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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亲一生追求文学研究的曲折经历(吴二持)

日期: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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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二持

       我的父亲吴颖(1924.12--1992.1),曾用笔名东方未明、克钊、伍郢、石稜羽、石尤风、史求真等,生于揭阳县塔头乡(今揭西县东园区)仙宝洋村。自幼聪敏,四岁便入本村小学,第三年起就读于棉湖镇兴道学校。1936年就读于棉湖镇育才国文专科学校,毕业后,因我的祖父壮年病逝,家道中落,无法继续升学,在家务农维持生计。闲时自学,喜经史典籍,涉猎广泛。1943年大旱、饥荒,农业失收,生活无着,便举家前往汕头市谋生,靠摆旧衣摊维持生计,业余爱好文艺,闲时爱写小文章。

       大约在1946年初,父亲便开始用笔名向《汕报》的副刊投稿,逐渐成为当时汕头的《汕报》、《建国日报》、《光明日报》等副刊的投稿者,不断有包括小说、散文、杂文、寓言故事等各种体裁的小文章发表。因曾写文章批评汕头《光明日报》副刊的差错,被当时该报副刊主编刘玑看中,受聘为该报副刊编辑。这是父亲从事社会工作的第一个职业。

       父亲接编《光明日报》副刊之后,得到实际主持报社的副总编刘玑的信任和支持,把每周副刊综合版改为《闪光》(杂文版)、《学习日》(习作园地)、《星期日》各一版,通过文友和作者组织稿源,自己也用多个笔名写文章支撑和补缺。副刊办得颇有生气,且思想倾向进步,倾向革命,经常刊用一些旁敲侧击讽刺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抨击时弊、宣传自由和斗争的文章。

       1947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各报社印刷工人闹经济性罢工,父亲与同事马戎因平时与排字工人有较多接触,了解他们的困难,就暗中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提出“以大米计薪”,这样就可以不受通货膨胀影响。工人罢工胜利,消息传开,便有其他报社的人传言《光明日报》内有异党活动。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节节败退,喻英奇为潮汕“剿总”司令,正加紧实行白色恐怖,于是《光明日报》的副总编刘玑便被喻英奇的“剿总”逮捕。父亲和马戎得知消息后,不敢到报社编辑部编稿,也不敢回家,只好随身带着稿子,找偏僻地方编好后,稍稍塞给印刷工人。后觉得这样太危险,便赶紧找朋友联系“上山”,参加共产党的游击队,经朋友介绍联系,知道“山上”那边已同意入伍,父亲便与马戎辗转到塔头,通过阔口园地下联络站,由联络站派人带到崩山顶共产党领导的北山游击队第八大队(边纵二支三团前身)入伍,在部队中任文化教员。不久调潮汕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任外勤记者,随军采访报道。

       1949年10月汕头市解放时随军进入汕头,参加军管会文教部新闻组的接管工作。越年,接管工作告一段落,父亲自己要求去中学教书,以便有时间从事他喜爱的文学研究,因调汕头聿怀中学教书,随后几年,他执教过的学校,有潮安的第五中学(庵埠)、第二中学彩塘、第一中学(潮州金山)。父亲因酷爱文学,对文学研究有浓厚兴趣和执着追求,教书之余不断购进文史类书籍,广泛阅读,积极准备业余从事文学研究。

       父亲的文学研究经历,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二是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初辞世这段时间。上世纪50年代中期,父亲刚涉足文学研究领域,可谓初生牛犊,以其独立思考,大胆敢言,一鸣惊人,在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初露锋芒。

       1953年开始在上海《文艺月报》等刊物发表过几篇文艺思想评论文章。尔后,在50年代中期,父亲的业余文学研究集中在古典文学和鲁迅研究两个领域。曾经由他的文章引发了全国性的两场学术论争:有关李煜词评价问题的论争和有关鲁迅《故事新编》体裁性质的论争,这两次论争在全国影响都很大。

