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了加强思想统制，也为了适应抗战以来新形势的需要，于1938年7月间决定在中央和地方成立图书杂志的审查机构（按：在30年代，他们为了“围剿”左翼文艺，于1934年5月成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处，1935年5月，因发生《新生•闲话皇帝》事件而被撤销）。云南省于1938年8月奉命进行筹备，9月1日，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内成立了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滇黔绥靖公署政治训练处、民政厅、教育厅、警察局的代表组成，推定常委三人，为甘汝棠（省党部）、陈善初（教育厅）和傅宅安（警察局），而“由甘汝棠代表对外，统筹全局”。后来，因为委员会组织较为松散，于1940年6月改为主任委员制，“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赵澍为本会主任委员使事权集中”。1941年3月，复奉命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改组为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由陈保泰任处长。

该委员会（审查处）的工作，是针对新闻和出版事业的。现将其有关文学的活动综述如下。

（一）审查演出的戏剧和书刊的原稿与书店出售之书刊。戏剧演出之前，需领准演证。书刊出版之前，需将原稿送审，凡通过者，即发“滇审字第×号”的审查证。如未送审而出版者，轻则饬令“补送审查”（如《飞鹰旗》），重则“去函警告”（如《南方月刊》第三卷第四期），甚至“依法取缔”（如《边塞的军笳》）。承印该书之印刷单位，则被“严重警告”。如认为某些内容不妥、有问题，审查机构便“予以删削”（如《文艺季刊》第四期的《回祖国途中》，据说“有妨碍中英邦交之言词”），或“予查扣”（如《西南文艺》第二期上的新诗《开荒的人》和《成都》）。

对书店出售之书刊，凡认为不妥、有问题者，即予查禁（如华汉的《两个女性》、艾思奇的《国防总动员》以及《民主周刊》《新华日报》等，则于1945年8月作为异党刊物查禁），或加以焚毁（如于1939年10月13日和1940年5月27日曾两次焚书）；书店亦有被查封者，如1941年5月查封了昆明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至于书店的经理，如昆明华侨书店之马扬生，因“所编《集体创作》，（被认为是）内容诸多欠妥之处”，而被审查处处长约见，“加以劝诫，盼其早知觉悟，步入正轨”。

 （二）文化界基本情况调查。该委员会（审查处）所进行的调查，有“昆明市印刷所、厂调查”“腾冲的书店、印社调查”和“昆明市杂志负责人之调查及其概况”等。后者强调背景和倾向，如《战国策》是“以大政治相标榜（彼辈新创名词）……销路颇佳”；而《联大青年》月刊和《当代评论》周刊的“经费则由三青团中央团部发给”，《荡寇志》月刊的编辑人王某，乃“西南联大学生，三青团团员”等。

 （三）文化情报。除一般的事务处理外，该委员会（审查处）还重视情报工作。在其工作报告中，有“重要作家之行踪及活动情况”和“言论动向摘要”等内容，当中谈及有教授“恒喜写作带有讽刺性之小说，多半对现实表示不满”。而他们的对策则是“一面采用私人感情上之积极联络”以影响其态度，“一面严格采用原稿审查办法”，凡是他们视之为“不利于抗战建国之言论，一律不予通过”。此外，他们还根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要求，于1943年进行了省内著作家著作状况的调查。不过，他们对著作并不重视，表内的“著作状况”栏大半语焉不详，而是强调“思想一栏尤应精密考察”。在所调查的90名著作家中，被列为思想“左”倾的本省籍著作家就有楚图南、徐绳祖、罗铁鹰、范义田、杨季生、彭桂萼、范启新等12人，外省籍著作家有李广田、冯至、刘思慕等15人；被列为思想倾向混乱者有沈从文等2人。

 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处）正式活动时间为7年左右，从它的“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它的主要职责是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它在审查时扣下的文章，被扣的理由不外乎“含有挑拨阶级斗争之嫌”“阶级意识颇浓”和“批评政府政治设施”等；至于讽刺审查制度的《文网杂谈》(《诗与散文》第九期送审稿)，因为“讽刺现行检政制度”，被查扣就毫不奇怪了。

 当然，该委员会（审查处）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对“赞美色情”“提倡肉欲主义”的文章不准登载。1943年3月，它还因昆明有些刊物以风花雪月之文字招徕读者而发布“取缔刊物登载软性文字”的指令。另外，它们的工作报告和调查等，客观上也提供了某些背景材料和可供我们现在利用的史实。但是总的说来，它是过大于功的。因此，在公众反对的情况下（云南的新闻文化团体和全国的步调一致，先后自动取消审查制度，实行自动停止送检的办法并公开发表《昆明文化界争取出版自由宣言》1945年9月30日，刊于《民主周刊》第2卷第11期。），加上出现了新的历史因素，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于1945年10月末被迫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