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桂萼（1908—1952），字小圃，临沧人。1931年毕业于东陆大学预科第八班，即任缅宁（今临沧）初级中学教员。1936年任教于双江县的省立简易师范。1940年，简易师范移至临沧，并升格为缅云师范学校，彭任该校校长。

 1938年，彭桂萼参加广州的中国诗坛社。1939年1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理事。在此之前，从1930年开始，他曾和李景森、蔡国铭一道主编《缅宁旅省学会会刊》三期（有两期易名为《新缅宁》），其《发刊宣言》即由彭桂萼执笔。他还主编过“边城丛书”（收入他的著述《西南边城缅宁》《边地之边地》等）和“警钟丛书”，并主编《警钟》杂志，共出版六期。

 除用本名写作外，彭桂萼使用的名字还有震声、丁屹、长戈、号兵、彭鹏。他勤于写作，“半世生涯，投掷在边疆文教的拓荒与地方自治的启蒙上”（引自《〈天海萍踪〉发端》），有著述多种（有些可以作为散文来看待）。此外，还出版了以下五种新诗集（1991年5月内部印刷的《儿歌集》不算在内）。

 （一）《震声》，由郭沫若题签，马子华作序（以《风暴中的号角》为题），1938年出版。所收为抗战前后的诗作，主要有：《算还这盘血账》《用血写满这篇伟大的史诗》《咬紧牙关吧》《叫他吞下炸弹》《投进大时代铁流中去》《加强抗战笔枪》《在后方》和《野火》。

 （二）《澜沧江畔的歌声》，穆木天题签并写序诗《赠澜沧江畔的歌者》，属“战歌丛书”之一，出版时间不详。罗铁鹰说这诗集于1940年出版，属“战歌丛书之四”；马子华则说出版于1943年，是彭的第二本诗集。但是，据《边塞的军笳》所载的“战歌丛书”目录，《澜沧江畔的歌声》为该丛书的第六本；该书第30页，标明《澜沧江畔的歌声》为“著者诗集之二”。因此，它的出版时间当在《边塞的军笳》之前，但未见原书，无法确指其出版日期。后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才知这诗集于1942年冬出版，属该丛书之第六种，为64开本，共87页。诗集所收的新诗主要有：《我们是》《流亡之群》《送郎出征》《暴风雨中悼海燕》《咆哮起来吧故乡》《悼东方高尔基》《云南持久抗战的营盘》和《通过了严冬》。

 （三）《边塞的军笳》，为“警钟丛书”之一，老舍题诗集名，雷石榆作序（题为《吹响了军笳》），警钟社1941年10月10日出版。该诗集出版后，于1941年12月被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查禁，“将所发审查证注销并没收在昆销售之成书”。所见的《边塞的军笳》似为之后的重印本，出版时间当在1945年或以后，因为书中所列的“本书著者诗集”，包括后来的《怒山的风啸》等在内。诗集原收诗13首，审查时被扣下《这群人在途中》《碧绿了茶园》和《法币到山街》三首，据说这三首后来收入《怒山的风啸》一书中。这13首诗均写于1939年至1941年间。

 （四）《怒山的风啸》，未见原书，据说由闻一多题签，属“警钟丛书”之四，1945年由缅宁长城书店出版。诗集收入《禁烟委员》《炼狱》等诗。

 （五）《后方的岗卫》，属“缅云师范辅导丛刊”（彭桂蕊主编）之四，由臧克家题签并写序（题为《后卫的前奏》），1945年春由缅宁长城书店出版。书中所收作品为《后方的岗卫》等诗18首和《后卫的尾声》，均写于1940年至1942年间。

 彭桂萼在抗战以前即开始诗歌创作，如1933年写了《假如我们的世界没有太阳》和《家庭》。前一首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愿我们的世界没有太阳，

 大家一同黑暗一同寒，

 我恨我们的世界虽有太阳，

 整个光热全被小众所独占，

 太阳光热应归大家享，

 大家快把新的太阳来手创！

 （转引自《留芳集》）

 这里有对“小众”的不满，主张人人平等；含有创造新生活的热切希望，思想倾向健康、进步。但是，作者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他说，那些诗是“在沉闷的气压下，零星逼迸出来的火花，而且完全是由个人的观点出发”。抗日战争的爆发，时代风云激荡着作者的心灵，使他逐步远离“个人的观点”，而从民族的、人民的角度来看问题，因而创作思想和诗歌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强调诗歌应该是“精神战斗的一种最最尖锐的榴弹匕首”，“需要有集团的精神，雄健的气魄，烈火的热情，钢铁的韵律，具象的描述，通俗的形式”。他的创作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彭桂萼从新文学的先辈那里广泛地接受影响，多方面去汲取营养。他曾说“革命诗人蒋光慈，格律诗人朱湘，突围诗人臧克家，朗诵诗人高兰”都是他学习的对象，只不过这四人“一则曾影响过我的过去，一则正滋养着我的目前”。更重要的是，他追踪创造社的步伐，受郭沫若的影响很深。他在论文中说“轰倒毒龙的魔宫”；诗句中有“先火化了旧的尸骸，凤凰才能够再生”，这明显是受到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和《女神•凤凰涅槃》的影响。他说，郭沫若“那种怒马奔驰，长江冲流的浩气，他那种反抗毒龙，痛剿恶魔的精神”等，“不论过去现在未来都鼓荡着我的笔锋”（《我怎样走向诗歌之路》，原载《警钟》第一期）。

