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以来，特别是从“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云南和全国一样，诗歌的呐喊声陡然昂扬了起来。1937年7月13日，《云南日报》刊出了《卢沟桥之歌》，它表示了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宣称要像黑龙江、黄河、扬子江一样，“浩浩荡荡向东流／冲溃了敌人／所有的铁闸／争回我们的自由”。以写情诗见长，格调偏于纤细、自然、和谐的梅绍农也大声疾呼：“要为民族而生，为民族而死；泪也要为民族而流！”写出了激昂慷慨、爆发出愤怒火花的《战歌》和《呐喊》。1937年创刊的《文艺季刊》，除有《诗歌》栏目外，还特设《抗战诗歌》专栏。1938年有《战歌》《晨暾》《警钟》的出版。前者为诗歌月刊，后两者虽为综合刊物，但均着重刊登抗战诗歌。 在抗战八年中，诗歌是一个丰收的部门，拥有众多的作者。他们活跃在杂志和报纸上，吹奏起战斗的号角，抒发出激越的情怀；或者表现了生活的严峻，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或者面向未来，唱出了希望之歌。徐嘉瑞、刘尧民、张子斋、普梅夫等的旧体诗也注入新的内容。八年间，虽然条件很困难，仍出版了诗集三十余册。除将另作重点论述者外，从事诗歌创作并做出贡献的作者还有：海燕、张子斋、醉秋、杨亚宁、欧小牧、梅之、普梅夫、江鹜、彭桂蕊、杨南生、常任侠、吕剑、赵萝蕤、杨百达、彭惠、卢静等。此外，在边区的云南籍诗人，还有柯仲平、刘御和桂涛声。柯仲平为广南人，有《边区自卫军》（战时知识社1938年出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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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桂萼（1908—1952），字小圃，临沧人。1931年毕业于东陆大学预科第八班，即任缅宁（今临沧）初级中学教员。1936年任教于双江县的省立简易师范。1940年，简易师范移至临沧，并升格为缅云师范学校，彭任该校校长。 1938年，彭桂萼参加广州的中国诗坛社。1939年1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理事。在此之前，从1930年开始，他曾和李景森、蔡国铭一道主编《缅宁旅省学会会刊》三期（有两期易名为《新缅宁》），其《发刊宣言》即由彭桂萼执笔。他还主编过“边城丛书”（收入他的著述《西南边城缅宁》《边地之边地》等）和“警钟丛书”，并主编《警钟》杂志，共出版六期。 除用本名写作外，彭桂萼使用的名字还有震声、丁屹、长戈、号兵、彭鹏。他勤于写作，“半世生涯，投掷在边疆文教的拓荒与地方自治的启蒙上”（引自《〈天海萍踪〉发端》），有著述多种（有些可以作为散文来看待）。此外，还出版了以下五种新诗集（1991年5月内部印刷的《儿歌集》不算在内）。 （一）《震声》，由郭沫若题签，马子华作序（以《风暴中的号角》为题），1938年出版。所收为抗战前后的诗作，主要有：《算还这盘血账》《用血写满这篇伟大的史诗》《咬紧牙关吧》《叫他吞下炸弹》《投进大时代铁流中去》《加强抗战笔枪》《在后方》和《野火》。 （二）《澜沧江畔的歌声》，穆木天题签并写序诗《赠澜沧江畔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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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拥有众多的诗作者，如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薛沉之、何达（何孝达）、穆旦（查良铮）、卢静（卢福庠）、戈扬（杨百达）、罗寄一（江瑞熙）、杜运燮、郑敏、闻山（沈季平）等。这是一群闪耀在南国的诗星。闻一多、卞之琳在云南时期，很少或没有写诗，但他们分别领导着南湖诗社、冬青社、新诗社的活动。闻一多编辑了《现代诗抄》，撰写过不少评论诗歌的文章；卞之琳于1940年在昆明明日社出版了他在延安及太行山区所写的《慰劳信集》。他们在新诗界有巨大的影响。 在西南联大的诗歌群星中，除李广田将在本书第三章第二节论及外，成就突出的还有以下几位。 冯至（1905—1993），河北人，在云南期间，先后在同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他的《十四行集》收入了1941年创作的商籁体诗27首，1942年由桂林明日社出版。作者在该书的《序》里说：“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的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他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它蕴涵的不平凡意义：对尤加利树在秋风里萧萧作响，诗人便联想到它“是那插入晴空的高塔，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看见母狗衔小狗晒太阳，作者便浮想联翩，说“这一次的经验／会融入将来的吠声，／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在《鼠曲草》中，诗人寄托以人生理想，主张舍弃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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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1919—2005），大理人，白族，1936年从家乡到昆明读书，后入中法大学。