       父亲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75期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占据了《光明日报》的一个整版,发表之后,可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李煜词的讨论,北师大中文系、北大中文系、北大文研所、中大中文系、作协上海分会等,都曾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有的还不止讨论一次,参加者涉及全国绝大多数文学史和古典文学的名家耆宿,多家刊物刊发文章参加讨论。父亲作为此次论争的“始作俑者”,受到颇为严厉的批评。最后以作家出版社出版《李煜词讨论集》结束那场约进行了一年的讨论。《李煜词讨论集》所收的署名文章有:楚子、夏兆亿、吴颖、元页石、陈赓平、游国恩、邓魁英、聂石樵、王仲闻、谭丕模、毛星、许可等,参加座谈的名家有:黄药眠、谭丕模、刘盼遂、李长之、启功、钟敬文、穆木天、力扬、余冠英、林庚、吴组缃、范宁、浦江清、游国恩、章廷谦、杨晦、褚斌杰、阎简弼、曹道衡、俞平伯、钱钟书、陈友琴、蔡仪、王智量、何其芳、黄海章、王起、詹安泰、楼栖、沈尹默、龙榆生、刘大杰、王运熙、徐中玉、马茂元、赵景深,等等。然而事过30年,尘埃落定,父亲认为他当时的学术观点并没有错,30年后的1986年,父亲坚持再写《重新论定李煜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长文,文章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文学遗产》也对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作了摘要介绍。可见,父亲当年有关李煜词评价的学术观点,过了近30年,仍然未被学术界抛弃,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父亲50年代中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另外一些内容,则是结合他自己语文教学的实际,在教材、教学参考书的相关解读和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的古典文学名篇进行研究,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这个方面的研究文章,如《〈木兰诗〉的思想性》(《语文学习》1956年1月号,收入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乐府诗研究论文集》)、《陶潜的〈桃花源记〉》(《语文学习》1956年5月号)、《马致远的〈汉宫秋〉》(《语文学习》1957年11月号)、《关于〈五人墓碑记〉》(《语文学习》1955年12月号)、《〈促织〉的思想性》(《语文学习》1957年2月号)、《〈水经注〉在中国游记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旅行家》1957年3月号)等。这些不仅具有文学研究方面的价值,同时也具有促进中学语文教学,帮助广大中学教师加深理解中学教材中古典文学作品的参考价值。父亲50年代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后来曾自选结集为《古典文学评论丛稿》出版。

       父亲在鲁迅研究方面,一是关于鲁迅论文艺的研究,1957年夏,父亲已写成十余万字的书稿交到出版社,结果因被划右派而书稿散佚;另一专题《故事新编》研究,父亲发表于1956年《文艺月报》的《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一文,又引起了一场全国性讨论争鸣,这次争鸣虽然参加的学者不是很多,但也有多家刊物发表文章,在鲁迅研究界影响很大,而且相关问题的论争在改革开放后仍在继续,父亲也继续参加论争,写了“三论”、“四论”和“五论”等长文章发表。50年代中期争鸣的主要文章,1957年由新文艺出版社选编结集为《〈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一书出版,共收8篇文章,父亲的“一论”与“再论”两篇文章,被收在该书的开篇与结篇。父亲50年代的鲁迅研究文章,后曾自选结集为《鲁迅研究丛稿》出版。

三

       父亲性格耿直,锋芒毕露,文学研究上又善于独立思考,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因而在反“右派”中自然是难逃厄运。1957年,父亲在潮安金山中学被“扩大化”划为右派,旋即被遣送农场劳动教养,受到种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但他仍然钟情于文学,即使是在“大跃进”、“庐山会议”那样的政治背景和上世纪60年代初的半饥饿状态下,仍然抱着希望,祈望能尽快得到甄别、评反,能够继续从事他所爱好的文学研究工作。

