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纸的文学副刊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的报纸几乎都有文学副刊或以文学为重要内容的副刊，如《个旧曙光报》的《熔炉》副刊，昭通《东声间日报》的《东声》和《笔垒》，《腾越日报》的《边声》；在昆明，《益世报》有《烽火圈中》副刊，《暹华日报》（曾改名《侨光报》）有《火炬》，《中南报》（三日刊）有《夜光》《南风》《中南文艺》，《云南晚报》有《夜莺》，《观察报》有《小观察》《新希望》《昆明湖》。这些副刊，或出版的期数比较少，或影响不大，或因资料残缺，以下不再一一评介。下面着重介绍《民国日报》等五种报纸的副刊。
（一）云南《民国日报》的副刊。该报创刊于1930年4月6日，为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机关报。在抗日战争以前，它的副刊有《杜鹃》《大观》《云南民国日报副刊》《副刊》。抗战胜利后，该报于1946年4月改名《民意日报》，有副刊《人生》《文艺》等。
抗战爆发后，《民国日报》的《副刊》继续刊出；1937年12月13日发刊的《号角》，强调来稿的“朴实无华”“简劲有力”，认为“要有最明晰的最坚强的民族意识注入在里面，方切合战时的需要”。1938年2月15日，《号角》出新第一期，但编辑方针并无大的变化。1939年元旦，重出《大观》副刊，《〈大观〉的再生》一文说，《大观》要“做时代的号角……高唱着‘铁马金戈’，高唱着民族复兴，歌颂反抗，歌颂战斗！”4月10日，《大观》改版为《驼铃》。以后，又发刊《文艺》（周刊）、《煦光》和《西南前哨》。
在这些副刊中，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是《驼铃》，它一直出至1940年年中，共出版约400期。从创刊至第105期，由马子华编辑，以后各期由周辂编辑。在创刊号上，有人撰文说：“骆驼是最能任重致远的动物，必要的时候它不惜为它所服役的主人牺牲；它的工作很苦，在漫漫长途中，只有它颈下的铃子是它的慰音？”这大体可以用来说明副刊以“驼铃”命名的含义。
《驼铃》的主要作者有张天虚、杨东明、李乔、施蛰存、沈从文、朱枋等。该副刊曾对“抗战时期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吗？”“批评与谩骂”等问题进行探讨，其中对《“文协”与“同业公会”》《前进病》等文章也进行过讨论或批判。
《驼铃》为文艺副刊，登载1500字以内的短文。编者要求来稿“言之有物”“与抗战有关”“修辞立其诚”。它刊登的较重要的理论文章、创作和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有：施蛰存的《客座臆谈》，周正仪的《抗战文艺与写实文艺》，马子华的《小说基本教学大纲》，秋帆的《文艺批评讲话》，远夷的《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杨启虞、蒋敬之的《生产建设与文艺》，欧小牧的长诗《黄天荡》，丁东的《西南联大壁报巡礼》和朱枋的《“文协”与“同业公会”》《前进病》等。
（二）《云南日报》的副刊《南风》。该报创刊于1935年5月4日，为云南省政府的机关报，一开始即有《南风》。1941—1942年间，又先后增加副刊《读者园地》和《文化堡垒》。1947年10月10日，该报更名为《平民日报》，有副刊《驼峰》《大观》《每周文艺》。
在上述副刊中，《南风》是贯彻始终的，在云南文艺界有颇大的影响。在抗战期间，它曾办成周刊、日刊或双日刊，篇幅也不一致。它一贯重视文艺稿件。编者先后为杨季生、唐登岷、张子斋、宣伯超、李何林等。
