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1919—2005），大理人，白族，1936年从家乡到昆明读书，后入中法大学。他曾加入西南联合大学的“新诗社”，参加过《中国周报》和《民主周刊》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地方戏剧的创作、整理和改编，有滇戏《牛皋扯旨》（整理）和白剧《望夫云》（改编）等。他用过的笔名有丁奂、杨光明、柳映光等。

 杨明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有小说（如《月琴回来了，弹琴的人呢？》）、散文（如《黄昏祭》）、论文（如《诗人疯子•个性解放的殉道者》），但主要是写诗。除短诗外，有约400行的长诗《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他说：在白色恐怖下，“暴力勒住我们的喉咙，要喊，就不要命！而事实上，我们也还有一些投鼠忌器，不便作声”。因此，长诗的写作颇拖了一些日子，迟迟不能完稿。一直到1945年8月16日，才“提起笔一口气写完”。

 《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于1946年5月4日出版，由李广田题签，西南联大新诗社发行。全诗共11节，如《被绑出来了》《你终生信持的功课》《人不如猪》《结算，我们要结算》等。前面有何达的《我们不是“诗人”》（代序），书末有《后记》。

 长诗写一个爱国的农民，不明不白地被抓去顶替豪绅子弟当兵。当官的克扣粮饷，凶狠地毒打这些壮丁，士兵忍饥挨饿，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由于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拥兵以伺机发动内战，所以“一心打国仗的人离战场的路竟这么远”，并且最后倒毙在陌生的都市里。

 这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千千万万贫苦农民共同的命运。长诗在开头就写道：“被绑出来了，／从茅屋里；／被抓出来了，／从田地上；／被拖出来了，／从祖国的每一个村庄：／千万个忠实的农民。”在结尾处，提出要向“发了国难财”“发了国难权”的人算账，而债权人包括“死在战场”和“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包括全体“没死的人民”。为被虐杀的抗日士兵鸣不平，向虐杀他们的统治者抗争，这是不少作家共同关注的主题。楚图南的《旅尘余记•死在路边的战士》写战士在路边悲惨、寂寞地死去；李乔的《饥寒褴褛的一群》、罗铁鹰的《饥疥化部队》令读者流下同情而愤怒的眼泪。这首长诗的特点，在于主题的深化。它是长期以来，在白色恐怖下积累起来的深重、窒息的心灵痛苦的总爆发；指出战士“把生命向祖国投资”而“国家却没有收到你贡献的一份力量”。长诗多方面、多层次地描写中国士兵的不幸，最后归结到“结算，我们要结算！／我们是股东，／我们是主人”，提出对“那些政治上的市侩和奸商”算总账。长诗内容层层深入，有力地把矛头指向反动派。

 为了突出这一主题，长诗采用了对比和强调的手法，加深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一)报国有心和报国无门的对比。这个士兵是有民族感的农民，他愿意当兵，但对“抓壮丁”不满，怒斥“拉拉扯扯干哪样”；他对家人的号啕大哭生气，说：“国仗是要大家打……为啥子眼泪郎当!”家破人亡、挨骂挨打的遭遇也没有消磨他“打国仗”的雄心壮志。但是他报国无门：“战场的路，于你这样远”，到死也“没有摸索到火线的边沿”。如果说，为祖国而战的士兵沙场流血，马革裹尸，青山埋骨，这是悲壮，会激励后人，那么，战士因被剥削、压迫和惨无人道的凌辱而死在战场之外，这就具有极大的悲剧性，更能点燃人们心头愤怒的火焰。

 (二)被虐杀的战士和“发国难财”“发国难权”的人相对比。长诗写士兵类乎“两脚兽”，甚至吃的还“人不如猪”；他们被毒打以至被活埋。而“在你们累累的白骨上，他们建起了高高的纪念碑，华丽的洋房!”长诗的这些对比描写，悲惨处令人心痛，凶残处令人发指。

 此外，长诗的构思比较成熟，锤炼认真，语言简约。如“抓壮丁”时的“绑”“抓”“拖”的动作，准确而传神；又如一些鲜明的对比：“打国仗的人，家里没有人管”，“死亡的影子晃在眼前，战场的烽火却远在天边！”“你志在前线，却死在后方”。这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长诗中的一些描写，如“蚊子，跳蚤／因为你身上没有血／只得使劲叮你的骨头”，“背上的鞭痕，／连起来／长过你们走来的路”等，虽极为夸张，却使人感到很真实。