       大约到了“四清”运动或“文革”初期,由于上述希望破灭,父亲不得不重新思考他后半生的生活道路,经过痛苦的抉择,确定“弃文从医”。试想,一个落漠的知识分子,在困苦挣扎的人生中年,重新来选择后半生的生活依靠,能轻松吗?那时,父亲是作了最坏的打算的,我当时被下放到农村老家,还是个小学生,听父亲偶尔回家探亲时曾不止一次对家人说现在只有学医这条路可走了,因为只要有医好病人的本领,在有人群的地方,即使是偏僻的山沟里,也会有人需要;只要有人需要,即使到了不能劳动的年纪,只要头脑和手还能活动,只是为人开张治病的方子也还能挣碗粥喝。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时的选择虽然是被扭曲的,但可以说是在那种形势下唯一可行的选择。因为当时只有中医学,由于有“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和“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的“最高指示”而成为唯一保有一点科学探索成分,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探索的学科。

       父亲确定弃文从医之后,从每月大约只有十几元的可怜的生活费中节衣缩食,省吃俭用,陆续购买了一些中医中草药的书籍,劳动之余,日夜研读,并利用他当时下放山区之便,实地采药,钻研中医中草药。对于父亲来说,这除了可以作为后半生乃至晚年求生的手段之外,我想也是因为他的善于思考的头脑,还有他手中的笔被无限期剥夺之后,除学习“语录”、写“思想汇报”以外,唯一可消磨时光以求精神有所寄托之所在。人到中年,在衣食和精神的双重熬煎、双重折磨之下,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就着昏黄的灯光,来学习一门陌生而又关乎后半生生命需要的学问,那景象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然而,父亲却以他的思维理解能力和特别认真的钻劲,经过三两年的探索,便逐渐地可为一些朋友熟人或他们介绍来的村民开张方子,或给些草药、药散之类治病,居然大部分能够手到病除,而且是免费的,倘用药,也只收一两角钱的工本费。渐渐地也有一些在乡镇医院医治不好的疑难杂症患者,通过熟人朋友介绍求上门来,大多都能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这些受到免费医治的朴素农民,感激于心,逢年过节便会送点果蔬、土产、食品等以表示感谢。于是父亲看到他学医的一点成果,更来劲了,不仅继续购买有关的医学书籍,也更潜心钻研,并且每次回家乡探亲都极力鼓励我也来自学中医,并且每次都会有意识地留下三两本医书让我读。我当时在偏僻的农村老家,除了偶尔在同学处借阅个别线装的古典小说之外,也没有什么书可读,于是,我也就渐渐地通读了有数十部医学书籍。至今回想起来,虽然我现在不搞这一专业,也仍然觉得蛮有用的。比如,自己或家人有个头痛脑热的,提起笔便能开个方子对付,还有以前在汕头大学出版社工作期间,经手编辑出版过很多中医学方面的书,书稿中即使是很细微的错误,我便能一眼看出,这都得益于当时父亲留下给我读的那些医学书籍。

       父亲这样边劳动边学医,大约有十余年时间,到后来逐渐地探索出一些奇难杂症等僻病怪病的治疗方法,逐渐地自己调制药丸药散,大体是自采中草药,加上购买的一些采不到的中药,自制中成药,从配药研制到锤炼,全部工序均是父亲自己操作。且钻研出一些慢性病的有效药丸、药散和治疗方法,尤其对于哮喘病,他自制的丸药效验很好,较轻的病人,一般能很快治好;一些比较严重的患者,以往一到冬天便须住院治疗,父亲只用他自制的丸药,时不时加上几剂扶正为主的中药,便能使其顺利度过冬天。还有其他不少的奇难杂症,父亲都探索出一些独特的治疗方法。大约在70年代初,有一次,在父亲下放劳动的铁铺梅州板,邻里有一农民的三岁小孩因尿毒症送公社医院,经医院诊断,已明确表示“无救”,下午背回家之后,却并未断气,只是不能吃不能喝,腹部胀得圆鼓鼓的。小孩的祖父是父亲的朋友,也略懂医道,急匆匆来找父亲商量,两人把这小孩“死马当活马治”,一起探讨,尝试了多种利用药物外敷穴位的刺激方法,折腾了将近一整夜,至次日凌晨,小孩的一泡尿竟奇迹般地尿出来,于是从死神的手里夺回了一条小生命。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像过得还颇充实,因为是找到了一点能够自我实现的安慰。

