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 News
学鲁札记十八则
周遐寿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谈到,鲁迅往日本留学时,带去的书籍中包括下面三种:《科学丛书》第一集十本,《日本新政考》二本,《和文汉读法》一本。  关于《日本新政考》,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等合编的《鲁迅在南京》中有这样的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当时曾引起国内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兴趣,黄遵宪曾编写过《日本国志》一书。康有为编写了一本《日本明治变政考》。鲁迅行囊中的这本书,大约就是康有为的《日本明治变政考》。”(第173页)这介绍不确切。鲁迅所携带出国的并不是康有为的这本书,而是刑部主事顾厚焜从光绪十三年十月(1887年11月)至十四年三月(1888年5月)在日本所写的两本考察报告。  我所见到的《日本新政考》收在《西政丛书》里,是“光绪丁酉(1897年)仲夏慎记书庄石印”本。该书单面印刷,每页两版,共二卷,分订两册,和周作人日记中所记的“《日本新政考》二本”相符;卷一为《西政丛书》的第二十五册,共三十六页;卷二为《西政丛书》的第二十六册,共三十八页。但是,也有些版本是把卷一和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合订在一起,作为丛书的第二十五册的。  《日本新政考》共分九部,即:洋务、财用、陆军、海军、考工、治法、纪年、爵禄、舆地;部以下还有细目。有同志认为“购备了《日本新政考》,这表明青年鲁迅对明治维新的研究兴趣”(《鲁迅在南京》,第105页)。这也不很确切。鲁迅对明治维新是有兴趣的,但和这本书的...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2
浏览次数:72
鲁迅是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当时我国留日学生的数目,在有关著述中的说法很不一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上册认为1902年,“我国留日学生已由去年数百人激增至二三千人”(第44页);《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则认为各省留日学生,“到了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二年”“增至数千人”(第40页);《鲁迅传略》也认为“一九〇一年以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下子由几百人增至几千人”(第15页);《鲁迅年谱(试编)》所说的中国留日学生数最高,多达八千余人。  这些著述都把当时留日学生的数目夸大了,和事实有较大出入。像八千这个数字,出使日本大臣杨枢的《密陈学生在东情形折》中提到过。他说:“奴才初抵任时,在东官费自费学生仅逾千人,日增月盛,迄于今日已至八千余人。”(《教育世界》第121号)但这是1906年初的统计数目,而且也可能不很准确。因为当时的统计方法不科学。八千余人云云,不只包括在校学生,而且还可能包括随父母在日本居住的青少年、已到日本而还未正式入校的人员、游历者以至还包括毕业后已回国的学生(像《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的调查表,就包括已毕业回国者九十六人在内)。如果据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1906年12月6日)出版的《学部官报》所公布的数目,当时的在校学生才5418人,加上已到日本而尚未入学的人数,也才6883人,和八千余人的数字还相差较大。杨枢是1903年6月15日任出使日本大臣的,...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2
浏览次数:79
鲁迅是很勤奋的高材生,思维敏捷并经常手不释卷。在三味书屋时,他以“比目鱼”对老师出的“独角兽”。老师说:“独”有单的意思,但不是数字:“比”有双的意思,也不是数字。夸奖鲁迅对得工整而有新意。在南京矿路学堂时,鲁迅是唯一因成绩优良而得到金质奖章的学生,连学堂的总办(即校长)也说:“周树人(鲁迅的本名)真是博学。”但是,鲁迅对分数并不过分地放在心上。例如在日本仙台留学时,藤野严九郎先生的“解剖学”只给了他五十九点三分,差零点七分也不给及格,可谓严矣。如果换一个人,会认为这是有意刁难学生。但鲁迅对这毫无芥蒂,他根据一年多来对老师的了解,深情地说,藤野的“性格,在我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鲁迅后来当了老师,也和藤野严九郎一样严格打分。有一个很熟稔的学生,在课外写了一篇大量引罗素论述的《罗素的话》请鲁迅审阅,鲁迅说:“拟给九十分,其中给你五分:抄工三分,末尾的几句议论二分。其余的八十五分,都给罗素。”  目前,一些学生有以投机取巧的办法追求高分的陋习,社会上也有虚报浮夸的风气,这均不足为训。对比起来,鲁迅的实事求是和对待分数、对待老师的态度,真可以称得上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了。(原载《金山时报》2000年6月6日)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2
