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雷锋，蒙树宏教授就是雷锋。”这是已故白族作家欧小牧先生二十多年前曾经对我说的。据欧先生讲，他在三四十年代发表的一些作品，有的自己都记不起来了，有的也曾经搜寻过但是没有结果。蒙树宏先生到省图书馆和各个图书馆查找资料的时候，找到了这些作品，不仅为欧先生的作品做了目录索引，而且还自己出钱复印了这些作品，连同目录索引一起送到欧小牧先生家里，当时欧小牧先生已经八十岁左右了，但仍然心情激动，非常感激。欧先生手捧复印资料说：这些作品是蒙树宏教授从垃圾焚烧场帮我抢救回来的。令欧先生感佩不已的是，欧先生和蒙先生素昧生平，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但蒙先生却无私地帮助了欧先生。蒙先生给人的印象主要是，不苟言笑，平淡安静，不喜交往，但他的这种无私相助、助人为乐的精神，却使我们感受到了蒙先生内心的热情和待人的温暖。

蒙先生对别人的帮助是无条件的，是不要任何回报的，更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名声和利益。也是在二十多年前，我陪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一位熟人拜访蒙先生，当时，这位熟人正在担任《楚图南集》的主要编辑工作，要请教蒙先生一些问题。到了东一院蒙先生家里，说明来意后，这位熟人拿出已经收集到的楚图南的文章目录请蒙先生指导，蒙先生戴上眼镜，很认真的浏览一通后，基本肯定了这份目录，但也指出，楚图南还用过一个笔名，发表了一些文章和译著，这份目录没有收入，说着从书架上取出自己收集的一些资料让客人记录篇名、出处等等。这位熟人如获至宝，蒙先生对相关材料和史实的娴熟、了然于胸又让她非常佩服，当即邀请蒙先生作《楚图南集》的编委会成员。楚图南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又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书法家，成为《楚图南集》的编委，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荣耀的、求之不得的事，而蒙先生却婉言谢绝了。但蒙先生也诚恳地表示，在编辑过程中如果在资料上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一定毫无保留，倾力贡献。从蒙先生家里出来，那位熟人一再对蒙先生的学问和人品称赞有加，我也对蒙先生崇高的人格和精湛的学问有了进一层的了解。

蒙先生助人为乐、无私相助的精神在教学中也体现的非常充分。记得1981年大三上学期，蒙先生为我们班开设《鲁迅研究》选修课。他讲的都是自己研究的心得和成果，具有创新性，都可以在报刊上作为学术成果公开发表的，但他都是和盘托出，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在讲授和论证时，材料的来源，方法的操作过程，都交待的一清二楚。在批改同学的作业的时候，蒙先生是非常严格的，但又是充满善意的，是真诚相助的，如果一旦发现同学的作业多少有些心得，蒙先生就会大力予以表扬，热情评点。蒙先生布置的作业是评论鲁迅《野草》中的《希望》一篇，我通过仔细阅读，同时参考了孙玉石等人的论著，梳理了当时对《希望》评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有的说充满了希望，有的说是绝望颓丧，我认为《希望》是表达了一种既非充满希望，也并非绝望颓唐，而是一种彷徨的状态，是在失望中继续求索的精神状态。蒙先生看后，大加鼓励，为我写了一长段表扬的评语，还在论述的比较好的字句下画上一个个红圈，在作业标题旁大大地写上“贴堂”二字，张贴在教室黑板一侧，让同学们观摩。我拙嫩幼稚的作业中有那么一点心得，竟得到蒙先生慧眼发现，并以特殊的形式加以表彰，这使我深受鼓舞，对学术研究充满了信心和憧憬，让我终身难忘。这件事在同学中也引起了很大震动，一时传为佳话。蒙先生认真地给每一份同学的作业都写出针对性的评语，指出同学作业的优缺点，还指出应该从哪些方面继续问题的讨论，还需要读哪些书，怎样找相关的参考书，等等。蒙先生的评语字数往往都比较多，有时候还比同学作业的字数还多，对同学的爱护、帮助和殷切希望洋溢在评语的字里行间，因此，蒙先生在给一些同学评语中虽有严厉的批评，比如那些敷衍马虎的作业，或有抄袭文字的作业，蒙先生的批评是非常不客气的，但没有一个同学不心悦诚服。多少年后，同学在一起回忆，还在说是蒙先生这样的老师教会了我们怎样老老实实做人，怎样老老实实说话写文章，怎样真心诚意地帮助别人。

 蒙先生乐于助人，常常替别人着想，把许多事情扛在自己肩膀上，自己去承担责任和风险。从1984年起到1988年末，蒙先生担任云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在此期间，云南大学中文系获得了文艺学硕士学位授权，这是云南大学中文学科的第一个硕士点，为以后的中文系学科学位点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个硕士点的成功获得，主要得力于从事文艺学教学和研究的张文勋、赵仲牧、杨振铎和杜东枝诸位先生的努力和突出成果，但也和蒙先生的领导分不开的。蒙先生担任系主任的时候，职称评审刚刚开禁，之前，职称评审停止了二十多年，积压的问题太多，达到评审条件的老师太多，或者说，几乎所有老师都需要晋升职称，但指标是有限额的，竞争势必非常激烈。那时的职称评审是个烫手山芋，非常敏感，有风险，容易引起误会或诟病。蒙先生是中文系职称评审小组（中评委）组长，我是秘书，参与了那时候中文系职称评审的整个过程，又进一步领略了蒙先生的作风和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