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

 谨以此短文，深切怀念蒙树宏老师。

 一、任真竭诚，诲人不倦

我是云大中文系本科七九级的学生，当年蒙老师曾给我们班开《鲁迅研究》选修课。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可选的课较多，我没有选此课，因而错失了当面聆听老师教诲的机会。不过由于选课同学绘声绘色的描述，我也曾得闻老师某次上课的一个片断。之前，老师布置选课的同学做期中作业，作业交上去的第二周上课时，老师进入课堂后，将批阅后的作业发还，转身在黑板上写下“知耻而后勇”五个大字。同学们翻开作业，只见段炳昌同学的作业受到老师高度赞扬，批有“贴堂”两个红字，而不少同学的作业则受到老师批评，尤其是有几位同学的作业许多文句下面更是红线连着红线，那是老师对涉嫌抄袭文字的明确指出和严厉指责。那时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更没有经由电脑、互联网检索文章书籍的资料库，老师凭着数十年日积月累形成于大脑之中的鲁迅研究“资料库”，将作业中涉嫌抄袭的文字一一指出。这令现场的同学和我们这些事后听闻的同学，无不叹服！“耻”，是老师对抄袭行为的深恶痛绝和毫不留情的批评；“知耻而后勇”，是老师对学生的鼓励、爱护和深深的殷望。这一番训教，同学们永铭在心！我在以后三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中，曾许多次地向学生提起当年这一场景，以作为对后来者的警醒和告诫。

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留中文系任教，由于教学和研究的方向不同，我和老师一向较少特别深入的接触。但多年后的两件事，仍令我继续感受到了老师的教学风范。

一件事，仍与学生有关。大约在2015年前后，中文系王卫东老师的一位博士生撰写研究徐嘉瑞戏剧观的论文，就有关问题去向蒙老师请教。老师本是这方面研究的大家，当时就将举凡所知道的有关徐嘉瑞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云南抗战文学和中国抗战文学等的资料线索一一提供，将自己的相关认识、看法和盘托出，感动得那位博士生后来多次表示：蒙老师实在是太诚恳了，给她的帮助真是太大了!

另一件事，则与我有关。2013年10月，光明日报《光明大讲坛》邀请我就《二十四诗品》做了一个演讲，稍后光明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将讲稿以《<二十四诗品>的诗歌美学逻辑》为题予以登出。我将一份报纸呈上请老师教正。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老师打电话给我（几十年来老师唯一一次打电话给我），一开口就严肃地问：“你的文章中，‘融即’这个词是你写的还是别人写的？”我答道：“我写的。”“那‘即’是什么意思？”“‘靠近’的意思。比如‘不即不离’。”“哦！”沉默数秒，电话挂断。手握电话，一阵暖暖的感动在心头升起：都几十年了，老师仍然在关注着学生的发展，仍然在提醒着他可能犯下的错误啊！

 蒙老师就是这样一位一辈子任真竭诚，诲人不倦的先生！

 二、律己以严，行事有方

“文革”的冲击过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工作单位大抵恢复了正常的退休制度，但在许多地方执行得并不像后来那样严格。比如在昆明，一个人在某年年头就已到了退休年龄，却得拖就拖，往往在单位的宽容或默许下，直挨到年底才办理退休手续、正式退休，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蒙老师则不然。从1983年起，他担任中文系系主任，到了1988年（或者1989年？）他年届六十的那一天，没有一丝犹豫或延宕，他自自然然地“脱冠”而退了。这一幕，令中文系当时的教师们印象深刻。君子处世，行乎其所当行，其斯之谓与？

 三、一生为学，死而后已

老师是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研究的大专家，他的《鲁迅年谱稿》是国内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在学界早已享有盛誉。但老师为学，从没有停顿的时候。每天白天不是到云南省图书馆、云大图书馆，就是在中文系或者东陆书院资料室查阅资料，而晚上则在家中整理资料、进行研究。在职工作时如此，退休后依然如此。几十年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风雨无阻，人们每天总能在这几点之间见到他或快或慢孑然穿行的身影。

最近二十年，我与老师同住云大东二院。大约是2013年的一天午后，我出门上课，迎面碰到老师，便问候道：“您上哪儿去？”老师手一指，“与老吴约好，到他家讨论点问题。”“老吴”讳进仁，也是中文系的退休教师，当时已九十高龄。二位老人家耄耋之年还在相互切磋学问，怎不令人动容！

 四、单调与丰富、枯寂与快乐

老师一生清贫，大约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爱好，也没有什么其它特别的追求，除了教书就是教学，除了资料就是研究。这样的人生，照一般说，未免单调而枯寂。有一次听杨一兵老师议论：老蒙的生活也不完全单调，退休后夫妇俩还和我们一道出游过几次呢，而且兴趣还是很高的。是的，有了合适的机会与同伴，蒙老师偶尔也是会快乐一番的。但我觉得，在老师表面单调枯寂的长期生活下面，其实本来就是内涵着精神上的丰富与乐趣的，这种丰富与乐趣，就来自他的教学，就来自他的学术，并且与他相伴相依了一辈子！

老师的女儿告诉我，老师到美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