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思想、创作和战斗精神，对云南文化界、文学界有广泛的影响。早在20年代中期，鲁迅的呐喊声，就在南滇的上空回荡。楚图南、柯仲平、艾思奇、马子华、张子斋等云南作家，都曾从鲁迅那里受到教益。
鲁迅逝世时，云南籍人士参加送殡者有张天虚、马子华等。在省内，报纸上曾刊出“鲁迅先生逝世特刊”，但未能举行群众性的悼念活动。1937年至1944年，每逢鲁迅忌日，云南都有纪念活动。
（一）1937年。在鲁迅逝世周年时，昆明仍无纪念集会，但《云南日报》出版了“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特辑”，在10月19、20日，刊载了张子斋的《鲁迅先生永远和我们活在一起》以及晓阳、初明、海燕、醉秋的诗文。在本年内，发表有关纪念鲁迅的较重要的文章还有：
1月5日，有署“滇圁”笔名者，在《纪念在我们的心里》一文中说：1936年鲁迅逝世时，昆明未开追悼会，乃是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连说说宋哲元也认为是破坏‘和平统一’哩！”但是，“永久在心里纪念着鲁迅先生是胜过于暂时在形式上纪念他万万倍的”（见《鲁迅先生纪念集》）。
1月16日，《云南民国日报》发表尧民的《周作人论鲁迅》，批评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对鲁迅的歪曲，指出：“周作人所叙述的鲁迅，是周作人眼里的鲁迅，是染上了周作人色彩的鲁迅。”“因为是弟兄的关系相知的太多了，倒反不相知起来，由不相知便进而操戈，可胜叹哉！”
3月12、13日，《云南民国日报》登载马子华的《灵光的仰望》。文章回忆会见鲁迅的情况，记述把《他的子民们》等送给鲁迅的经过，以及《文学丛报》和鲁迅的关系等。
（二）1938年。《文化岗位》拟出纪念鲁迅特辑，但计划未能兑现，只刊登了部分鲁迅语录和《嘉陵江畔祭鲁迅》一文，报道重庆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祭。10月23日，《云南日报》刊登了一组诗文以纪念鲁迅，有高寒的《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记述鲁迅逝世时在上海参加吊唁和1937年在沪参加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的情况。这组诗文的作者还有穆木天、金华、健平等。
（三）1939年。昆明第一次举行纪念鲁迅的集会，并举办鲁迅遗著展览，出版纪念特刊。这些活动，均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组织。
纪念会于10月19日午后在绥靖路（现长春路）省教育会礼堂举行。先由冯素陶致开会词，次由孙伏园报告鲁迅生平事迹（20日，孙还在昆华南院讲《鲁迅先生之作品及其生平》），然后由张天虚等演说，由陈豹燮朗诵诗歌《永远忘不了的老人》。据说，有“两个不三不四的人”，把纪念会的签名簿当中“签名的部分撕到手里……逃走了”（《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第35页）。
鲁迅遗著展览以及木刻展览，于10月19日上午开始，各书店同时将鲁迅遗著特价发售。原拟展览一天，后延至20日下午5时才结束。
《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为《文化岗位》丛刊之一，由“文协”昆明分会编。该特刊收入高寒、穆木天、徐嘉瑞、立明、杨亚宁、彭慧等的论文和张天虚、马子华的散文《雪风中》《秋的葬仪》。张文记述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和作者在1936年10月从东京回上海，适遇鲁迅逝世以及参加送葬的情况；马文则记述1936年和鲁迅的接触以及鲁迅的葬仪。
除上述三项活动外，《云南日报》《云南民国日报》的副刊均刊出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特辑，载有孙伏园、杨亚宁、沈沉、伏根、迟生、一得、周辂、秋子、华玲等人的文章；《朝报》《新动向》等也有纪念鲁迅的文字。此外，西南联大的壁报《热风》，曾发表过魏建功所刻的鲁迅先生头像。
（四）1940年。从9月25日起，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和西南联大戏剧研究会联合公演《阿Q正传》，历时一周。郑婴导演，林抡元负责舞台设计，黄辉实饰阿Q。据《公演特刊》以及报上的文章记载，“此次《阿Q正传》的演出，这不仅是为了募集贫苦学生的救济金，同时还有它更重大的意义”。当时，《民国日报》有文章对公演持否定态度，说：“《阿Q正传》公演，不是演员不卖力，而是‘阿Q’本身太复杂。”两天以后，态度发生改变，说这次公演，“观众日愈踊跃……自然是演员卖力成绩良好的原故”。这一变化颇值得寻味。
10月19日晚，“文协”昆明分会召开小型纪念会，由郑婴报告鲁迅生平及工作情况；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也召开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晚会，由冯至讲演鲁迅的精神。
