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直心

 各位师长、各位学友：

 我因身体原因，不能莅会，特拜托炳昌学长，代我转致对于蒙先生的无尽哀思。

陈平原先生有言：“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使得许多研究者也都习惯于像他那样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这也是在中国，鲁迅研究界虽也鱼龙混杂，但总的来说骨头较硬，更讲人格和气节的原因。”而蒙先生恰恰代表了老一辈鲁迅研究者的铮铮风骨与人格。

先生“正统”，但能理解异端；严格，却对年轻学人、新生事物很宽容；平实，却不无孤傲地拒斥着平庸，抵抗着流俗；冷峻，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热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导师蒙先生的身教言传，便没有我的学术成长。他的人格、襟怀既“纵容”了我的大胆探索、挑战，又规范了我的学术道路。尽管我与先生属于思想、性情不无差异的两代人，但在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鲁迅的著述中，却时时渗透着先生的深刻影响。

 蒙先生治学长于收集、考据史实。他与熊融等先生齐力开拓了鲁迅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这一学科分支。此贡献有助于鲁迅学与现代文学研究日趋扎实。其代表著《鲁迅年谱稿》极见功力。例如据出版于日本的清廷游学生监督处《官报》所载“支官费生周树人辍学回国川资”的日期等数据，纠正了鲁迅亲撰《自传》、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以及人文社《鲁迅全集》注释所述鲁迅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间的错误。书中类似言之凿凿、令人一新耳目的考证，尽现史料学研究的魅力。

 如果说，蒙先生以《鲁迅年谱稿》《鲁迅史实研究》为代表的史料学与考证著述体现了其善“使绣花针”的学术功力，那么，他的另一部代表著《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则不仅鈎沉拾遗，更以其宏阔的理论思维与细致精到的文学史梳理，填补了云南现代文学乃至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空白。该著不仅新见叠现，且留下了大量的“活口”，引而不发，为后来学者留下通往学术前沿的道口。

 蒙先生是一位视学术为生命的真正的学者，也是一位于今已难得一见的老实人。他深知史料研究的寂寞，却甘坐冷板凳而终生不悔。也因此，他的学术贡献虽已广为学界瞩目，但仍有部分成果为这浮躁的时代所忽视乃至埋没。深入汲取有待 后来人。为此，我深深地感谢母校人文学院与乔中师兄的善举，为先生留下了多卷本的《文存》。

 悲伤中展卷细读《文存》，字里行间先生似犹在以其独有的研究姿态与理路无声地教诲、敲打我们：治学可以标新立异但必须小心求证、言之有据；可以放胆直言，但不应是政治“大批判”，不应是党同伐异，而应限定于学理交锋。任情时，应注意节制，不在漫衍中疏漏；文采飞扬之际，尤其应拒绝足以遮掩思想的丽辞巧语。

 先生远去了，先生的学术风范永存。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