在抗战之初，“《南风》三分之二的篇幅，充满了抗战的呼声”。它刊登了大量抨击日本侵略者，激励民气的简论、诗歌和地方戏剧等，在征稿启事中特别指明“旧瓶装新酒之‘弹词’、‘大鼓’词亦所欢迎”。因为用这些艺术形式来宣传新思想易于为群众所接受。1940年7月22日，《南风》刊出《殒灭和希望》，宣告因报社经费困难而停止副刊的出版。1944年5月7日，《南风》新一号见报，以后断断续续，但一直出至1949年11月末。
这个副刊，给人突出的印象首先是重视杂文并积极宣传鲁迅精神。《南风第一声》即强调文风的泼辣。不久，又根据鲁迅、瞿秋白的观点来组织杂文稿件并就杂文的有关问题和《民国日报》的一批作者展开争论。这种精神，在《云南日报》的所有副刊中，也可以说是一贯的。在八年中，它们发表《关于杂文》《鲁迅式杂文的时代意义》《洗去喷在鲁迅身上的狗血》《先驱者鲁迅》《颂歌——记一个人》等文。在每年鲁迅的忌日，它们大都刊出诗文或组织特辑以纪念鲁迅。
其次，对重大问题积极地组织讨论。如1937年11月，讨论街头文艺和把话剧搬到街头去的有关问题；12月至翌年1月，讨论话剧用语问题。这都很紧密地配合抗战的新形势，关注着文艺如何更好地为当时的任务出力等。对《昆明杂记》过火地批判和“抗战时期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吗?”的讨论，均发端于《民国日报》，随后《云南日报》的《南风》也介入，且在批判李长之时也流露出地方宗派倾向，虽然在程度上不如《民国日报》陷入那么深。
第三，重视批评不正确的文艺观点。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发表《编者的话》，对抗战文学表现出若干偏见。在这前后，“与抗战无关”论在昆明也有所表现。例如在文化人和大学生中，有一些人看不起抗战文学，认为文学是永久的，抗战只是短期的事，永久性的文学不必迁就短期的抗战等。《南风》先后发表了《〈略谈抗战文学〉质疑》《抗战与文学》《谈谈“抗战八股”》《杂谈“与抗战无关”》《“抗战诗”论》等，批判不合时宜的文艺观点。1940年，有人说“全文坛占满了公式化的抗战文章”，并把这斥之为“前进病”，《南风》也刊发了批判这种论调的文章。
此外，《南风》发表了不少有较高质量的创作、评论和比较重要的文学史料。从创作来说，小说有陈铨的《蓝蚨蝶》；诗歌的优秀之作则有《大家听》《出征记》《我是放出了一星燃烧世界的火种》《恋战场》《山滚动了》等。文学理论、评论和其他重要文章有：《文艺工作者怎样充实和武装自己》《昆明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昆明的笔垒》《有关修筑滇缅公路的征文》《我们怎样开筑滇缅路特辑》《记叶紫》《给贫病作家的一封慰问信》《怀巴金先生》等，它们或者作了理论的阐发，或者是较好的散文，或者保留了珍贵的史料，都是值得重视的文字。
（三）《中央日报》（昆明版）的副刊《平明》及其他。《中央日报》于1939年5月15日发行昆明版，一开始即有《平明》副刊。1940年10月16日，改出综合性质的《中央副刊》。1941年，有副刊《人生》《文艺》《语文》等。1942年，出副刊《文丛》；同年7月7日，复出《中央副刊》，其任务是给予青年“精神上的训练和陶冶”，“知识上的启示和充实”，并把“反映抗战之文艺创作及漫画木刻”列为征稿内容之一。1944年有《星期增刊》，5月14日，该增刊出革新号，由王了一编辑至年末，5月16日，出《文林周刊》。日本投降后，该报有副刊《新天地》《艺文》《妇女文艺》《新垦》等。
《平明》副刊的“编者话”说：“我们并不需要个个人都喊口号，或者写点抗战故事，因为口号不寄托在实际的东西上面就变成空洞的名词。”还说该副刊的目标是“忠实于自己的笔，写出自己要说的话”。1939年7月7日，《平明》有编者所撰的《七七两周年》，文章反对“许多人”的“杜撰……许多抗战的小说或戏剧，以沽名赢利”。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和梁实秋《编者的话》中的意见完全一致。
