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很勤奋的高材生，思维敏捷并经常手不释卷。在三味书屋时，他以“比目鱼”对老师出的“独角兽”。老师说：“独”有单的意思，但不是数字：“比”有双的意思，也不是数字。夸奖鲁迅对得工整而有新意。在南京矿路学堂时，鲁迅是唯一因成绩优良而得到金质奖章的学生，连学堂的总办（即校长）也说：“周树人（鲁迅的本名）真是博学。”但是，鲁迅对分数并不过分地放在心上。例如在日本仙台留学时，藤野严九郎先生的“解剖学”只给了他五十九点三分，差零点七分也不给及格，可谓严矣。如果换一个人，会认为这是有意刁难学生。但鲁迅对这毫无芥蒂，他根据一年多来对老师的了解，深情地说，藤野的“性格，在我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鲁迅后来当了老师，也和藤野严九郎一样严格打分。有一个很熟稔的学生，在课外写了一篇大量引罗素论述的《罗素的话》请鲁迅审阅，鲁迅说：“拟给九十分，其中给你五分：抄工三分，末尾的几句议论二分。其余的八十五分，都给罗素。” 目前，一些学生有以投机取巧的办法追求高分的陋习，社会上也有虚报浮夸的风气，这均不足为训。对比起来，鲁迅的实事求是和对待分数、对待老师的态度，真可以称得上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了。（原载《金山时报》200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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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20日，鲁迅所写（发表时署周作人名字）的《域外小说集?序》说道：“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 新版《鲁迅全集》对这没有注释。1942年1月号《万象》的《秋斋杂感?文抄公》则曾谈及此事：“新出版的《小说丛报》内，刊着一篇特载小说《乐人扬珂》，是从《域外小说集》中一字不易地抄来的，只把译者的署名，改上李定夷三字。……读者……指名要请见李定夷……笑着道：‘……可惜你盗书没有盗完全，原作上的几个古体字，你都抄错了。……本人即是原译者。’……若说那来客是鲁迅先生，后来未闻征实。但从鲁迅先生重印《域外小说集》一篇序文中对文抄公不胜愤慨之情看来，也许就是他本人。” 《文抄公》一文所说的小说，见1914年5月1日出版的《小说丛报》创刊号。说是“特载”，因为它是“短篇小说”栏的第一篇，也是创刊号的首篇。目录作“滑稽小说乐人梦儿（定夷）”，这和《〈域外小说集〉序》与《文抄公》所说相一致。 《域外小说集?乐人梦珂》为周作人所译。定夷的《乐人梦儿》确有抄袭之处。例如周译有：“儿羸瘠而黄。腹大如瓠。颊辅下陷。发苍白如麻缕。垂及眉睫。目瞠视若眺远”；“夜色澄明。园有黄离。微呼且歌。”定夷所译则为：“儿年渐长。羸瘠而黄。腹大如瓠。颊辅下陷。发苍白如麻缕。垂及眉睫。目眙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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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作品，一度被贬称为“鲁货”；鲁迅本人，则被说成是横阻在路上的“一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鲁迅在战争动乱中，有五天的日记“失记”，就被影射为有难言之隐的汉奸，等等。这就既出格又恶毒，使人愤怒。但是，静下来想想，这些攻击、谩骂的发生也不奇怪。我们从鲁迅研究史中知道，有人攻击、中伤、谩骂、诅咒鲁迅，有人则推崇、肯定、尊敬鲁迅。这二者是长期形影不离地并存的，因为人们的观念、政治态度等有所不同。 在《坟》《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的早年文章里和随感集《热风》中，鲁迅主要是针对旧社会的痼疾和国民性的丑恶面进行文明批评，是泛论而不是特指，因而还比较风平浪静。 从《华盖集》开始，战法改变了，把陈源等人作为代表一定倾向的社会典型来集中批判，因而鲁迅所受到的反击、谩骂就特别强烈。以陈源为主将的“现代评论派”，把他看作眼中钉，含沙射影地说他在学术上“剽窃”，并骂之为“土匪”“学匪”。 以后，创造社、太阳社提倡革命文学时，又错误地把鲁迅当作祭旗的牺牲。它们的一些成员骂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蒂”“堂?吉诃德”和“老生”，等等。这是在政治上大力扣杀和在人格上表示蔑视。 在“左联”时期，鲁迅则被骂为“红色老狗”（陈独秀），讽刺是什么“左公”“左翼公”（钱玄同），又被斥为“托派”（少离）、“汉奸”（思）等。此外，还有“老时代的尾巴”（向培良）、“‘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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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在思想、文化、文学领域，对云南影响最大的，一是《新青年》作者群，如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一是创造社诸作家，例如在1920年的《滇声》报上，就转载了郭沫若、王独清、郑伯奇等人的不少作品创造社于1921年成立后，上述诸人均为该社早期的主要成员。。云南的文学青年，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期，如梅绍农、马子华等，“都醉心于创造社那样热情洋溢的‘创造社’派的文艺作家”。 