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以来，特别是从“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云南和全国一样，诗歌的呐喊声陡然昂扬了起来。1937年7月13日，《云南日报》刊出了《卢沟桥之歌》，它表示了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宣称要像黑龙江、黄河、扬子江一样，“浩浩荡荡向东流／冲溃了敌人／所有的铁闸／争回我们的自由”。以写情诗见长，格调偏于纤细、自然、和谐的梅绍农也大声疾呼：“要为民族而生，为民族而死；泪也要为民族而流！”写出了激昂慷慨、爆发出愤怒火花的《战歌》和《呐喊》。1937年创刊的《文艺季刊》，除有《诗歌》栏目外，还特设《抗战诗歌》专栏。1938年有《战歌》《晨暾》《警钟》的出版。前者为诗歌月刊，后两者虽为综合刊物，但均着重刊登抗战诗歌。
在抗战八年中，诗歌是一个丰收的部门，拥有众多的作者。他们活跃在杂志和报纸上，吹奏起战斗的号角，抒发出激越的情怀；或者表现了生活的严峻，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或者面向未来，唱出了希望之歌。徐嘉瑞、刘尧民、张子斋、普梅夫等的旧体诗也注入新的内容。八年间，虽然条件很困难，仍出版了诗集三十余册。除将另作重点论述者外，从事诗歌创作并做出贡献的作者还有：海燕、张子斋、醉秋、杨亚宁、欧小牧、梅之、普梅夫、江鹜、彭桂蕊、杨南生、常任侠、吕剑、赵萝蕤、杨百达、彭惠、卢静等。此外，在边区的云南籍诗人，还有柯仲平、刘御和桂涛声。柯仲平为广南人，有《边区自卫军》（战时知识社1938年出版）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1940年出版）。刘御为临沧人，有诗集《新歌谣》和《儿童歌谣》等。桂涛声为曲靖人，回族，是《在太行山上》歌词的作者，有诗集《金丝鸟》。
抗战时期，诗歌的发展大体上也和其他文学样式一致，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抗战初期，诗歌是战斗的喇叭和号角。民族的命运，时代的使命，令诗人抛弃了狭窄的个人天地，疏远了唯美的或颓废的诗风，开始更贴近生活现实，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去迎接那翻滚的、凌厉的风云、雷暴！徐嘉瑞在《从桥上走了过去》一诗中写道：“自从七七以后，中国的诗歌里，没有杜鹃，没有凤凰，没有翡翠，只有血，只有机关枪和大炮。”这确乎真实地反映了全国和云南的基本情况。
在抗战初期，为了诗歌更好地接近群众，诗人较多地采用了民歌体裁（如小调、叹五更、弹词等），或者变低吟浅唱为激昂的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朗诵，如张子斋、杨季生采用弹词的形式分别写了《大家听》《战卢沟》，徐嘉瑞的《新从军行》属小调，他的《无声的炸弹》和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等为朗诵诗。可见，这些已蔚为一时之风尚。
这个阶段的诗歌，虽然也有长诗，如张子斋的《救亡弹词》和邱晓崧的《出征记》，但一般均为短诗，它们以感情强烈、通俗易懂为特色，对宣传抗战、发动群众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但是，也存在着形象不够生动，思想感情过于外露的缺点，有流于概念化的毛病。如有一首题为《全国总动员》的诗，其结尾就是：“四万万个喉咙，高声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胜利是我们的！”
（二）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特别是经历了1941年的“皖南事变”，诗歌的情况发生明显的变化。长期的抗战，白色恐怖的加剧，带给人们以生活的煎熬和政治上的高压，诗人的歌喉变得沉重起来。另外，诗作者不满于抗战初期的激越而浮躁的心态，对现实的态度趋于冷静，认识开始变得较为深刻。他们在诗歌中固然不放弃自己的神圣职责，同时认识的层次有所深入并且重视艺术上的追求。诗歌在篇幅上和抗战初期的形式短小不同，开始有了较多的长诗，如光未然的《午夜雷声》、杨百达的《史迪威》等。