《平明》是文学副刊。在1939年5月18日刊登《启事》，说拟征求“地方性的文艺”“文艺情报”“战区服务的通讯”“边区生活描写”等，但实际上，它的地方特色并不显著。到1940年下半年，该刊不再单独选稿，而是“将投来稿件转寄重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室……重庆发表以后本副刊再行转载”。
在抗战时期，《平明》等副刊的主要作者有沈从文、赵萝蕤、卢静、朱自清、黎舒里、李霖灿、王了一、李广田、闻一多、马尔俄、马子华等。沈从文的散文，王了一的杂感（《棕榈轩詹言》），闻一多的专论以及马子华的《布鞋》，白平阶的《神女》，卢静的《呜咽的扬子江》等，都是较有特色的作品。由于《平明》等副刊的作者文化层次都比较高，所以稿件的艺术质量一般地说就比较好。
（四）《正义报》的副刊《大千》。《正义报》创刊于1943年10月10日，以民办报纸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它是由地方财团支持的，其正刊的政治态度和《民国日报》《云南日报》相接近。
《正义报》的副刊，基本上只有《大千》一种（抗战胜利后，则有《文艺》《影与剧》等）。它是以文艺为中心的副刊，编者杨东明（吴闵）在《大千四年》中曾说：该刊“‘四开’出过，‘八开’出过，‘十六开’也出过”。1945年5月31日，《大千》出了末期后停刊，8月2日复刊，“稿约”中说：“各种稿件均需现实性较强，与抗战有关，不收毫无‘正义’感言之无物的作品。”在5月末停刊前，杨东明写了《告别读者——并谈我与〈大千〉的始终》，说副刊中“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但这些涓涓细流，也许会助长了长江大河的水位吧？诚然《大千》刊出的许多作品，是青年的习作，有些人也许会嫌幼稚……谁能否认成功不是从幼稚起步？”
八年间，在《大千》上发表文章较多的作者为李乔、包白痕、罗铁鹰、林士诒、白浪、常枫、海涛、溅波等。它的作者绝大多数是云南的青年，好多还是刚开始的执笔者。这说明《大千》确乎有“作为文艺青年自己写作的园地”的意图。在写作园地上，幼稚就说不上是什么大的缺点了。并且，上面也有不少较好的富有现实意义的文章，如李乔的关于民族地区的系列通讯，又如《人民的鲁迅》《边疆文艺工作的路标》（均为论文）、《如果真爱聂耳》（杂文）和关于《海滨夜歌》《无花果》《诗论集》《后方的岗卫》以及《孔雀胆》演出的评介、后记等。
（五）《扫荡报》的副刊。《扫荡报》是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报纸，1931年创刊于南昌。昆明版《扫荡报》于1943年11月1日开始出版，有副刊《现代文艺》《戏剧•电影》，但主要的副刊为《扫荡副刊》（综合性质）。1945年11月12日，该报易名为《和平日报》，所出副刊为《鸽铃》。
《现代文艺》的《一点希望——致读者》（1943年11月6日）强调刊登与抗战有关的诗文，“让我们也嗅些火药气息”。《扫荡副刊》刊登的《作者•编者•读者》（1944年6月9日）一文说：“文艺是反映现实（人生），指导现实（人生）的，每为一文，必求其有社会意义，无病呻吟的，不要，风花雪月的，不要，自然，也并非天天都板着死面目。”同时，编者又宣告对投稿者一视同仁，但对无名作者有所倾斜：“‘名字’对读者比较‘面熟’而并无深刻内容者，不登。无名作者们的稿子，只要有内容而技巧就算‘还差一把火’也登。”
《扫荡报》副刊旗帜鲜明，编辑态度较为严肃。它没有刊发意气用事、无原则地论争的文稿；对援助贫病作家的运动，副刊极力呼吁，认真投入。
