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惟达

  上月春节期间，因乔中之托，到医院看望蒙树宏先生。走进病房，蒙先生在床安睡，护工见有人进来，轻轻地将他唤醒。看起来，蒙先生气色还很红润，我凑进前询问，但先生口中嗫嚅，说今天天气好，已经认不出人来了。回想起就在半年多前，蒙先生穿着惯常的蓝色中山装，戴一顶红色旅游帽，提着一个旧文件包，行走在校园中的身影。也就在那时，蒙先生还专门问我，现在出版的书中，有没有适合老人年看的大字本？更早些的三年前，蒙先生每天到书院他的工作室去编辑他的文集，从早至晚，与孤灯相伴。那时他八十八岁。

 蒙树宏先生是云大中文系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从未懈怠，其坚守精神与累累成果，为后辈学人所感佩。蒙先生待人谦和平易，不管对方身份是什么，称呼常用“同志”，哪怕是自己教过的学生也不例外。蒙先生说话，带有浓厚的南方口音，因为怕人听不懂，总是慢声细语，温文尔雅。对中国现代文学及云南文学界那些过往的历史，蒙先生清清楚楚，烂熟于心，遇到有谁向他请教，热情而坦诚，倾其所知相告。学界称蒙先生“心志淡泊，性情宁静，甘守寂寞，不汲汲于名利，故能沉潜学术，探颐致远；治学严正平实，一丝不苟”。 

  观蒙先生的一生，历尽沧桑，与国家命运相沉浮。求学治学的道路坎坎坷坷，但始终坚守着一个向学的信念，以书为友，以笔为友，故终成大器。

  1928年，蒙先生出生在广西滕县山区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家中虽有一些田地，但要供四个子女读书，经济并不宽裕。父亲曾毕业于梧州一所桑蚕技术学校，本想以此创一份新的家业，但逢战乱，桑蚕市场不景气，家庭仍是以农业为主要生计。蒙先生的家庭和旧时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不论贫富，皆奉读书为人生的出路，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正是教育子弟的格言。蒙先生自然也从小小年纪开始就被送进学堂，而蒙先生自小也认定了读书一条道，学习很是用功。

 中国传统的乡村教育，是从私塾的“三字经”“千字文”起，蒙先生到现在也还能背诵。受此熏陶，蒙先生的文史类功课比较好，作文常得老师的表扬，但新学的数理、英语类功课则比较差。甚至在小学毕业考试时因算术成绩不及格而未能拿到毕业证书，而初、高中阶段也都因此留过级。虽屡屡受挫，蒙先生却从未放弃过读书的念头，最终还是完成学业，用蒙先生自己的话讲就是“如愿过关”了。从初中起，蒙先生就开始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作品，到高三时，有一篇《冬》的散文更发表在香港《星岛日报》。“冬”是个隐喻，这篇写于1948年初的散文以冬天的严寒来象征时局的困顿，并表达忍受、锻炼的决心。思绪开阔，意味平实，文风简炼，已显示了蒙先生写作的基本风格。高中毕业考大学，曾多处报名，都因数学分为零而落榜，所幸最后考广西大学时做对一道平面几何题得了２５分，取得基本资格，于是凭语文的高分而考被录取。以今天的标准，要上大学基本没有什么希望。当然不要说大学，这种严重偏科的情况，就是中小学恐怕都难于进入。但那时，这样的情况还屡见不鲜，其中不乏名人，都是数理成绩很差。这大约也是西风东渐之初，现代的科学知识并不普及的缘故。

 蒙先生在广西大学中文系读了两年书，期间仍不辍写作，在《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散文，如《雁山风景线》《雁山解放前后》等。这时期是解放前夕，国家板荡，民不聊生。学校搬来搬去，课程时断时续，一切都处于动乱之中。这些作品，有直接反映现实的，也有通过摹景而渲染出时代氛围和时代情绪的。由景触思，仍是蒙先生一贯的风格。

 终于到解放。从北京传来消息，清华、北大要招收插班生，在外地的学生都可去报考。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机会，蒙先生很振奋，毫不犹豫地与同学结伴，离开故乡，从桂林一路辗转到北京。到北京后听说北京大学招生人数少，清华大学招生人数多，想到自己基础不好，就报考了清华。但是心中并没有把握。为了多一条出路，又报考了河北省办的短期中学教师培训班。很快就被培训班录取了，遂即往天津参加为期两周的培训，紧接着就要分往邯郸的学校任教。这时大学放榜了。与传言不同，清华大学只录取了两名，北京大学录取了１０多名。蒙先生则很幸运地被清华大学录取，于是跟培训班领导说明情况，插班就读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时任系主任正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李广田。在此，蒙先生认识了一大批名师，吕淑湘、吴组缃、朱德熙、余冠英、王瑶等。蒙先生喜欢现代文学，对王瑶先生的课尤其感兴趣。但蒙先生是广西人，普通话说得不好，王瑶是山西平遥人，也有浓重的地方口音，王瑶讲课蒙先生不太听得懂。王瑶开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３０多本参考书，蒙先生是认真阅读，认真做读书笔记，完成王瑶先生的作业。由此也结下了以后数十年的师生情。做学问从踏踏实实地读书开始，蒙先生从此方法中获益不少，此后做了老师，也就用此方法来教自己的学生。也就是在清华，蒙先生接受了较为正规的学术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