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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文学论争

日期: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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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云南思想界是比较活跃的,特别是不少学术机关、团体、人士从京、沪等地迁至昆明,给学术领域带来了勃勃生机。但是,这一时期文学界的论争并不多。

        一、关于话剧演出用国语或土话的争论

  具有直观性的话剧,是宣传抗战、发动文化水准较低的民众投入抗日斗争的很适宜的艺术形式。抗战开始以后,话剧工作者从舞台走向街头,从城市走向乡村。于是,话剧如何接近群众,如何贯彻大众化精神,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而演出是用国语还是用方言,又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从1937年9月开始,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采用云南方言演出《仁丹胡子》《难民曲》《死亡线上》。张子斋的《把话剧搬到街头去》一文对此给予肯定,说希望以后坚持用方言演出而不动摇,不要使街头剧“葬送在‘京话拜物狂’者的手里”。基本上赞同张子斋的观点者,先后有王道、蔡司镜、季生、老农等。不赞同上述观点者则有云苍、正之、杨其庄等人。云苍在《话剧用语问题》中说:由于方言种类繁多,要求多数观众能接受,“不能不使用一种比较普遍的语言”,即“以国语为标准,而国语中云南人不习用或不易懂的字音,无防把它改成方音”。正之等还举例说,《死亡线上》用土语演出,“引起观众的高兴而大笑……把一个悲剧的情调”破坏了。对这点,老农提出异议,说《死亡线上》的演出,群众有时大笑,这并不因为用土语,而是因为“舞台空气的太不调和”;还说艺术师范学校用“京话”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观众也在不该笑的地方“哄堂大笑”了。

  这个问题,在过去已经争论过两次:一次在l936午4月,一次在1937年1月。这次争论,对“京话”和“国语”作了明确的区分。杨其庄等人在1937年12月17日的《云南日报》上撰文指出:“‘京话’是‘北京’的‘土话’,而‘国语’是经过一番提炼,去掉渣滓的‘京话’。”另外,争论是结合话剧上街、下乡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讨论的问题就更为具体。但是,题外话、意气之争妨碍了讨论的展开和深入。《云南日报•南风》的编者提出,争辩时应该“废除一切不必要的议论(如谩骂和攻击),抓住问题的本质”,而不应该陷入“横扯直拉,量多质少”的局面中去。其实,为了让话剧更好地为观众所接受,为了文艺大众化而勇敢地进行尝试,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有意义的。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这样认识的,例如,1938年1月下旬,南菁中学就一面用方言演出《烙痕》,一面又用国语演出《察东之夜》。让实践来检验哪一种办法更合适,不失为明智之举。

        二、“与抗战无关”的论争在昆明

  1938年12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的《平阴》副刊登载梁实秋的《编者的话》,说什么“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同时还强调组稿、选稿的态度为:“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关于“抗战八股”这类意见颇有代表性,在《编者的话》发表的前后,相同或相似的意见在各报刊上曾多次出现。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实背景、思想认识和感情倾向等因素,《编者的话》却引发了关于“与抗战无关”问题的论争。在昆明,也可以看到这一论争的征兆及其结果的回响。

  抗战期间,文学界曾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颇。例如有些人由于生活的局限和认识的错误,产生了闭门造车,虚构前方的抗日故事,描写想象中的战士风采(自然写得不真实)的缺点。这是缺乏实际生活内容、违反创作规律的抗战八股。文学上的抗战八股,乃是党八股、洋八股的一种表现形式。大家批评这些缺点,是从赞成抗战文艺的角度出发而希望克服这种缺点,对抗战文艺乃是一种补充的态度。另外一些人则对抗战文学抱着冷眼旁观甚至是失望、反对的态度,说它是下流作品。这不是积极地解决矛盾,促进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而是偏重于拆台。在昆明,持后一种观点的,主要是大学里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观点的实质,不在于批判抗战八股,不在于指出抗战文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在于对抗战文学的厌倦和抵触。

  梁实秋的《编者的话》发表以后,从重庆到“孤岛”上海都展开批判。昆明也不例外,一方面批判“与抗战无关”的创作倾向,一方面指出“我们应该抓住抗战的现实,产生抗战的文学,用这力量以抗战”。不少报刊的编者都表示,要求来稿反映民族解放战争的现实,所写的一切都应该直接或间接地与抗战有关。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昆明文学界还展开过“抗战会使文艺低劣下去吗?”的讨论。参加这一讨论的有丁溟、何首、丁卒、李荣生、马子华、施蛰存和立明等。

  认为抗战会使文艺低劣下去的思想,在梁实秋的《编者的话》发表以前已经出现。如在《略谈抗战文学》中,有人认为已出现粗制滥造的倾向,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但在昆明正式展开这一争论,却是在1939年4月,即《编者的话》发表以后。这一争论,可以看做是对梁文的批判的回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三种意见。

  (一)认为抗战以来的文艺作品粉饰现实,远离生活,盲目乐观,表现出一种架空的浪漫情绪;说如果抗战继续下去,文艺作品会愈来愈低劣。态度是悲观的。

  (二)认为抗战只能使文艺“暂时低劣下去”,但抗战也是“伟大作品的孕育时代”;抗战以后,就可能出现《铁流》《毁灭》那样的好作品。

  (三)认为在抗战时期,低劣的只是没落阶级的文艺,伟大的作品不一定要到抗战以后才会产生;还说,如果鲁迅活着,他绝不会容许任何人说“抗战会给文艺低劣下去”的。

  上述意见,含义比较复杂。其中既有认识问题(如对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认识)、具体问题(如在战乱的环境中,作家生活的不安定和出版界的诸多困难等),也有喜恶的感情因素在内,不能仅从文字的表面意义来理解这些意见。

  在主张第一种意见的人当中,有些人因为念念不忘封闭式的小我,要求不受抗战制约的自由。他们宁愿孤芳自赏,“藏起来不一定发表”,也不愿写些“适宜于今日的读者”的作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1939年11月和1940年6月,还写了《“文协”与“同业公会”》《前进病》等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说什么“文坛被关了门”,“抗战文学……最名利双收”;指斥老舍等“‘文协’诸公……都是文坛宿霸”。文章的作者不指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等机构扼杀创作自由,而责难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当然是错误的。

  主张第二种意见的人,看见抗战期间的生活动荡等对创作的不利影响,这是对的。但看不到有利的一面(如推动作家更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更好地深入生活),恐怕也认识不到抗战的长期性。他们主张抗战期间只能孕育而不能产生优秀的作品,这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主张第三种意见的人,反对逃避现实的所谓清高、超然的态度,认为文学艺术总有其宣传作用,说“著名的法国的《马赛曲》,拜伦的《哀希腊》,有谁说他们……没有带着一点宣传性质”(《新动向》第三卷第五期),这都是对的。但是,这些人当中,有的论述比较简单,说理不透彻,有些观点有明显的偏颇。如有人把“与抗战有关”理解得非常狭窄,说曹禺剧作反映的“时代毁灭了”,它们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话剧”,“不应再演出了”。

       梁实秋的《编者的话》发表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多了。但是,人们对于“与抗战无关”问题的论争,一直到当前还在继续,意见并没有统一。当年昆明的论争,只是总的论争的一个局部。这个局部虽然比较细小,但注视这一局部,就如同用放大镜观察事物,会看得更加清楚、明白,可以对总的论争的评价,提供有益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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