该报副刊发表的重要创作有话剧《梦的微笑》，诗歌《心•开会》《我的歌是眼泪和朝霞》，杂文《借镜与忌镜》，理论、评介《昆明文化界今日的课题》《后方的岗卫序》《海滨夜歌自序》和“孔雀胆公演特辑”等。
在抗战期间，云南报纸的文学副刊，不再只是刊发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而是反映人民的抗战激情、民族的义愤和生活的严峻。它们所刊载的文章，一般都比较简短，约在1000字左右，类乎手执匕首、投枪的轻骑兵；简论、通讯、杂感、短诗是常见的文学体裁。它们起到了文学为抗战服务的作用，而且在不少的征稿启事中，就指明来稿应和抗战有关。我们现在翻阅那些发黄变黑的报纸，在副刊中，还可以感受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民的叹息、呻吟、挣扎、奋起和战斗的呐喊。
这些副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政治态度上和正刊有区别。虽然这些大报，都是国民党党办、官办的，或者以地方财团、军队等为后台，因而在政治上是“右倾”的。但是，副刊的编者，如张子斋、吕剑、马子华、周辂、杨季生、李何林、王了一、杨东明、韩北屏等，或是中共党员，或是进步的学者、文艺工作者。所以，就连《中央日报》也刊发了不少有进步倾向的文章，例如《棕榈轩詹言》就以“文词犀利，痛斥时弊”而获得好评。《扫荡报》的副刊，则以“你扫荡你的，我扫荡我的”为特色，保持自己的独立倾向。宋云彬在《沈雁冰》一文中曾说：抗战期间，“昆明《扫荡报》总编辑高紫榆，副刊编辑吕剑，都是前进青年，所以昆明《扫荡报》作风和各地的《扫荡报》不同”。对正刊如何评论，这不属我们的研讨范围，至于他对副刊评价，那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各报的副刊，在培养文学青年上也有成绩。云南的文学青年，绝大多数都首先在副刊上露面。《云南日报》的副刊，组织过有关修筑滇缅公路的征文；《中央日报》的副刊，强调面向青年；《正义报》则有意为文艺青年提供写作园地。当然，从客观效果来看，这一工作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沈从文在《五四节谈谈报纸副刊》《怎样办好一份报纸》中，曾强调副刊应为培养青年作家一事出力，说如果报刊“出版一年半载，发现三五个有希望的作者，发表几篇有价值作品，不失其为‘成功’”；他进而指出云南报纸的副刊在这方面重视不够。从有希望的作者不多、成长不快这一角度来看，这一批评也是有根据的。
如果说，对一般的文学副刊的编辑，提出有计划地、从战略的高度来培养文学青年，是太高要求的话，那么，要求编者在组织讨论或论争时，做到有序地、对事不对人地开展，则是理所当然的事。编辑完全可以把好这个关。譬如说，对出格的人身攻击和对人不对事的来稿，可以进行必要的删改，也可以不采用。总之，应让讨论或论争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要旁生枝蔓。可是，报上的有些文章，竟会发出“催泪瓦斯”的威胁（1939年9月12日《民国日报》)和多次出现“把火力集中到攻击个人身上去”（1939年4月25日《云南日报•一封读者的信》批评论争中的这种偏向）的现象，往往使矛盾复杂化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或讨论的深入，最终是不欢而散。这一点，确乎反映出某些副刊编辑工作中所存在的弱点。