浏览次数:76
1920年3月20日,鲁迅所写(发表时署周作人名字)的《域外小说集?序》说道:“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  新版《鲁迅全集》对这没有注释。1942年1月号《万象》的《秋斋杂感?文抄公》则曾谈及此事:“新出版的《小说丛报》内,刊着一篇特载小说《乐人扬珂》,是从《域外小说集》中一字不易地抄来的,只把译者的署名,改上李定夷三字。……读者……指名要请见李定夷……笑着道:‘……可惜你盗书没有盗完全,原作上的几个古体字,你都抄错了。……本人即是原译者。’……若说那来客是鲁迅先生,后来未闻征实。但从鲁迅先生重印《域外小说集》一篇序文中对文抄公不胜愤慨之情看来,也许就是他本人。”  《文抄公》一文所说的小说,见1914年5月1日出版的《小说丛报》创刊号。说是“特载”,因为它是“短篇小说”栏的第一篇,也是创刊号的首篇。目录作“滑稽小说乐人梦儿(定夷)”,这和《〈域外小说集〉序》与《文抄公》所说相一致。  《域外小说集?乐人梦珂》为周作人所译。定夷的《乐人梦儿》确有抄袭之处。例如周译有:“儿羸瘠而黄。腹大如瓠。颊辅下陷。发苍白如麻缕。垂及眉睫。目瞠视若眺远”;“夜色澄明。园有黄离。微呼且歌。”定夷所译则为:“儿年渐长。羸瘠而黄。腹大如瓠。颊辅下陷。发苍白如麻缕。垂及眉睫。目眙视若...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5
浏览次数:98
鲁迅的作品,一度被贬称为“鲁货”;鲁迅本人,则被说成是横阻在路上的“一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鲁迅在战争动乱中,有五天的日记“失记”,就被影射为有难言之隐的汉奸,等等。这就既出格又恶毒,使人愤怒。但是,静下来想想,这些攻击、谩骂的发生也不奇怪。我们从鲁迅研究史中知道,有人攻击、中伤、谩骂、诅咒鲁迅,有人则推崇、肯定、尊敬鲁迅。这二者是长期形影不离地并存的,因为人们的观念、政治态度等有所不同。  在《坟》《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的早年文章里和随感集《热风》中,鲁迅主要是针对旧社会的痼疾和国民性的丑恶面进行文明批评,是泛论而不是特指,因而还比较风平浪静。  从《华盖集》开始,战法改变了,把陈源等人作为代表一定倾向的社会典型来集中批判,因而鲁迅所受到的反击、谩骂就特别强烈。以陈源为主将的“现代评论派”,把他看作眼中钉,含沙射影地说他在学术上“剽窃”,并骂之为“土匪”“学匪”。  以后,创造社、太阳社提倡革命文学时,又错误地把鲁迅当作祭旗的牺牲。它们的一些成员骂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蒂”“堂?吉诃德”和“老生”,等等。这是在政治上大力扣杀和在人格上表示蔑视。  在“左联”时期,鲁迅则被骂为“红色老狗”(陈独秀),讽刺是什么“左公”“左翼公”(钱玄同),又被斥为“托派”(少离)、“汉奸”(思)等。此外,还有“老时代的尾巴”(向培良)、“‘斗口...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5
浏览次数:146
五四时期,在思想、文化、文学领域,对云南影响最大的,一是《新青年》作者群,如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一是创造社诸作家,例如在1920年的《滇声》报上,就转载了郭沫若、王独清、郑伯奇等人的不少作品创造社于1921年成立后,上述诸人均为该社早期的主要成员。。云南的文学青年,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期,如梅绍农、马子华等,“都醉心于创造社那样热情洋溢的‘创造社’派的文艺作家”。  鲁迅是《新青年》作者群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狂人日记》等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少人谈及鲁迅对云南有较大的影响,说“五四时代,陈小航在省立中学当教员,课外向学生介绍鲁迅的《呐喊》等作品”(杨静珊);“杨瑞庵,他爱鲁迅,油印鲁迅的东西发给大家,当作讲义”(马子华)。这些回忆是可信的,只是“五四时代”云云,不很准确,具体时间应该说是1924年、1925年及以后。这因为陈小航、杨瑞庵等陈小航,名陈强华(即翻译家罗稷南),云南凤庆人;杨瑞庵,名杨桢,云南景东人;楚图南,字方鹏,笔名高寒,云南文山人;刘嘉镕,字铁庵,蒙自人。上四人均为云南省一中教师。据《云南省立一中概览》,陈被聘为社会服务股主任,楚被聘为编辑股主任兼刊印股主任,杨被聘为指导课自学辅导股主任等,时间均为1924年。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回昆,时间是1924年,马子华也是在1924年才进入云南省立一中的。当然,在1924年以前,鲁迅可能对云南也有影响,...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5
浏览次数:106
Copyright ©2018 - 2021 彦山学堂
您是第 位访问本站,谢谢您的关注!
犀牛云提供云计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