 彭桂萼是伴着战鼓，挟着风雷，出现在抗战时期云南的诗坛上的。他的诗歌具有下列鲜明的特点。

 第一，紧贴时代脉搏，调子激越高昂。这是诗人受抗日战争现实鼓舞的结果。抗战初期，民心愤激，人人激情满怀，彭桂萼也在《军笳》中发出了这样的时代强音：“它的墨汁是大众的血汗，自卫的列枪是他的笔杆，它的句读是战士的头颅，锦绣的山河是它的纸张。它的旋律，是长江黄河的呼啸，它的音调，是机关枪和大炮。”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时，环境恶化，前途艰险异常，如同航道上出现“暗礁夹逆流”。这时，彭桂萼仍一往无前，愿意“掷出生命来作抵押!”“决不胆怯”。他说：“我们并不怕血雨腥风，新生命正要（一作‘爱’）血雨腥风来播种。”

 第二，立足云南，立足边地，内容富于地方特色。抗战时期，穆木天、楚图南、张光年都提出云南的文艺工作者要面向现实，认识云南，表现云南。彭桂萼在理论上也这样主张，在创作实践上则身体力行。他的诗歌的题目，不少就很具地方色彩，如《怅望着高黎贡山》《烟花开遍阿佤山》《秋到横断山头》《爬上飞龙高峰》《蛮荒夜景》等。臧克家曾指出：从彭桂萼的笔下，“我看到了一幅幅的边疆抗战图，我看到了一片片山川的风色”。另有评论者指出，诗人使我们“嗅到蛮烟瘴雨的气息……在字里行间”见1941年12月15日《云南日报》上的评介文章。

 在抗战时期，云南的文学工作者绝大多数集中在昆明。像彭桂萼这样长期在边疆并且专心致志地歌颂边疆各族人民的新觉醒，反映他们所深受的痛苦，抒写自己对边地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深情厚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彭桂萼的诗作不仅有艺术的价值，还具有历史价值。这种成就，是诗人自觉追求的结果。他在《边疆文艺工作的路标》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要“将抗战中的边地风光，涂上时代的色彩……用我们原人的粗腔，发出震撼山岳的壮吼”。他在《我是一个号兵》一诗中也写道：“我是一个号兵，／大时代的军团派定我，／踏稳云贵高原，／守住天南的壮野山岗，／……／站在铁军前列，／为新中国战取明天！”

 第三，在艺术上有明确的追求。诗人虽然师法众家，但他并不是亦步亦趋，没有自己的主见。他说：“对于诗歌的写作，也有我自己的信念。我觉得诗歌根本是口的文学……如象征派诗那样的弄到连眼也难得看懂固然根本不足取，就是格律派那种太过于诗人式了的诗，也不是当前的我们所需要！当前这大时代所需要的诗歌，必须容易由口头上朗诵出来，容易从大众的耳朵里听了进去；就是，要有正确的意识，强烈的感情，艺术的手法，通俗的形式，越能和音乐接近越好，越能和口语接近越好!”（《我怎样走向诗歌之路》）《后卫的尾声》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执着一个信念，就是，诗歌必须均有响亮和谐的音乐性，具象鲜明的绘画性，生动曲折的戏剧性；而且，要经得住朗诵……”这些论点全面与否、深刻与否姑且不论，但他能长期坚持并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自己的主张，这种精神是值得赞许的。同时，他在艺术上也确实有成就。就是在抗战初期，诗歌的标语口号毛病较明显的时候，他也极力回避感情的过分直接宣泄，而是努力追求那“热辣辣的战斗力”，强调要感染读者。他的诗歌，如《后方的岗卫》的结构，《踏上天海路线》的感染力，《炼狱》的构思都具有特色。又如下面的诗句：

 挟着风沙，／撕破云霞，／震动昆明湖，／震动堪察加，／震动大江东，／震动天山下。／这是／大时代的诗歌呀，／大时代的大军团里／战斗的军笳。

 （《军笳》第一段）

 时间是一枝无情的火箭／发一下亮，／它又滑走了四个春天。／它摆出冷酷的面庞，／用暴力推你们，／这一群出窝的乳燕，／从温暖的母怀里，／推向那遥远的天边，／推向那原始的莽原。

 （《踏上天海路线》的开头）

 这些诗句气魄雄浑，感情真挚，语言奔放而流畅，有较强的节奏感。马子华在《风暴中的号角》里指出：彭桂萼“带得有山野的气质，是那样穆然的风格。他几乎可以说是异于其他的生活在天南山国中的人”。正因为他具有这些优点和特质，郭沫若、穆木人、臧克家、雷石榆等人曾给他的诗歌以好评。

 彭桂萼在创作上有追求，有成就，但他也明确地感到自己的不足。例如有些诗的形象不够丰满，语言欠精练（如《加强抗战笔枪》）；有些诗句“因力求调协易诵反而间有不大自然处”，如“它的句读是战士的头颅”等。这一方面或因时间匆促，构思还不成熟便动笔；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成长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缺点。作家不可能没有缺点，要紧的是能正视它并“已在陆续矫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