二、文学期刊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一书，所收云南的刊物，仅《战国策》一种。它是综合性的文化刊物，因“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密切”而收入的。抗战时期，各方面的困难比较大，云南的文学期刊不多，特别是因经费支绌和人员流动等原因，刊物很难定期出版，寿命一般也不长。加上岁月流逝，书刊资料散失，有些刊物如《黎明》（李何林等编辑）、《微波》（江新苇编辑）、《金碧旬刊》（罗铁鹰编辑）等，或严重残缺，或尚未发现。这里仅根据现存资料，对《文艺季刊》等有较大影响的文学刊物或以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加以介绍。
（一）《文艺季刊》。创刊于1937年11月，李寒谷主编，特约编辑为杨光洁、周辂。后来，李因病回丽江，杨投笔从戎，自第三期起由周一人负责（刊物上仍署主编人李寒谷、周辂）。
该刊之目的，“是在希望把外边朋友的稿子拉到云南来，把云南作家的稿子，介绍到外边去，使文艺上，作一种沟通对流，而把云南文艺界弄得活跃些”（《第一期编后》）；主编者还说刊物要作“祖国的喇叭”“枪筒里的弹篁”（《献诗》）。
它刊登了直接服务于抗战的大量通讯、诗歌（曾设“抗敌诗歌”栏目）和《抗战诗歌的特质及途径》等论文。它的另一特色则是发表了《劫》《变》《耳朵》《贩烟土的一群》《石碑山的火》等乡土文学性质的小说。
《文艺季刊》的作者有沈从文、徐梦麟、彭桂萼、马子华、李长之、施蛰存、萧乾、李乔等。在第三期上，还发表了工人迎风（周寿明）的生活实录《开炉》。据统计，它共发表小说10篇，论著9篇，杂文5篇，散文6篇，通讯7篇，剧本1种和诗歌33首。它在云南文艺界有较大的影响。
该刊每期得到省教育厅的补助费30元。后因物价暴涨，纸币贬值，这点补助费已无济于事；1939年7月出了第四期后就无法继续了。
（二）专县的刊物。除各地旅省学会出版的《腾冲旅省学会会刊》《丽江旅省学会会刊》《大盈江》《新缅宁》《堂琅》《建学》等以外，在专县上则有《怒江》《怒江旬刊》《晨暾》《警钟》等。它们均刊登文艺稿件。其中影响最大，以文艺稿件为主的是《晨暾》和《警钟》。
李生庄编辑的《晨暾》，是腾越简易师范学校出版的综合性杂志。该刊说，需要火与热的文字和“斗争、愤怒、斫杀、钢的意志、铁的事实”，强调内容要“不悖于时代精神，并能适应抗战需要为主”。
《晨暾》创刊于1938年5月1日，共发行5期。第二、三两期分别出版于该年的11月和12月；第四、五两期为合刊，于1939年12月出版。该刊登载了较多的文学作品，为繁荣云南特别是边地的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其中重要的文章有徐嘉瑞的《中国民众文学概论》《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墓碑》《东方的火把举起来了》；白平阶的《没有刊出的新闻》《路工》《蛮荒》；此外，还有李生庄、彭桂萼、李根源、李芷谷、刘尧民、彭桂蕊等人的作品。
《晨暾》还保留了一批文化史料，如介绍1937年10月《雷雨》在腾冲演出的情况，关于地方出版物如《腾越日报》《抗敌月刊》《怒江》的介绍及其他有关边地的文史资料。
《晨暾》为专县办刊提供了经验。它很重视面向当地的实际，还专门设置了“边地问题研究”栏目；在第三期的《编后记》中还指出：“为切合于特殊立场计，我们宁肯偏于实际问题：因为必须如此才足以见出本刊之特色。”该刊由于内容丰富，具有地区性特点，颇受欢迎，例如创刊号“分寄昆明、缅甸、暹罗、星加坡，不几天通通卖完了”。
《警钟》季刊于1938年12月创刊，由缅宁（今临沧）警钟社出版。该社的社务主任为邱振声，编辑主任为彭桂萼。创刊号共58页，约6万余字，由彭桂萼主编，虞际唐、彭述先为编辑。从编辑方针、栏目设置来看，明显地受到《晨暾》的启发。据《编辑室播音》说，《警钟》的作者“多在缅宁，编辑则在双江（按：彭桂萼当时在省立双江简易师范任教），而印刷又在腾冲（按：托腾越简师校长李生庄交华光印社印刷）”。《警钟》共出版6期，从第二期起，出版时间分别为：1939年秋，1940年春，1940年夏，1941年10月，1945年春。第五、六两期，是在昆明印刷的，彭耀秋有《未爆发的火种——送〈警钟〉季刊至昆明付印有感写此》。
