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 News
学鲁文存
鲁迅是很勤奋的高材生,思维敏捷并经常手不释卷。在三味书屋时,他以“比目鱼”对老师出的“独角兽”。老师说:“独”有单的意思,但不是数字:“比”有双的意思,也不是数字。夸奖鲁迅对得工整而有新意。在南京矿路学堂时,鲁迅是唯一因成绩优良而得到金质奖章的学生,连学堂的总办(即校长)也说:“周树人(鲁迅的本名)真是博学。”但是,鲁迅对分数并不过分地放在心上。例如在日本仙台留学时,藤野严九郎先生的“解剖学”只给了他五十九点三分,差零点七分也不给及格,可谓严矣。如果换一个人,会认为这是有意刁难学生。但鲁迅对这毫无芥蒂,他根据一年多来对老师的了解,深情地说,藤野的“性格,在我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鲁迅后来当了老师,也和藤野严九郎一样严格打分。有一个很熟稔的学生,在课外写了一篇大量引罗素论述的《罗素的话》请鲁迅审阅,鲁迅说:“拟给九十分,其中给你五分:抄工三分,末尾的几句议论二分。其余的八十五分,都给罗素。”  目前,一些学生有以投机取巧的办法追求高分的陋习,社会上也有虚报浮夸的风气,这均不足为训。对比起来,鲁迅的实事求是和对待分数、对待老师的态度,真可以称得上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了。(原载《金山时报》2000年6月6日)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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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20日,鲁迅所写(发表时署周作人名字)的《域外小说集?序》说道:“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  新版《鲁迅全集》对这没有注释。1942年1月号《万象》的《秋斋杂感?文抄公》则曾谈及此事:“新出版的《小说丛报》内,刊着一篇特载小说《乐人扬珂》,是从《域外小说集》中一字不易地抄来的,只把译者的署名,改上李定夷三字。……读者……指名要请见李定夷……笑着道:‘……可惜你盗书没有盗完全,原作上的几个古体字,你都抄错了。……本人即是原译者。’……若说那来客是鲁迅先生,后来未闻征实。但从鲁迅先生重印《域外小说集》一篇序文中对文抄公不胜愤慨之情看来,也许就是他本人。”  《文抄公》一文所说的小说,见1914年5月1日出版的《小说丛报》创刊号。说是“特载”,因为它是“短篇小说”栏的第一篇,也是创刊号的首篇。目录作“滑稽小说乐人梦儿(定夷)”,这和《〈域外小说集〉序》与《文抄公》所说相一致。  《域外小说集?乐人梦珂》为周作人所译。定夷的《乐人梦儿》确有抄袭之处。例如周译有:“儿羸瘠而黄。腹大如瓠。颊辅下陷。发苍白如麻缕。垂及眉睫。目瞠视若眺远”;“夜色澄明。园有黄离。微呼且歌。”定夷所译则为:“儿年渐长。羸瘠而黄。腹大如瓠。颊辅下陷。发苍白如麻缕。垂及眉睫。目眙视若...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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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作品,一度被贬称为“鲁货”;鲁迅本人,则被说成是横阻在路上的“一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鲁迅在战争动乱中,有五天的日记“失记”,就被影射为有难言之隐的汉奸,等等。这就既出格又恶毒,使人愤怒。但是,静下来想想,这些攻击、谩骂的发生也不奇怪。我们从鲁迅研究史中知道,有人攻击、中伤、谩骂、诅咒鲁迅,有人则推崇、肯定、尊敬鲁迅。这二者是长期形影不离地并存的,因为人们的观念、政治态度等有所不同。  在《坟》《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的早年文章里和随感集《热风》中,鲁迅主要是针对旧社会的痼疾和国民性的丑恶面进行文明批评,是泛论而不是特指,因而还比较风平浪静。  从《华盖集》开始,战法改变了,把陈源等人作为代表一定倾向的社会典型来集中批判,因而鲁迅所受到的反击、谩骂就特别强烈。以陈源为主将的“现代评论派”,把他看作眼中钉,含沙射影地说他在学术上“剽窃”,并骂之为“土匪”“学匪”。  以后,创造社、太阳社提倡革命文学时,又错误地把鲁迅当作祭旗的牺牲。它们的一些成员骂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蒂”“堂?吉诃德”和“老生”,等等。这是在政治上大力扣杀和在人格上表示蔑视。  在“左联”时期,鲁迅则被骂为“红色老狗”(陈独秀),讽刺是什么“左公”“左翼公”(钱玄同),又被斥为“托派”(少离)、“汉奸”(思)等。此外,还有“老时代的尾巴”(向培良)、“‘斗口...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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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在思想、文化、文学领域,对云南影响最大的,一是《新青年》作者群,如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一是创造社诸作家,例如在1920年的《滇声》报上,就转载了郭沫若、王独清、郑伯奇等人的不少作品创造社于1921年成立后,上述诸人均为该社早期的主要成员。。云南的文学青年,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期,如梅绍农、马子华等,“都醉心于创造社那样热情洋溢的‘创造社’派的文艺作家”。  