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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纯粹的人(张国庆)

日期: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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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庆

 谨以此短文,深切怀念蒙树宏老师。

 一、任真竭诚,诲人不倦

我是云大中文系本科七九级的学生,当年蒙老师曾给我们班开《鲁迅研究》选修课。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可选的课较多,我没有选此课,因而错失了当面聆听老师教诲的机会。不过由于选课同学绘声绘色的描述,我也曾得闻老师某次上课的一个片断。之前,老师布置选课的同学做期中作业,作业交上去的第二周上课时,老师进入课堂后,将批阅后的作业发还,转身在黑板上写下“知耻而后勇”五个大字。同学们翻开作业,只见段炳昌同学的作业受到老师高度赞扬,批有“贴堂”两个红字,而不少同学的作业则受到老师批评,尤其是有几位同学的作业许多文句下面更是红线连着红线,那是老师对涉嫌抄袭文字的明确指出和严厉指责。那时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更没有经由电脑、互联网检索文章书籍的资料库,老师凭着数十年日积月累形成于大脑之中的鲁迅研究“资料库”,将作业中涉嫌抄袭的文字一一指出。这令现场的同学和我们这些事后听闻的同学,无不叹服!“耻”,是老师对抄袭行为的深恶痛绝和毫不留情的批评;“知耻而后勇”,是老师对学生的鼓励、爱护和深深的殷望。这一番训教,同学们永铭在心!我在以后三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中,曾许多次地向学生提起当年这一场景,以作为对后来者的警醒和告诫。

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留中文系任教,由于教学和研究的方向不同,我和老师一向较少特别深入的接触。但多年后的两件事,仍令我继续感受到了老师的教学风范。

一件事,仍与学生有关。大约在2015年前后,中文系王卫东老师的一位博士生撰写研究徐嘉瑞戏剧观的论文,就有关问题去向蒙老师请教。老师本是这方面研究的大家,当时就将举凡所知道的有关徐嘉瑞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云南抗战文学和中国抗战文学等的资料线索一一提供,将自己的相关认识、看法和盘托出,感动得那位博士生后来多次表示:蒙老师实在是太诚恳了,给她的帮助真是太大了!

另一件事,则与我有关。2013年10月,光明日报《光明大讲坛》邀请我就《二十四诗品》做了一个演讲,稍后光明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将讲稿以《<二十四诗品>的诗歌美学逻辑》为题予以登出。我将一份报纸呈上请老师教正。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老师打电话给我(几十年来老师唯一一次打电话给我),一开口就严肃地问:“你的文章中,‘融即’这个词是你写的还是别人写的?”我答道:“我写的。”“那‘即’是什么意思?”“‘靠近’的意思。比如‘不即不离’。”“哦!”沉默数秒,电话挂断。手握电话,一阵暖暖的感动在心头升起:都几十年了,老师仍然在关注着学生的发展,仍然在提醒着他可能犯下的错误啊!

 蒙老师就是这样一位一辈子任真竭诚,诲人不倦的先生!

 二、律己以严,行事有方

“文革”的冲击过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工作单位大抵恢复了正常的退休制度,但在许多地方执行得并不像后来那样严格。比如在昆明,一个人在某年年头就已到了退休年龄,却得拖就拖,往往在单位的宽容或默许下,直挨到年底才办理退休手续、正式退休,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蒙老师则不然。从1983年起,他担任中文系系主任,到了1988年(或者1989年?)他年届六十的那一天,没有一丝犹豫或延宕,他自自然然地“脱冠”而退了。这一幕,令中文系当时的教师们印象深刻。君子处世,行乎其所当行,其斯之谓与?

 三、一生为学,死而后已

老师是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研究的大专家,他的《鲁迅年谱稿》是国内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在学界早已享有盛誉。但老师为学,从没有停顿的时候。每天白天不是到云南省图书馆、云大图书馆,就是在中文系或者东陆书院资料室查阅资料,而晚上则在家中整理资料、进行研究。在职工作时如此,退休后依然如此。几十年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风雨无阻,人们每天总能在这几点之间见到他或快或慢孑然穿行的身影。

最近二十年,我与老师同住云大东二院。大约是2013年的一天午后,我出门上课,迎面碰到老师,便问候道:“您上哪儿去?”老师手一指,“与老吴约好,到他家讨论点问题。”“老吴”讳进仁,也是中文系的退休教师,当时已九十高龄。二位老人家耄耋之年还在相互切磋学问,怎不令人动容!

 四、单调与丰富、枯寂与快乐

老师一生清贫,大约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爱好,也没有什么其它特别的追求,除了教书就是教学,除了资料就是研究。这样的人生,照一般说,未免单调而枯寂。有一次听杨一兵老师议论:老蒙的生活也不完全单调,退休后夫妇俩还和我们一道出游过几次呢,而且兴趣还是很高的。是的,有了合适的机会与同伴,蒙老师偶尔也是会快乐一番的。但我觉得,在老师表面单调枯寂的长期生活下面,其实本来就是内涵着精神上的丰富与乐趣的,这种丰富与乐趣,就来自他的教学,就来自他的学术,并且与他相伴相依了一辈子!

老师的女儿告诉我,老师到美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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