调古代的智慧仍然具有现代意义；针对全球主义，我们强调东方的智慧同样具有普遍价值。其实，这两种针对性都是强调文化传统，特别是非西方文化的传统的普遍意义和永久价值，只是强调的重点是，一个侧重在时间，一个侧重在空间。
二
经济技术的全球化是当今的世界大势。而对于文化学者来说，重点是不仅关注全球化运动的“势”，也要分析其中的“理”，尤其注重全球化运动的文化面向，从而使我们不仅成为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而且也时刻保持对全球化运动的清醒分析，在参与中发挥东方文化的力量，促进全球化运动向更理想的方向发展。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问题的重点其实不是讨论全球化的经济、技术、政治的方面，重点仍在文化，即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关系。从全球化的实践上看，经济和文化可以分开讨论。 如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在第三世界异议较少；但在文化上，注重本土性、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且这些呼声既来自非西方的国家，也来自欧洲国家。中国古代朱子学中，有所谓“气强理弱”和“以理抗势”的说法。如果“气”与“势”一样可表达现实性、倾向性发展力量的概念，而“理”可以表达价值理想、合理性的概念，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全球化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在全球经济领域，气强理弱；但在全球文化领域中，理可以抗势。理念对现实的引导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领域。
在如何以儒家哲学特别是朱子学的观念分析处理全球化时代的问题上，已经有学者用理学的“理—分殊”来说明东西方各宗教传统都是普遍真理的特殊表现形态，都各有其价值，又共有一致的可能性，用以促进文明对话，这是很有价值的。 我所想补充的是，从儒家哲学的角度，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讲：第一是“气一则理一，气异则理异”，气在这里可解释为文明实体（及地方、地区），理即价值体系。每一特殊的文明实体都有其自己的价值体系，诸文明实体的价值都是理，都有其独特性。第二是“和而不同”，全球不同文明、宗教的关系应当是“和”，“和”不是单一性，和是多样性、多元性、差别性的共存；“同”则是单一性、同质性、一元性，这是目前最理想的全球文化关系。第三是“理一分殊”，不同的文明及其价值之间也都有其普遍性。在差异中寻求一致，为了地球人类的共同理想而努力。
进而，就社会文明而言，文明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社会体制，包含民族的各种组织形式、血缘结构，以及语言、风俗、礼法，歌舞、神话、文学等，这些才共同构成一特定的文明社会。甚至文明社会包含甚广，物质、政治、社会、精神的各方面都包含在“文明”之内。文明是实体性的存在之总和，是形而下之可见者。故学者多认为“文明”包括技术、物质的因素，而“文化”是指价值、理想、道德等。
用朱子学的分析，文明属气，文明所寓含的价值为理。各个文明有所不同，即为气的分殊的体现。文明不同，其中所寓含的理亦有不同，即各文明的价值体系有所不同。这合于朱子所说“事事物物各有其理”，文明的差异性是不能抹杀的。而从宇宙的全体来看，事事物物各有其理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天地万物共有之理，此即“理一”，此“理一”就地球人类而言应是贯穿或超越各文明的普适价值。因此，如何处理超越各文明的普适价值与各文明内含的价值之辩证关系，是冷战结束以来一直被关注的问题之一。和而不同，是在“事事物物各有其理”的方面，当然是最基本的层次；若推而上之，各文明之间有没有共同的价值，如何表达这些体现共通性、一致性的共同之理，“黄金规则”是否可以看作全球伦理共通的理一，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换言之，“分殊”和“理一”在文明问题上如何表现，这仍然是文明对话要探讨的问题。“理一”可对应于世界的普遍性，“分殊”对应于不同地区的地方性。“理一分殊”正好否定了只承认“理一”不承认“分殊”的偏失。只承认同质性，不承认异质性，就是忽视分殊，而全球化的同质化势力即抹杀分殊的倾向。朱子曾说，“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尔”。这句话若扩大其应用来说，亦可作为对待全球化文化的一种态度。
以上是就文明间关系而言。就每一文明而言，气是很强的作用与实体因素，而且气是决定理的实体，但理一旦形成，对气又有主导其方向的内在指向意义。这些分析方法是对朱子学方法的进一步应用。如朱子说，“随其形气而自为一物之理”，此形气亦可为文明之实体因素。朱子又云“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各个文明即异体，虽皆有国家社会组织，而文明之价值之理，各个差别。故明代朱子学家罗整庵所云“理须就气上认取”，亦可用于文明多样性的认取。“如这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
三
在理气而外，“强弱者势也，得失者事也”。朱子重视“势”的概念，势的概念是就历史人事而言。朱子学中“势”常常体现了历史变化发展的必然性，故言“势有不能已者” “势有不得不然” “事势之必然”。气强理弱可作为势的一种表现。
在朱子的分析中，出现了“理势之自然” “理势之当然” “理势之必然”三种概念，虽然，朱子对三者的分别未尝详言，但我们可以予以展开，即我们以为 “理势之自然”是指自然的进程，但不是不可改变的进程，故说“理势之自然，非不得不之势也”。“理势之必然”主要是指合乎理性的必然进程与结果，“行仁义而天下归之，乃理势之必然”是非人力所能改变者。“理势之当然”是指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原则，亦即当然之理，及符合此理的历史实践，故说“理势之当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此外还有“理势之宜然”的说法，这是指用以解释历史的原则。无论如何，这些理势合说的表达，虽然都表达了理势的关联，但都没有明确涉及价值之理与历史之势之间的紧张。
其实，朱子不仅重视作为历史过程本身合理性的必然之“理”，也重视以当然之“理”推动人的历史实践去补充、导正势的偏重。朱子主张顺理、乘势，既要乘势而行，也要顺理而为，同时，他也指出，“天下之势终不免于偏有所重”，故应“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这里的“导之”所依据的自然是当然之理，所以，朱子的理势说，包含着用理和势二元因素来分析历史，以理导势，引导实践。
在朱子学的历史发展中，理势论也不断得到发展，如饶鲁说“盖天下有理有气。就事上说气，气便是势。才到势之当然处，便非人之所能为”。这是说气体现在世事上，便是势；势之当然处便是天理。明确以势归属气。势可以为流行之总体，亦可为流行之趋势，由于势是人事，与理气自然哲学不同，必须考虑人事的实践努力，而不能认为一切现实是自然合理的。故有理势自然流行之理，也有人事当然之理，后者是人在实践中的指导原则，因此他又说，“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胜这势”。“回天、胜势”必须以徳为根基，以理为宗旨。在这个意义上说，理可以胜势。
《朱子文集》卷四有诗，曰：“水流无彼此，地势有西东。若识分时异，方知合处同。”
水流无彼此，可以表示各文明与文化的共通之理，强调交流与共享；地势有西东，可表达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价值差异性，尊重差异。“识分”“知合”，在全球化时代可诠释为，“分”是文化的差异性、多元性，“合”是全球化、普世化。这首诗在今天读来，帮助我们表达了：把握多元性和普遍性，是全球化时代必须要面对的哲学议题。
总之，朱子在《四书集注》中，既谈到“理势之当然”，又谈到“理势之必然”。用这样的观点来说，全球化是“自然之势”，但人可以而且应当“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这样才能把理和气结合起来，把理势之自然和理势之当然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历史向着人的理想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