 杨明说，不应把《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当做“诗”来看待，应把它当做“生存斗争的武器”。和讲究“永恒的价值”“清高”的所谓诗人相比，他反感于“诗人”这一称呼。他在论屈原的文章中说过：“人生的苦闷，羊一样驯服的生活里没有。人生的苦闷，狗一样贪婪的生活里没有。人生的苦闷，蛆一样污秽的生活里没有。人生的苦闷，只有存在于伟大的斗争生活之中。苦闷的蒸发，就是艺术，就是诗，也就是屈原的《离骚》。”他把诗和伟大的斗争联系起来，认识是深刻的。长诗融进了政论的因素，有雄辩的说服力。作者摒弃了诗的“温柔敦厚”，诗句或剑拔弩张，或冷嘲热讽，又颇接近杂文的表现手法，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较高的成就，从思想的深邃和尖锐，视野的广阔这一角度来看，在云南现代文学史上，它和光未然的《雷》颇有相接近的地方。

 有人认为，长诗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阴谋没有揭露，这自然是事实。不过，我们应注意到它写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再说，从长诗的主题考虑，也不一定要和内战问题联系起来，虽然他对反动派发动内战是反对的。杨明在《八年啦》一诗中曾明确地说：“警告你们快快放下枪杆，／不能再打内战”了，还斥责反动派：“联敌伪进攻人民，你们的心上生了疔。”

 邱晓崧（1913—2002），云南建水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从昆明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和新诗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文学活动，可分为编辑、出版和创作两个方面。

 1937年底，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人的通知，邱晓崧负责为省工委的公开刊物《南方月刊》筹款。刊物以他的名义办理登记手续，他还任发行人。但当时他在蒙自，只负责筹款、写稿，其他工作均没有参加。40年代，邱晓崧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积极投入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1943年5月，他以《枫叶文艺》月刊（后改为《枫林文艺》丛刊）发行人的身份申请备案并任该丛刊的主编（和魏荒弩共同负责）。丛刊出版了六期后，他往重庆筹组“诗文学社”，出版了《诗文学》两期和“诗文学丛书”五册。在《枫林文艺》和“诗文学社”的活动中，邱晓崧筚路蓝缕，全心全力，几乎是独力支撑。他“一心扑在刊物出版事业上，既出钱、又出力，而同时也迎来了他自己诗歌创作的高潮”（魏荒弩：《枫红似火》）。

 邱晓崧写诗，态度比较严谨，加上为生活奔波等原因，所以作品不是很多。1944年，在“诗文学丛书”广告中，列有他的诗集《雪之家》，因抗战胜利，单位、人员大量复员分散，丛书未能继续出版。一直到1993年5月，《雪之家》才印出，共收入新诗29题，写于抗战时期的有11题。这11题经过增删，从题目到内容，和原刊稿不完全相同。

 他的诗，爱憎感情相当强烈，有较强的时代感，奏出了爱国主义的旋律，善于把“小我”和“大我”结合起来。《苦杯》写离愁别恨之缠绵悱恻，但“我”却立誓：“举起投枪，／戳穿鬼子的胸膛，／踏着殷红的血迹，／回到你温暖的怀抱来。”《在爱与死的废墟上》写一个经过“八个月的囚徒生活”的女战士，在临刑前给异国的情人（也是战士）写信，说：“你的快乐全被我带走了，／留给你的只是一把长剑和寂寞。”她期望两个抗争的民族，“一齐迸射出那高强度的复仇的烈火吧！／最后，将敌人海葬到太平洋里去”。他的《出征记》也有这样的特点。总之，笔触所描述的爱情、亲情，无一不和民族的存亡、人民的欢乐与哀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诗，以感情真挚、语言朴实、不尚雕琢为特色。

 《出征记》为诗剧，这使我们想起梅绍农的《平行线的悲哀》和柯仲平的《风火山》。这三部诗剧产生的时代不同，各有其特殊的意义。但后出的《出征记》，比之《平行线的悲哀》，眼界显得较宽阔；比之《风火山》，它所反映的生活较为实在。当然，《出征记》也有弱点：诗句不够精练，如“心中一点希和望”就是败笔；小儿子送别时唱给父亲的歌，内容有“大人化”的倾向，不完全符合小儿子的特点。

 邱晓崧的诗，激荡着时代的风云，表露出作者忧国忧民的滚烫情怀。因此，一直到现在还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如《苦杯》《弃婴》《什么是“生活”》就分别被选入《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文学书系》《中国四十年代诗选》和《遗忘的脚印》等书中。