在这个阶段，西南联合大学产生了新的作者群：杜运燮、穆旦、郑敏等。他们在冯至、卞之琳、闻一多等老一辈诗人和外籍教师的影响下，学习外国文学的创作经验，采用现代派的一些表现手法，写出了具有新的形象、新的语言风格的《赞美》《滇缅公路》等诗篇。他们用西欧的现代派手法来表现抗战的现实生活，又避免了西欧现代派诗歌形象过于朦胧和含意晦涩的缺点。
但是，在抗战中期，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性上有所深化和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情绪比较低沉的缺点。如《山城诗帖》的创刊号，“装饰了一层淡淡的哀愁”，“意志的本质是消沉的”（《文艺阵地》等四卷第七期的《诗刊一束》中的评论)。该刊第六期上所刊的《自君之行》《乡愁》《赠别》《烟雨》《百合冢的墓碑》，评论者说在它们的字里行间，荡漾的“都是：愁怅、哀怨、悲观、颓废的色彩”（1939年6月28日《云南日报》上杨亚宁的《诗人，海燕，牛角尖》的评论）。张子斋在《“你的笔尖是枪尖”》中，指出诗歌偏向的特点是：“以个人的伤感或爱情的陶醉，代替了现实生活的发掘和黑暗的暴露，以扶乩式的神秘枯燥的词句，代替了有血有肉的活的形象。”
（三）约从1944年起，进入抗日战争的后期。重庆国民党政府越来越腐败，人民的苦难更为深重。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诗歌作为匕首和投枪，对反动派进行了嘲讽与鞭挞，讽刺诗盛行一时。同时，诗人们还表达了对明天的信念，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山那边”（解放区）。
讽刺诗的出现，自然不是从1944年才开始的。早在1939年，彭桂萼就比较重视写讽刺诗，先后有《征兵委员》《禁烟委员》《野鸭塘边开野宴》等。《禁烟委员》揭露了禁烟委员自己就是鸦片烟鬼，而县长还以“三口洋烟可以避瘴气”为他开脱。《野鸭塘边开野宴》则明显地采用了杂文笔法，具有讽刺因素。1945年，李广田、光未然分别写了《我们的歌》《两条腿》《市侩颂》《我嘲笑》等著名的讽刺诗。讽刺诗的出现和流行，是因为社会上有产生讽刺的基础和必要性。同时，袁水拍在1944年至1945年所写的“山歌”，也对讽刺诗的兴盛起了促进作用。不过，在云南现代文学中，讽刺诗的丰收则在抗战胜利之后。那时，不仅对如何看待《马凡陀的山歌》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加深了对讽刺诗的认识，还出版了讽刺诗集《向民主，进军！》（海涛）、《原形毕露》（罗铁鹰）和《火山的爆炸》（包白痕）。
在对旧社会表示绝望，从而加以嘲笑、讽刺的同时，诗人们也对新社会表示向往，进行赞颂。《山那边哟好地方》虽然是1948年谱写的一首歌，但是，把“山那边”当做“好地方”而不息追求，在抗战后期就有了充分的表现。吕剑所写的以《山那边》为题的诗篇，就对比地表现了“那边和这边有啥不同”：“那边快乐”，“这边痛苦”。可是，云封雾锁、关山万重，去“山那边”并不容易。纳西族的女作家赵银棠向往陕北，虽到了重庆，但由于当时的“一些形势”和“交通的特殊困难”只好回滇。当不能“奔去”时，诗人就转而采取“向往”“迎接”的态度。吕剑和雷溅波都写过以《迎接》为题的诗篇。罗铁鹰的《北方》、光未然的《午夜雷声》都以“北方”来暗喻新的天地而加以歌颂。雷溅波的《前进！中国兵》的第二部分为“彼岸篇”，颂扬彼岸的光明、幸福。吕剑则说：“我们迎接你——用那久困在冬天里／期待你早日飞临的一片心呀！”
朱自清在《新诗杂话》中说，抗战以来新诗的发展趋向之一是诗人情绪昂扬，乐观地展望胜利，这是确实的。诗人和人民一道，在寒冷、昏暗的长夜中不懈追求，或隐或显地看见民族解放、人民翻身的黎明曙色，唱出了讴歌“山那边”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