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遐寿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谈到，鲁迅往日本留学时，带去的书籍中包括下面三种：《科学丛书》第一集十本，《日本新政考》二本，《和文汉读法》一本。 关于《日本新政考》，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等合编的《鲁迅在南京》中有这样的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当时曾引起国内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兴趣，黄遵宪曾编写过《日本国志》一书。康有为编写了一本《日本明治变政考》。鲁迅行囊中的这本书，大约就是康有为的《日本明治变政考》。”（第173页）这介绍不确切。鲁迅所携带出国的并不是康有为的这本书，而是刑部主事顾厚焜从光绪十三年十月（1887年11月）至十四年三月（1888年5月）在日本所写的两本考察报告。 我所见到的《日本新政考》收在《西政丛书》里，是“光绪丁酉（1897年）仲夏慎记书庄石印”本。该书单面印刷，每页两版，共二卷，分订两册，和周作人日记中所记的“《日本新政考》二本”相符；卷一为《西政丛书》的第二十五册，共三十六页；卷二为《西政丛书》的第二十六册，共三十八页。但是，也有些版本是把卷一和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合订在一起，作为丛书的第二十五册的。 《日本新政考》共分九部，即：洋务、财用、陆军、海军、考工、治法、纪年、爵禄、舆地；部以下还有细目。有同志认为“购备了《日本新政考》，这表明青年鲁迅对明治维新的研究兴趣”（《鲁迅在南京》，第105页）。这也不很确切。鲁迅对明治维新是有兴趣的，但和这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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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当时我国留日学生的数目，在有关著述中的说法很不一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上册认为1902年，“我国留日学生已由去年数百人激增至二三千人”（第44页）；《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则认为各省留日学生，“到了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二年”“增至数千人”（第40页）；《鲁迅传略》也认为“一九〇一年以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下子由几百人增至几千人”（第15页）；《鲁迅年谱（试编）》所说的中国留日学生数最高，多达八千余人。 这些著述都把当时留日学生的数目夸大了，和事实有较大出入。像八千这个数字，出使日本大臣杨枢的《密陈学生在东情形折》中提到过。他说：“奴才初抵任时，在东官费自费学生仅逾千人，日增月盛，迄于今日已至八千余人。”（《教育世界》第121号）但这是1906年初的统计数目，而且也可能不很准确。因为当时的统计方法不科学。八千余人云云，不只包括在校学生，而且还可能包括随父母在日本居住的青少年、已到日本而还未正式入校的人员、游历者以至还包括毕业后已回国的学生（像《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的调查表，就包括已毕业回国者九十六人在内）。如果据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1906年12月6日）出版的《学部官报》所公布的数目，当时的在校学生才5418人，加上已到日本而尚未入学的人数，也才6883人，和八千余人的数字还相差较大。杨枢是1903年6月15日任出使日本大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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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很勤奋的高材生，思维敏捷并经常手不释卷。在三味书屋时，他以“比目鱼”对老师出的“独角兽”。老师说：“独”有单的意思，但不是数字：“比”有双的意思，也不是数字。夸奖鲁迅对得工整而有新意。在南京矿路学堂时，鲁迅是唯一因成绩优良而得到金质奖章的学生，连学堂的总办（即校长）也说：“周树人（鲁迅的本名）真是博学。”但是，鲁迅对分数并不过分地放在心上。例如在日本仙台留学时，藤野严九郎先生的“解剖学”只给了他五十九点三分，差零点七分也不给及格，可谓严矣。如果换一个人，会认为这是有意刁难学生。但鲁迅对这毫无芥蒂，他根据一年多来对老师的了解，深情地说，藤野的“性格，在我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鲁迅后来当了老师，也和藤野严九郎一样严格打分。有一个很熟稔的学生，在课外写了一篇大量引罗素论述的《罗素的话》请鲁迅审阅，鲁迅说：“拟给九十分，其中给你五分：抄工三分，末尾的几句议论二分。其余的八十五分，都给罗素。” 目前，一些学生有以投机取巧的办法追求高分的陋习，社会上也有虚报浮夸的风气，这均不足为训。对比起来，鲁迅的实事求是和对待分数、对待老师的态度，真可以称得上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了。