《警钟》为着重文艺的综合性刊物，欢迎各种文体的作品，但内容以“有关抗战及边地者为最需要”。《我们的警钟》一文说：在抗战大业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警钟》则是“以出知识的姿态出现于抗战建国的场面上”。它所载的重要文章有《风暴中的号角》《我怎样走向诗歌之路》《绿云下的汀旗》《认识边疆表现边疆》《赠澜沧江畔的歌者》等。此外，还有艾芜、朱自清、沈从文、郭沫若、李广田等的书简。
警钟社还打算出“警钟丛书”10册，结果只出了4册，即彭桂萼的《边塞的军笳》《怒山的风啸》和罗铁鹰的《海滨夜歌》《诗论集》。
（三）《文化岗位》。这是“文协”云南分会主编的刊物，1938年7月13日创刊，1940年2月出了第二卷第二期后停刊。
该刊重视联系云南的抗战实际，发表过《加强团结加强我们后方的文艺建设工作》《抗战文学的现实主义与云南文艺》《发展边疆文艺工作的提议》《展开地方文艺运动！动员地方文艺壮丁！》《文抗会是怎样成立的》等重要文章。其次，“文协”分会重视文艺青年培养工作，这一方针也体现在《文化岗位》当中。该刊曾组织“九月文艺竞赛”，目的就在于造就文艺的新军。
（四）《战歌》。救亡诗歌社编辑，实际编辑者为徐嘉瑞、罗铁鹰、雷溅波三人，罗铁鹰出力尤多。《战歌》挂靠在“文协”云南分会，徐嘉瑞等三人均为分会的成员。但是，分会只是挂名，具体工作均由罗铁鹰等独立负责。
《战歌》为“抗战诗歌刊物”，欢迎“与抗战有关之诗，歌，小调，歌谣，鼓词，剧诗，歌剧以及有关诗歌之论文，批评，介绍翻译等”。它于1938年8月创刊，共出版9期。第一卷第二期内含“九一八特辑”，第一卷第六期为“通俗诗歌专号”。
《战歌》的作者，除省内的以外，还包括茅盾、汪铭竹、锡金、征军、蒲风、陶行知等，还有延安、晋察冀边区的作者，覆盖了全国各地。茅盾把这个刊物誉之为“闪耀在西南天角的诗星”。《文艺阵地》第四卷第七期上《诗刊一束》一文也说《战歌》是“一个非常充实的诗刊，一个全国集中性的诗刊”。
除刊物外，救亡诗歌社还出版“战歌丛书”，已经出版的诗歌集子有《战火》《原野之歌》《无声的炸弹》《澜沧江畔的歌》和《火之歌》。
（五）《诗与散文》。创刊于1940年8月1日，由天野社发行，编辑为龙显球、刘光武、王燕南等。初始为月刊，以后有时隔月，有时半年才出一期，有时甚至隔年，基本上无固定的出版时间。1946年6月4日曾出8开2版的《诗人节特刊》。所见末期为1946年10月出版的第三卷第五期。1950年8月1日复刊，刊名改为《诗歌与散文》，由普梅夫主编。
《诗与散文》在开始阶段只登载“诗歌，散文及其理论”，后来也刊登其他作品，如巴金的小说《文淑》，杨光洁的抗战悲喜剧《海阔天空》和欧小牧的历史小说《捉月》等。
《诗与散文》存在时间较长，作者的面相当广。第一卷第三期至第九期的刊名由闻一多题签。它刊载的重要作品有高寒的《悲剧及其他》《流矢之歌》，寒谷的《撕包谷》《倮火山》，杨百达的《史迪威》，落繁的《聂耳颂歌》等。它曾设“学习园地”栏目，发表过“速写习作”“散文习作”，有意于培养文学青年，只是没能坚持下去。
（六）《文聚》。1942年2月16日，为打破“皖南事变”后“昆明的文坛太沉寂”的局面，西南联大文聚社创办了纯文艺刊物《文聚》，由林元、马尔俄编辑。创刊号标明为半月刊，以后就不再标出，其出版间隔一般在两个月左右。1943年12月8日第二卷第一期出版后停刊；1945年元旦复刊，6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三期为末期。林元在《四十年代的一枝文艺之花》中说：（1945年11月4日）“我和马尔俄办《独立周报》（4开本）时，便成为该报副刊，刊头仍沿用期刊‘文聚’二字的字体。”另外，文聚社还有编辑“文聚丛书”的计划，含小说5本，散文3本，诗2本，但只出版了3册，即卞之琳译的《〈亨利第三〉与〈旗手〉》，穆旦的《探险队》和沈从文的《长河》。