鲁迅是《新青年》作者群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狂人日记》等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少人谈及鲁迅对云南有较大的影响，说“五四时代，陈小航在省立中学当教员，课外向学生介绍鲁迅的《呐喊》等作品”（杨静珊）；“杨瑞庵，他爱鲁迅，油印鲁迅的东西发给大家，当作讲义”（马子华）。这些回忆是可信的，只是“五四时代”云云，不很准确，具体时间应该说是1924年、1925年及以后。这因为陈小航、杨瑞庵等陈小航，名陈强华（即翻译家罗稷南），云南凤庆人；杨瑞庵，名杨桢，云南景东人；楚图南，字方鹏，笔名高寒，云南文山人；刘嘉镕，字铁庵，蒙自人。上四人均为云南省一中教师。据《云南省立一中概览》，陈被聘为社会服务股主任，楚被聘为编辑股主任兼刊印股主任，杨被聘为指导课自学辅导股主任等，时间均为1924年。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回昆，时间是1924年，马子华也是在1924年才进入云南省立一中的。当然，在1924年以前，鲁迅可能对云南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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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忽然想到（九）》中说：“阿Q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他又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鲁迅认为《阿Q正传》故事的时间下限是民国元年，即公元1912年。按理说，作者的话最有权威。但是，我们经过复核小说的内容以后发现，1912年说并不准确。 《阿Q正传》故事的时间跨度有好几年，但重点是写宣统三年，即1911年。从第三章的后半开始，事情均发生在一年之内。第三章的后半、第四章，故事发生在春天；第五章，天气“很温和”，“颇有些夏意了”，季节大概是春末或夏初；第六章，中秋之后；第七章，写明时间是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公元1911年11月4日）以及以后的一两天；第八章，时间为“暮秋”，赵家被抢时“这一夜没有月”。在九月十四日以后没有月亮的日子，只可能是月尾，或者因为天阴。但最迟不迟于阴历九月三十日，即公元1911年11月20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日子往后推算：赵家抢案发生“四天之后”，阿Q于半夜被抓进县城，被审了三次，关了两夜；他于赵家被抢后的第七天被杀害，具体的时间，不会在1911年11月27日之后，只会在这之前。可见，《阿Q正传》的故事并没有延续到1912年。 当然，小说的时间不会像历史、人物传记那么实实在在，不应钻牛角尖。但在小说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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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弟兄》中的张沛君，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其复杂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有分歧。第一，他是真人真事为主的呢，还是综合性的人物？在《弟兄》中，确乎融入了鲁迅、周作人的某些事迹。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说“沛君的生活就是鲁迅自己生活的一面”；周作人也讲当中的“主要的事情是实有的”。此外，小说还出现了“信”（羽太信子，周作人之妻）和“索士”（鲁迅译《地底旅行》时用的笔名）这样的名字。因此，许、周的说法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当中的“自己的三个孩子”，等等，显然和实际情况对不上号，更不用说人物的思想感情了。作家创作，以自己的某方面的生活为依据，再进行虚构或综合；从某些生活经历生发开去，写出崭新的人物，这是常有的事。因此，张沛君应该是一个综合的典型，不宜夸大他近似鲁迅这一面。第二，张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还是也有坏的一面呢？许寿裳从张沛君和鲁迅的生活有相同的一面出发，得出“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这一结论，自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也不能说张沛君没有坏的一面，没有被人看不起的地方。有同志认为，张沛君只从梦境中表现出潜意识，并没有行动，不应以这梦为根据而苛责沛君。诚然，从表面上看，他对兄弟的关切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他自己也是以这点而自豪的，也许并没有怀疑自己的诚实。可是，鲁迅是解剖人类灵魂的能手，他通过对梦境的描写，把也许是连张沛君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思想给翻了出来。我们说张沛君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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