他曾加入西南联合大学的“新诗社”，参加过《中国周报》和《民主周刊》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地方戏剧的创作、整理和改编，有滇戏《牛皋扯旨》（整理）和白剧《望夫云》（改编）等。他用过的笔名有丁奂、杨光明、柳映光等。 杨明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有小说（如《月琴回来了，弹琴的人呢？》）、散文（如《黄昏祭》）、论文（如《诗人疯子•个性解放的殉道者》），但主要是写诗。除短诗外，有约400行的长诗《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他说：在白色恐怖下，“暴力勒住我们的喉咙，要喊，就不要命！而事实上，我们也还有一些投鼠忌器，不便作声”。因此，长诗的写作颇拖了一些日子，迟迟不能完稿。一直到1945年8月16日，才“提起笔一口气写完”。 《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于1946年5月4日出版，由李广田题签，西南联大新诗社发行。全诗共11节，如《被绑出来了》《你终生信持的功课》《人不如猪》《结算，我们要结算》等。前面有何达的《我们不是“诗人”》（代序），书末有《后记》。 长诗写一个爱国的农民，不明不白地被抓去顶替豪绅子弟当兵。当官的克扣粮饷，凶狠地毒打这些壮丁，士兵忍饥挨饿，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由于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拥兵以伺机发动内战，所以“一心打国仗的人离战场的路竟这么远”，并且最后倒毙在陌生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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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铁鹰（1917—1985），原名罗树藩，云南洱源人，白族。在上海大同大学和云南大学读书时即开始创作活动。先后用过的笔名有骆驼英、莱士、周比德等。他曾任“文协”昆明分会的常务理事兼编辑室主任。1938—1939年间，与徐嘉瑞等合编诗刊《战歌》；以后，还主编过《金碧旬刊》等。他著有诗集四册据《火之歌》后所附书目，罗铁鹰还有《解放交响曲》(诗集)、《战争的影像》(译诗集)和《一个骡马主任》(通俗诗集)，当时“或已出”，或在“印刷中”，或在“编辑中”。这三种书均未见，可能是未发现，也可能是没有出版。、诗论一册，但现在已很难看到。据说，他的“一箱遗著遗稿，则为他住在外县的侄辈严密保藏，秘不示人，倚为奇货。省志办想借罗著复印存档，并编入省志，为此曾与之办过多次交涉，均未获一阅”（魏荒弩《罗铁鹰同志五年祭》）。这当然是很令人遗憾的事。罗在去世前，曾把抗战爆发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诸诗人在云南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加以编选，名为《天南诗星》，可惜未能出版。 罗铁鹰所编的《战歌》，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已有评介。他的另五种著作，也从省内外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一一找到。其中《原形毕露》是讽刺诗集，署骆驼英著，为抗战胜利后之作。现就所见，对他的另外四种著作加以述评。 (一)《原野之歌》。该书为“战歌丛书”之二，由茅盾题签，救亡诗歌社1939年2月10日出版。诗集除《序诗》和《后记》外，分为四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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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溅波（1909—1999），又名雷同、雷必兴。祖籍云南思茅，长于昆明。1930年2月到上海，把中共云南地下省委的文件交给中共中央；1935年从沪赴日本求学，1937年底回国，1938年从杭州回到云南。从1938年起，他和徐嘉瑞、罗铁鹰等合编《战歌》诗刊。1939年，编辑云南留日同学归国战地服务团出版的《歼倭》半月刊。抗战胜利后，任《新云南周刊》社副社长。雷溅波是到达上海以后才开始创作活动的。1930年5月，他在《萌芽月刊》上发表新诗《军事会议》和《退出以后》。同年，经艾芜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先后用过的笔名有赞庭、碧星、李明、田雨、三弟。他在1937年以前结集的诗作有：《夜哨》《前哨》《熔合》（据《文学新辑》第一辑和《文学丛报》第五期的介绍）。另有长诗《新流之歌》，已排出清样而被焚，未能面世。抗日战争发生后，有诗集《群众的队伍》《黎明之歌》《冬天的乡巴老》（据《前进！中国兵》书后的介绍），但现在均未发现。现存者有《战火》和《前进！中国兵》两书。《战火》由救亡诗歌社于1938年出版，连《诗序》共收诗歌32首。其中《异国拖木头的劳动朋友》《写在百灵庙前》等11首写于抗战爆发之前；大多数则写于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l1月之间。这些作品为了和平而歌颂正义的战争，歌颂枪杆子和执枪卫国的战士。《诗序》写道：“无边的战火烧着，／战士们唱着战歌。／去！／拿起锐利的武器，／去解放伟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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