《文聚》宣称为纯文艺刊物，言外之意是不过问政治。其实，这是在白色恐怖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当然，编者也不满意抗战前期某些作品的口号化、概念化的倾向，有意在艺术上加以追求。完全脱离政治自然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如刊物上的长诗《我怀念你呀，莫斯科》和副刊上的《招魂》等都有很强的政治性。这正如林元所说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为《文聚》执笔者，除西南联大的师生外，还有校外和省外（含解放区）的作者，如楚图南、何其芳、杨刚、袁水拍等。该刊所登载的重要作品，有沈从文的小说《王嫂》《秋》（《长河》第二章），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日边随笔》，辛代的《红豆》，以及诗歌《赞美》（穆旦）、《滇缅公路》(杜运燮)、《十四行六首》（冯至）等。《文聚》和《战歌》，是云南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文学刊物。
三、文学丛刊
期刊和丛刊，有下列两点区别：期刊要定期出版，或半月，或一月、两月、一季出一期，丛刊的出版时间或视集稿等情况而定，比较宽松；期刊要向内政部申请，领取杂志登记证，同时，还要逐期由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处）审批，领取许可印行的凭证，丛刊则不必经过内政部。
但是，这些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例如不少期刊，出版并不能定期，而有些丛刊的出版周期则颇有规律，如《孩子们》就基本上是一月或两月出一集。李公朴说：以后“打算改为正式的期刊”——我们在这里就以丛刊看待了。
（一）枫林文艺丛刊。以刊登诗和散文为主，由邱晓崧、魏荒弩编辑，枫社出版。1943年5月17日，枫社在给昆明市市长的呈文中说，他们拟出《枫叶文艺》（月刊）。据回忆，“枫叶”二字，“是由唐人杜牧的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所想起的……最后终以‘枫叶’比较单薄，独木也难蔚为大观，还是‘枫林’较为丰富……”。
枫林丛刊共出6辑。1943年出版4辑，即《辽阔的歌》《生活与苦杯》《云的童话》《浪子谣》；1944年所出的两辑为《灯及希望》《致波多莱尔》汪铭竹《波多莱尔》（1944）。。后因负责人前去重庆筹备“诗文学社”和出版诗文学丛刊，枫林文艺丛刊就没再继续出版。
枫林文艺丛刊的思想内容，进步倾向很明显。《辽阔的歌》缅怀那“遥远的北方／穿着草鞋／站在山顶沉思的歌者”，诗人“向黑色的世界／呵呵的狂笑”；《不知名的花朵》礼赞“红岩嘴上的那一枝花……是多么严肃、美丽和亲切”；《什么是“生活”？》鼓舞青年人的战斗热情，希望活得“像骆驼”“像海燕”“像苍鹰”。正因为如此，他们被攻击、威胁，寄来的恐吓信在“后面画了一个骷髅、两根交叉的骨头和一把鲜血淋漓的刀子”。该丛刊的艺术质量也较高，总是努力把思想、倾向性融化在形象中。谷风（牛汉）的《长剑，留给我们》就以其气魄之雄浑和诗句的刚健有力而获得人们的好评。在当时的文学丛刊中，枫林文艺丛刊的影响颇为广泛。