（原载《金山时报》200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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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20日，鲁迅所写（发表时署周作人名字）的《域外小说集?序》说道：“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 新版《鲁迅全集》对这没有注释。1942年1月号《万象》的《秋斋杂感?文抄公》则曾谈及此事：“新出版的《小说丛报》内，刊着一篇特载小说《乐人扬珂》，是从《域外小说集》中一字不易地抄来的，只把译者的署名，改上李定夷三字。……读者……指名要请见李定夷……笑着道：‘……可惜你盗书没有盗完全，原作上的几个古体字，你都抄错了。……本人即是原译者。’……若说那来客是鲁迅先生，后来未闻征实。但从鲁迅先生重印《域外小说集》一篇序文中对文抄公不胜愤慨之情看来，也许就是他本人。” 《文抄公》一文所说的小说，见1914年5月1日出版的《小说丛报》创刊号。说是“特载”，因为它是“短篇小说”栏的第一篇，也是创刊号的首篇。目录作“滑稽小说乐人梦儿（定夷）”，这和《〈域外小说集〉序》与《文抄公》所说相一致。 《域外小说集?乐人梦珂》为周作人所译。定夷的《乐人梦儿》确有抄袭之处。例如周译有：“儿羸瘠而黄。腹大如瓠。颊辅下陷。发苍白如麻缕。垂及眉睫。目瞠视若眺远”；“夜色澄明。园有黄离。微呼且歌。”定夷所译则为：“儿年渐长。羸瘠而黄。腹大如瓠。颊辅下陷。发苍白如麻缕。垂及眉睫。目眙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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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作品，一度被贬称为“鲁货”；鲁迅本人，则被说成是横阻在路上的“一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鲁迅在战争动乱中，有五天的日记“失记”，就被影射为有难言之隐的汉奸，等等。这就既出格又恶毒，使人愤怒。但是，静下来想想，这些攻击、谩骂的发生也不奇怪。我们从鲁迅研究史中知道，有人攻击、中伤、谩骂、诅咒鲁迅，有人则推崇、肯定、尊敬鲁迅。这二者是长期形影不离地并存的，因为人们的观念、政治态度等有所不同。 在《坟》《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的早年文章里和随感集《热风》中，鲁迅主要是针对旧社会的痼疾和国民性的丑恶面进行文明批评，是泛论而不是特指，因而还比较风平浪静。 从《华盖集》开始，战法改变了，把陈源等人作为代表一定倾向的社会典型来集中批判，因而鲁迅所受到的反击、谩骂就特别强烈。以陈源为主将的“现代评论派”，把他看作眼中钉，含沙射影地说他在学术上“剽窃”，并骂之为“土匪”“学匪”。 以后，创造社、太阳社提倡革命文学时，又错误地把鲁迅当作祭旗的牺牲。它们的一些成员骂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蒂”“堂?吉诃德”和“老生”，等等。这是在政治上大力扣杀和在人格上表示蔑视。 在“左联”时期，鲁迅则被骂为“红色老狗”（陈独秀），讽刺是什么“左公”“左翼公”（钱玄同），又被斥为“托派”（少离）、“汉奸”（思）等。此外，还有“老时代的尾巴”（向培良）、“‘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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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在思想、文化、文学领域，对云南影响最大的，一是《新青年》作者群，如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一是创造社诸作家，例如在1920年的《滇声》报上，就转载了郭沫若、王独清、郑伯奇等人的不少作品创造社于1921年成立后，上述诸人均为该社早期的主要成员。。云南的文学青年，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期，如梅绍农、马子华等，“都醉心于创造社那样热情洋溢的‘创造社’派的文艺作家”。 鲁迅是《新青年》作者群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狂人日记》等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少人谈及鲁迅对云南有较大的影响，说“五四时代，陈小航在省立中学当教员，课外向学生介绍鲁迅的《呐喊》等作品”（杨静珊）；“杨瑞庵，他爱鲁迅，油印鲁迅的东西发给大家，当作讲义”（马子华）。这些回忆是可信的，只是“五四时代”云云，不很准确，具体时间应该说是1924年、1925年及以后。这因为陈小航、杨瑞庵等陈小航，名陈强华（即翻译家罗稷南），云南凤庆人；杨瑞庵，名杨桢，云南景东人；楚图南，字方鹏，笔名高寒，云南文山人；刘嘉镕，字铁庵，蒙自人。上四人均为云南省一中教师。据《云南省立一中概览》，陈被聘为社会服务股主任，楚被聘为编辑股主任兼刊印股主任，杨被聘为指导课自学辅导股主任等，时间均为1924年。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回昆，时间是1924年，马子华也是在1924年才进入云南省立一中的。当然，在1924年以前，鲁迅可能对云南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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