       直到1976年摘掉右派帽子,回潮州“待业”之后,仍然有不少经亲友介绍找上门来求医的人。但当父亲有机会重新拿起文学研究的笔,他就再不愿意为人看病了。到1980年,父亲被作为专业人才引进,调往韩山师专主持编辑文科学报,搬家时才处理掉两大筐数百瓶已烂掉或半烂掉的药丸药散,和一些变质了的中草药材。于此可见,父亲的弃文从医,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迫不得已的被扭曲的一种人生选择,是他对平生所爱好所追求的文学研究事业在绝望的情形下萌生的人生选择。

四

       1976年秋,父亲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潮州“待业”。1978年冬,被“照顾安排”回潮安一中,在图书馆负责整理被“文革”弄得乱七八糟而尘封的古籍,当时便想重新拿起业余的笔。1978年春节,他即兴作一首《念奴娇•戊午早春书怀》:“东风万里,又江南草绿春回大地。翘首云天神正往,健隼扶摇展翅。琐琐城狐,区区社鼠,捣鬼将何计?庆父既除,乾坤一派生气。    飞扬应记当年,九天抚彗,岂乏凌云意?褊狭王伦难共处,转眼剩言流水!沧海珠沉,琅嬛简散,半枰成隔世。这回不算,从零也要开始。”这首词,正是父亲准备重新拿起文学研究的笔的精神写照,也是其毕生执着追求文学研究精神的写照。但是父亲在50年代蒐集的万余册书籍,因毁于“两兵”(“红卫兵”和“民兵指挥部”),已几乎荡然无存。但是,受到国内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刚好这时父亲接触到“文革”中“评红热”的不少资料,对当时一些学者的基本观点,包括那种“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阴谋红学”,非常反感,认为很有必要进行澄清,加以“拨乱反正”,于是便从当代红学入手开始了他的红学研究,父亲还诌了一首《论〈红〉评绝句》:“诸家同赞‘护官符’,湍瀑喧豗掩众姝。千古典型哀宝黛,人间买椟竟还珠。”父亲的第一篇红学论文是发表于《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的《评〈红楼梦〉评论中流行过的几个论点》。

       1979年父亲的右派得到“改正”。稍后被作为专业人才,调到韩山师专,主持刚创办的《韩山师专学报》(社科版)编辑工作,还参加作协广东分会。这个时候,父亲的文学研究几乎是接近疯狂地喷薄而出,接连发表了批评文革“评红热”中流行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文章,质疑和重新评价50年代“批俞运动”的多篇文章,又陆续写了一组颇有份量的《红楼梦》人物论文章,《红楼梦》美学风格研究的文章。在国内红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又从当时刚出版的16卷本《鲁迅全集》中摘编了鲁迅论文艺的精粹言论,编成《鲁迅文论选》一书,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部分红楼梦研究文章后来父亲自选结集为《红楼梦人物新析》一书,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父亲被引荐调到刚创办的汕头大学,筹办《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6年便办成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季刊。编辑之余父亲仍从事《红楼梦》和鲁迅研究,陆续发表了一批论文。后来父亲还把主要文章结集为《当代红学史论一家言》和《〈故事新编〉研究一家言》两部书稿,准备联系出版社出版,但均由于经济原因未能出版。

       1989年父亲离休又被返聘,主持学报扩大《岭东人文》专栏,试图“使之成为研究岭东的文史、文献以及文化的学术窗口,使潮汕地区内外这方面的真正有水平的学术文章有一个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园地”。在关于潮汕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方面,父亲曾书面向汕头市有关领导提出建议,并在《汕头日报》上撰文呼吁“抢救潮汕文献”,得到学界同仁的积极响应。