鲁迅是《新青年》作者群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狂人日记》等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少人谈及鲁迅对云南有较大的影响,说“五四时代,陈小航在省立中学当教员,课外向学生介绍鲁迅的《呐喊》等作品”(杨静珊);“杨瑞庵,他爱鲁迅,油印鲁迅的东西发给大家,当作讲义”(马子华)。这些回忆是可信的,只是“五四时代”云云,不很准确,具体时间应该说是1924年、1925年及以后。这因为陈小航、杨瑞庵等陈小航,名陈强华(即翻译家罗稷南),云南凤庆人;杨瑞庵,名杨桢,云南景东人;楚图南,字方鹏,笔名高寒,云南文山人;刘嘉镕,字铁庵,蒙自人。上四人均为云南省一中教师。据《云南省立一中概览》,陈被聘为社会服务股主任,楚被聘为编辑股主任兼刊印股主任,杨被聘为指导课自学辅导股主任等,时间均为1924年。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回昆,时间是1924年,马子华也是在1924年才进入云南省立一中的。当然,在1924年以前,鲁迅可能对云南也有影响,...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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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忽然想到(九)》中说:“阿Q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他又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鲁迅认为《阿Q正传》故事的时间下限是民国元年,即公元1912年。按理说,作者的话最有权威。但是,我们经过复核小说的内容以后发现,1912年说并不准确。  《阿Q正传》故事的时间跨度有好几年,但重点是写宣统三年,即1911年。从第三章的后半开始,事情均发生在一年之内。第三章的后半、第四章,故事发生在春天;第五章,天气“很温和”,“颇有些夏意了”,季节大概是春末或夏初;第六章,中秋之后;第七章,写明时间是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公元1911年11月4日)以及以后的一两天;第八章,时间为“暮秋”,赵家被抢时“这一夜没有月”。在九月十四日以后没有月亮的日子,只可能是月尾,或者因为天阴。但最迟不迟于阴历九月三十日,即公元1911年11月20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日子往后推算:赵家抢案发生“四天之后”,阿Q于半夜被抓进县城,被审了三次,关了两夜;他于赵家被抢后的第七天被杀害,具体的时间,不会在1911年11月27日之后,只会在这之前。可见,《阿Q正传》的故事并没有延续到1912年。  当然,小说的时间不会像历史、人物传记那么实实在在,不应钻牛角尖。但在小说中,有...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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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弟兄》中的张沛君,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其复杂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有分歧。第一,他是真人真事为主的呢,还是综合性的人物?在《弟兄》中,确乎融入了鲁迅、周作人的某些事迹。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说“沛君的生活就是鲁迅自己生活的一面”;周作人也讲当中的“主要的事情是实有的”。此外,小说还出现了“信”(羽太信子,周作人之妻)和“索士”(鲁迅译《地底旅行》时用的笔名)这样的名字。因此,许、周的说法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当中的“自己的三个孩子”,等等,显然和实际情况对不上号,更不用说人物的思想感情了。作家创作,以自己的某方面的生活为依据,再进行虚构或综合;从某些生活经历生发开去,写出崭新的人物,这是常有的事。因此,张沛君应该是一个综合的典型,不宜夸大他近似鲁迅这一面。第二,张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还是也有坏的一面呢?许寿裳从张沛君和鲁迅的生活有相同的一面出发,得出“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这一结论,自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也不能说张沛君没有坏的一面,没有被人看不起的地方。有同志认为,张沛君只从梦境中表现出潜意识,并没有行动,不应以这梦为根据而苛责沛君。诚然,从表面上看,他对兄弟的关切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他自己也是以这点而自豪的,也许并没有怀疑自己的诚实。可是,鲁迅是解剖人类灵魂的能手,他通过对梦境的描写,把也许是连张沛君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思想给翻了出来。我们说张沛君的性...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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