（五）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鲁迅纪念活动无法正常进行；报刊萧条，评介以及宣传鲁迅的文章也不多见。10月15日《民国日报》（云南版）刊载《南京的汉奸文化线》一文，第一节即为《鲁迅笔下的败类》，表明鲁迅的抗日反汉奸的精神仍在激励着人们。《诗与散文》杂志12月号为纪念鲁迅发表了三篇文章和一幅木刻。文章发扬鲁迅的反“费厄泼赖”精神，批判“战国派”的超人哲学，揭露汪精卫的汉奸嘴脸，给纪念鲁迅增添了新的内容。
（六）1942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切断。战争动乱加上从上年开始的政治压迫，整个文化思想界处于低潮，纪念鲁迅的文章几乎没有。李何林在10月19日《云南日报》上发表的《理论创作与现实》一文，多次提及鲁迅，这可能寄寓着纪念鲁迅的含意。
但是，在反动势力薄弱的地方，人们却召开了鲁迅纪念会。10月19日，在滇南开远小龙潭布召坝，滇军1旅2团3营，在中共地下党员、营长朱家璧的领导下，邀请附近的农民和学校师生，联合举行纪念鲁迅晚会。“会场上陈列着几十本鲁迅先生的著作和《阿Q正传漫画集》。壁报特刊登载了十多篇纪念鲁迅的诗文。”在晚会上，朱家璧讲鲁迅对民族的伟大贡献，然后借题发挥，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使用武器的人。刚从印尼回来的刘思慕驳斥了有些人对鲁迅的污蔑，用事实说明鲁迅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和坚决的抗日战士。最后，演出了以鲁迅生平为题材的活报剧。参见朱家璧《抗战时期我在滇军中荫蔽工作的回忆》。这可说是十分富有特色的鲁迅纪念了。
（七）1943年。革命形势和鲁迅纪念活动继续处于低潮。邢楚均在《文学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鲁迅及其风格》，说鲁迅“见‘道’极明，所以生死利害之私，不足以动其心……他一生……完整如一首严谨的诗”。白小松在《文坛杂咏•咏鲁迅二首》中写道：“谁说莽原翁独战，试看来者正如潮。”这正表明在反动势力的压迫下，人们仍然“永久在心里纪念着鲁迅先生”。
（八）1944年。这一年，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发动大规模反击。8月，苏军攻入华沙。我国在滇西战场挺进。云南的民主气氛高涨。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纪念鲁迅的活动也空前活跃。关于纪念鲁迅的文章主要有：
10月15日《真报》第十五期刊载尚健庵（尚钺）的《论新时期文艺工作者的创造生活——1944年纪念鲁迅先生》；
10月19日《云南日报》发表张樾（张子斋）的《先驱者鲁迅》；
10月19日《正义报》刊载王训明（王子近）的《人民的鲁迅》；
12月30日《民主周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尚钺的《抗战文艺任务的新发展（上）》，重点是谈论鲁迅。（按：此文的下篇，大概即发表在《民主周刊》第二卷第十一期上的《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及今日——胜利年纪念鲁迅先生》一文。）
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的忌日，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和西南联大各壁报联合会共同在云大至公堂召开纪念鲁迅晚会，到会者四千余人。据《云南日报》报道，晚会“首由徐梦麟代表昆明文协分会致辞，继由尚钺、楚图南、姜亮夫、李何林、朱自清……诸氏讲演（按：上述五人的讲题分别为：《鲁迅生平》《我所知道的鲁迅》《鲁迅在上海生活点滴》《鲁迅与中国新文艺》《鲁迅对写作的态度》），对鲁迅生平、作品及精神等，均有极精到的阐述，尤其对认识鲁迅的战斗精神，特别着重……最后由联大五文艺壁报朗诵纪念鲁迅的诗……及田汉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第五幕”。在晚会上，“姜亮夫独持另一种论调，他认为鲁迅也不是什么了不得”。闻一多对姜的说法作了批驳，说：“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海派，我们都错了。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云南文史资料（七）》］他“忽然转过身去，向大会挂的鲁迅像鞠了一个躬，然后说：‘现在我向鲁迅忏悔……当鲁迅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正在享福。当时如果我们都有鲁迅那样的硬骨头精神，那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了’。”（《清华校友通讯》复三期第63页）郭沫若说，闻一多的演讲，“是把生命拿来做了抵押品的严烈的自我批判”［《郭沫若文集（十三）•鲁迅和我们同在》］。这是很有见地的言论，同时也说明鲁迅精神感人之深。此外，5月21日，张子斋在《云南日报》上刊出《鲁迅》一诗，他写道：“地动惊雷天外落，人间鬼脸笔尖勾……血写文章如烈焰，光芒四射耀千秋。”这些诗句，表达了云南各族人民对鲁迅的崇敬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