       父亲在做编辑工作和搞学术研究之余,还写了相当数量的文笔犀利的杂文。

       父亲一生著述颇丰,除已正式出版两本著作和两本自己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外,尚有发表于各学术刊物的学术论文数十万字,加上杂文和短论等,约近百万字。还有在解放前发表的已经散佚的各种体裁文章。在父亲辞世近十年之后,我曾经把父亲的一部已完成七八成的书稿《辑校汇笺集传李璟李煜全集》,约请父亲的学生李来涛先生为其续完,于2002年在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3,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受聘汕头大学,主持新国学研究所,并主持编辑出版《汕头大学学术丛书》,约我选编父亲的学术论集。我把父亲的古典文学研究文章精选,编成一厚册约60字,取名《吴颖古典文学论集》;另外把父亲的鲁迅研究文章也进行精选,共10余万字,觉得偏少,便连同我自己的几篇也凑在一起,取名《鲁迅〈故事新编〉研究及其他》。两部书稿交给王富仁先生。后来鲁迅一书作为《汕头大学学术丛书》第一辑于2005出版,古典文学一书王先生已列入该丛书的第三辑,后因出版两辑之后,汕大不再给王先生提供出版经费,于是搁浅。稍后我取回书稿,自己联系出版,当我把已出版《吴颖古典文学论集》赠送给王先生时,王先生当即约我为他主编的《新国学研究》写篇稿,指定要我写父亲的“文学研究与治学个性”,而且要求写三万字以上。我不敢推辞,经过约一年时间,勉力写成《论吴颖的文学研究及治学个性》一文,后刊于《新国学研究》第13辑。我在这篇文章中把父亲的文学研究分为“初生牛犊,崭露头角:50年代中期”和“迟来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十余年”两个历史时段分别加以阐述,特别对父亲后一时段用情最深、用力最勤的红学研究,概括出五个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对产生于“文革”“评红热”并广泛流行的“三说”进行澄清、反拨和清算。第二,对50年代中期的“批俞运动”的整体上基本否定的重新评价,包括对后来一些那场批判运动的既得利益者或其“帮闲”们的刻意维护那场批判运动的“理论定势”的看似辩证的理论观点的批评、驳斥,乃至对其理论构筑的拆卸。第三,是力图校正国内红学研究的重心,使其从诸多泛滥的外学研究回到《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回到《红楼梦》的典型形象和思想内容、美学意蕴的研究。第四,是关于《红楼梦》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花袭人)的研究。第五,是从宏观的视角,对《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的思想涵蕴的各个侧面和其美学风格进行综合论述研究。

       父亲在治学方面,是深具个性的。他博览群书,善于独立思考,爱憎分明,喜欢论争,擅长论辩,尤喜爱提出与众不同的学术观点,文笔犀利活泼,注重学术性,注重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对其所从事的学术领域,他往往能竭泽而渔,认真阅读,务求了如指掌,因此能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进行论述,绝不人云亦云,重复前人的研究,包括他所从事的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也非常注重这个方面的标准。这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抄袭所在皆有、学术腐败时有所闻的现实之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上面分两个时期,对父亲从事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的介绍,并略及其治学的个性。父亲一生,能从事他喜欢的文学研究的这两个时期,只是他初入道的青年时期和过半百奔花甲的老年时期,从这两个时期的研究实践和成就看,他是颇有这个方面的禀赋和执着追求的。由于社会的原因,中间一段长达22年的最好年华,由于“扩大化”而“空白”,被扭曲而弃文从医,是非常可惜的。不过,父亲还是幸运的,毕竟在晚年,能够从事他喜爱的事业,并有所成就。父亲辞世时,灵堂上贴着他的工作单位汕头大学学报编辑部所撰的一副挽联:“翰墨文章 霸气灵气正气;书生报国 热泪热血热肠。”以“霸气灵气正气”来形容父亲文学研究的“翰墨文章”,是颇为恰切的。

       父亲一生对文学研究有特殊的爱好和执着的追求,也有一定的贡献和成就。其论著多次获奖,并获得“汕头大学科研成果突出者”荣誉证书。曾被推选为全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广东省学报研究会理事,广东鲁迅研究学会理事。其生平及著述,《红楼梦大辞典》、《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广东社会科学手册》、《潮汕人物辞典•文史艺术分册》等大型工具书都著录有专门辞条。

       作者简介:吴二持(1955-),男,广东揭西人,韩山师院学报编审;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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