（二）《孩子们》。这是32开本的儿童读物，由夏风主编，王吟青发行，北门书屋印行。
在1944年9月22日出版的《孩子们》第一集中，李公朴在《写给贤明的家长和教师》一文里说：孩子们面对“内容单独的课本和贫乏的学校生活”，便企图从课外阅读中得到充实，但市面上不好的武侠小说之类，给孩子们的是“荒唐的故事、怪诞的思想和封建的毒素”。因此，他们决心编辑儿童读物，为的是“使孩子们在优良的课外读物中发现课本以外的新天地”。
该丛刊的文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大孩子写给小孩子看的，题材新颖美丽，含意深而文体通俗……还有一部分是小孩子写给小孩子看的，题材纯洁天真，生气蓬勃。”［杨光洁：《介绍（孩子们）》］编者的态度严肃认真，力求稿件“内容的多样性，进步性，现实性和健康性”，因而颇受欢迎，如第一集曾于1945年4月再版。丛刊上夏风的《先生和学生》，包白痕的《春天》，光未然的《我的第一个师父》等都是较好的作品。丛刊设有《小辞典》栏目，对“民主”“法西斯”“寄生虫”“奴隶”“军阀”等加以解释，在叙述、说明文字中也透露出丛刊的倾向性。另外在第二至第四集中，还积极响应援助贫病作家运动，发起并组织募捐。
《孩子们》第六集出版于1945年5月。该丛刊共出版8集，但后2集未见。
（三）白鸥文丛。白鸥出版社编辑（具体负责者为王运生、赵汉章），缪光宇发行，大中印刷厂印刷，共出版两辑。
第一辑题名《人的工匠》（用彭燕郊的散文题为辑名），于1943年11月1日由人文书店编辑部出版，除翻译外，收入诗歌（姚奔的《当我沉默的时候》等）、小说（周正仪的《未婚妻的消息》、刘北汜的《昏暗里》、予林的《宝绿皇帝》、石镔的《王教头》)、戏剧（海莱的《春夜》）和散文。
第二辑为《未完的梦》（用卢飞白——笔名张冬宇的散文题为辑名），于1944年3月23日出版，近5万字。收入郭风的《开窗的人》，姚奔的《爱》，刘北汜的《尘烟》和刘澍德颇有特色的小说《被遗忘的人》等。
据说，第三辑已编好，有中篇《晚餐》和《消长》，但未能出版。
（四）民主文艺丛刊。该丛刊之一是《文艺的民主问题》，以群、光未然任主编，由北门出版社于1945年3月31日出版。两位主编分处昆明、重庆两地。光未然主持昆明的座谈会，出席者有楚图南、李何林、杨东明、赵沨、吕剑、李公朴等，就民主运动与文艺运动的问题进行座谈。座谈会记录即以《文艺的民主问题》为题发表。闻一多因病没有出席，但他事后补述了看法，也纳入座谈会记录刊出。以群则在重庆主持座谈会，出席者有茅盾、胡风、沙汀、艾芜、臧克家、何其芳等，座谈记录即以《今日文艺工作者的切身问题》为题发表。该丛刊主要是结合现实，从理论的角度谈文艺工作者怎样实践民主运动的任务(尚钺即以此为题写了论文）的有关问题。此外，还刊登了楚图南的散文《记杨保堃》；诗歌有何其芳的《神兵的故事》，张帆的《我们是老百姓的女儿》；还登载了光未然的《评〈云岭牧歌〉》和《我怎样整理〈阿细的先鸡〉》等。上述理论文章或创作，都努力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这一点，和其他文学丛刊有所不同。据说，民主文艺丛刊还有一辑名为《艺术与人民》，但未见。
抗战时期云南出版的文学丛刊还有《云南生活》（高原文丛之一），于1944年2月1日出版。刊载有光未然的《镇魂曲》和整理的《阿细的先鸡》；华山（光未然）的《云南生活——地方色彩和地方性格》，强调文学工作者要着重描写云南的现实生活，还说云南青年的特点是朴素、诚恳、热情内蕴并富于坚持性。但“忠实而缺少机警，诚恳而缺少辩才，缺少组织性和计划性……表现为散漫和迟缓”。除高原文丛外，还有新地文丛（1943年6 月13日出版）和缅云师范辅导丛刊，后者所刊除《后方的岗卫》外，不属纯文学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